张文木：长江与国防|【好文】2023-12-08

交通问题亦是国防问题。对渔民来说长江的意义是打鱼，对商人来说长江的意义是赚钱，但对于国防来说，长江的意义是交通。目标、效率和速度是军事管理的三要素，后二者成败的关键在于交通。

自然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是人走出来的，而水路则是数亿年间大自然预设的，因而是最稳定的。

救灾效率是检验交通通畅水平的试金石。对此，我们感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那次冰灾，其间整个电闸都关闭了，许多野外架线设备被冻得变形，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聚集着大量的等车人。那时高铁还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不知道今天的高铁如果遇到那样的情况还能不能开，轨道会不会发生变形，况且极端雷雨天气对高铁运行有着极大的限制。再比如，我军正在进行信息化建设，但救灾大部队到了汶川迟迟不能迅速进入灾区，部队进去后通信信号在深山里又不通畅。这迫使我们军人从几千米的高空实行高危空降。为什么？因为人工道路及其可依赖交通工具都失去作用。可见，最靠得住的交通就是最自然的交通。发展高铁、电气化运输，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东西与最自然的东西比，其稳定性要差得多。但在战时如果因此导致兵员及装备送不上去，责任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军事的问题，既要重视人工交通，提升交通的科技含量，更要重视自然交通，尽量保留、利用稳定性较好的交通。对长江而言，我们要更多地从国防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提出“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3]的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应该考虑再加上一个“国防长江”。

在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大自然赐予我们最长且横贯东西的交通线就是长江，它由西至东蜿蜒曲折6300余公里汇入大海，途经11个省市，比较国内其他河流而言，它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4]

中国国防体系呈“工”字形，上（北）边一横是长城，下（南）边一横是长江。连接北南两线的陆路是从北京到武汉的线路，水路是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黄河九曲，其运输条件远不如长江。隋朝之前，中国江南的经济开发尚未充分，因而长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离北方战事，隋朝是在过江平陈的基础上建立的，在组织南下平陈的战争中，身为前线总指挥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意识到资源运输的瓶颈问题并在继位后修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接南北交通的还有“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即从武汉北上的陆路。其特点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5]三国时期，争夺时间最长也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荆州。诸葛亮说“此用武之国”[6]武汉是它的中心，因汉江三分[7]，由武而昌。

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黄河而是长城，沿长城一线多是当时战争爆发的集中区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线，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线；而大乱时期，能够保住弱势汉政权的往往要归功于长江，由此构成中国古代王朝国防的第二道防线。而联系两江的，水路是大运河，陆路则是“一条路入秦陇去，落日仿佛见太行”[8]的京广线的咽喉武汉。武汉在中国国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点的作用。

但是，只是到了隋朝的时候，中国国防“工”字形结构的水路连接才真正完成，而长江的国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时期才真正得以显示。在隋之前，长江以南多是荒蛮之地，天险难越，人过不去，南北两隔，南方没有充分开发。隋之后，南方逐渐开发，这为盛唐出现和南宋长期偏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样也使长江的国防作用加速提升。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后来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边”之事就不可能发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规模资源的持续跟进，大运河的建成为南方资物持续北进、保障北线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条件。

有人认为高科技可以改变或消除地理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其中的国防功能。比如飞机、高铁等拉近了传统距离。但我们必须清楚，运输工具变革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在和平时期，运品数量和时间没有严格限制条件，现代运输工具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在战时，情况就不同了，战争时期的装备运输不仅有明确的时间要求，而且牵涉到的不是几个人、几十人，而是数十万人的成建制部队和装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运输的问题，成建制装备如果跟不上，前线任务就不能完成。在战争中，高科技有先发“点火”的作用，但对“火势”燃烧的方向却无能为力。“火势”即人心。赢得人心需要战略、政策设计等，而落实战略、政策的前提是大部队对所占地区的控制。军队控制需要物资支援，在此，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装备物资运输，就是一个仅凭高科技解决不了且绕不过去的地缘政治问题。

美国打仗武器技术含量很高，但往往是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很快点燃起战火，初看似赢，继而就因资源跟不上而无法持续。美国人过度地依赖高科技，但在阿富汗作战，一辆坦克不如一头毛驴，毛驴可以行动自如，但坦克不行。高科技无法按照人的意志大规模地改变地理环境。一场战争赢在装备，而且是极大规模的装备跟进。这些长时间内仅靠飞机、高铁等高速工具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容易受影像的误导，认为一场战争仅凭一群身怀绝技的高手就可以解决问题，在特殊时间和环境中，这种剑走偏锋的方式会有相当的积极作用，但不可持续。

毛泽东说：“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9]历史的常态表明，如果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跟进，地区形势是无法控制的。美国二战之后的战争失败，其原因多在于开战后大规模的装备不能随部队同步和持续跟进。对于伊拉克，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打完就走，不解决任何问题；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军要上去占领，但战场离美国本土的路途过于遥远，不能提供大规模的装备和部队持续补充，结果是陷在中亚欲罢不能。

即使实现了大规模的装备远程投送，但不同地形对战斗力也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山地和平原，平原的地形适合大部队作战，而真正的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那样的成建制集团军作战，集团军所释放出的合力要大于处于分散状态的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0]

这就是说合力要大于单个的力。但这是有条件的，即这种力只能在平原地带才能发生。中国只有中原和东北平原适合于这种集团作战力的形成——逐鹿中原成了历代割据一方的枭雄们的最高理想，而控制中原就拥有了在山地无法形成的集团军战斗力的地理条件，同样也就有了坐拥天下的条件。

但是这种集团战斗合力也有克星，这就是占中国2/3的山地。多山地形像一把把竖起的钢刀，使进入其中的成建制的部队合力一一分解，由此可以解释蒋介石的欧式军队于20世纪30年代在湘赣山区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败的原因。如果说山地是游击战的乐园，那么平原则是大部队运动战的理想天地，成建制的大部队在山地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游击战在此却可大显身手，神出鬼没的游击战士可将强大对手在山地消耗得精疲力竭并最终将其一一消灭。同样的道理，从山地出去的游击作战力量如不能迅速学会大部队集成作战，那么也会被拥有强大正规部队的一方所吞没。自古兵家都要逐鹿中原，而在中原的赢家多是运用集成战斗力的行家。

即使是同样的地理环境，由于国家版图的样式不同，其中的交通从而国防功能也是大相径庭。多瑙河是影响欧洲地区的重要河流，与中国长江比较，它被一个个主权国家分成了不同的河段，几乎完全失去了国防功能。

河流是先于人工陆道的交通线，它因此也就成了中国东西联系从而中国统一的最基础和最古老的纽带。从国防的视角看，如果说长城的意义更多的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犯和外族的入侵，那么长江对我们的意义更多的是国家统一。

中国长江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的国防压力则更多的是由中国东北压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长向西南转移（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