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思想并不产生于书斋中的空想，而是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 。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后的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 。尼赫鲁手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 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面对同样的事件，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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