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国君的长子，但因为母亲的地位不高，常年遭受国君的冷眼羞辱。
成年以后，国君给你娶了另一个国家的嫡女做妻子，即将完婚的时候，国君发现她非常貌美，便临时改变主意，强占了你的妻子。
等国君病重的时候，太子年少，根本不能继位理政，需要你这个庶长子担负重任，做一段时间的过渡人物，太子成年以后，再把军政大权交给他。
到底是趁机夺位，发泄数十年积攒的怨恨，还是尊重礼法，坚持做一个过渡人物？
这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四篇文章《藏僖伯谏观鱼》的历史背景。
但因为灭商以后，周公旦要留在镐京辅佐周武王，周武王驾崩，周公旦又要辅佐周成王，便没有到鲁国，而是命长子伯禽代替自己就封。
此后，周公旦薨逝，葬在毕地，陪伴在周文王的身边，伯禽则始终在鲁国，事实上成为鲁国的第一代国君。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辅武王。”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自鲁公伯禽开始，鲁国共经历了十二代国君，周幽王死后两年，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即位，我们的故事便正式开始了。
鲁惠公的原配夫人是孟子，但这个孟子不是儒家的亚圣孟子，而是宋国女子。
孟代表家族排行，和“伯”是同一个意思，在“伯仲叔季”中排行老大，子代表姓氏，宋国就是子姓国，排行和姓氏合在一起，便称为孟子。
孟子嫁给鲁惠公以后，没有生育子嗣，很快便去世了，反而是地位不高的“贱妾”声子，给鲁惠公诞下庶长子，称为公子息。
根据礼法，妾就是妾，没有资格上位做正室夫人，妾生育的子女，除非过继给正室夫人，否则也没有资格继承国君。
于是，鲁惠公又迎娶宋国的仲子做正室夫人，两人生下嫡子公子允并立为太子之后，鲁惠公便薨逝了。
按照《春秋左传》的说法，鲁惠公迎娶仲子，是因为仲子出生的时候，手掌上有三个字——鲁夫人，鲁惠公认为是天意，便迎娶仲子做正室夫人。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我。”
而《史记·鲁周公世家》里说，仲子原本是鲁惠公给公子息娶的夫人，结果仲子到鲁国以后，鲁惠公发现仲子非常貌美，便临时换上公子息的新郎礼服，和仲子拜堂成亲。
“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
《春秋》是鲁国的官方史书，必然要为尊者讳，关于鲁惠公再娶的事，只能记录既定事实，不能记录具体过程，还编造了“鲁夫人”的神话掩人耳目。
因为就在鲁惠公迎娶仲子之后，鲁国和宋国爆发了一场战争，宋国大败，鲁宋的关系降到冰点。正常情况下，一边联姻一边交战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鲁惠公既是好色，也是看不起贱妾生下的公子息，贵族嫡子继承国君是他的执念，为此不惜和邻国开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723年鲁惠公薨逝以后，年幼的公子允继续做鲁国太子，而公子息以庶长子的身份，成为鲁国的摄政，后世称为鲁隐公。
事实证明，鲁惠公的自以为是，给后人造成巨大的干扰，间接导致鲁国错失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实事求是的说，鲁隐公有非常出色的治国能力，刚成为摄政不久，他便开始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巩固鲁国的国际环境。
邾国是鲁国的附属国，国都在曲阜的东南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邾国是鲁国的腹心，只要稳定邾国，鲁国就不会出大问题。就像朝鲜是中国的腹心一样，历来的外交活动，都要把对朝关系放到第一位。
所以鲁隐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公元前722年，和邾国国君邾仪父在蔑城会盟。
虽然鲁宋联姻暂时破裂，但鲁惠公曾迎娶宋国的孟子、仲子，鲁宋的共同继承人公子允又是鲁国太子，属于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所以鲁隐公摄政以后的第二件事，便是与宋国在宿城会盟。
而宋国面对既成事实，也没有理由纠结仲子的婚事，毕竟多一个盟友多条路，鲁隐公都放下心结了，宋国有什么放不下的。
和解，对两国都有好处。
“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冬十月，伯姬归于纪。纪子帛、莒子盟于密。”
春秋初期和后世不同，所谓的戎狄并不都是在长城以内，而是遍布中原，各诸侯国的国人一旦离开城池，就有可能遇到戎狄劫杀。
鲁隐公和戎狄会盟，会盟地点又在鲁宋交界处的唐城，有利于稳定鲁国的南部边疆。
纪国在鲁国的东北部，紧邻齐国都城临淄，鲁国和纪国联姻，不仅可以稳定鲁国的东北边疆，也能在齐国附近埋一枚钉子，一旦齐鲁爆发战争，纪国便可能站在鲁国一边，抄齐国的后路。
这件事看似和鲁国没有关系，但因为鲁国和纪国已经联姻，那么两国会盟极有可能是鲁隐公的安排，而纪国和莒国处于山东半岛的南北两端，这意味着通过纪国做中间人，鲁国巩固了东部边疆。
短短两年时间，鲁隐公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缓和了摄政初期的不利局面，巩固了鲁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国际环境，放在整个春秋时期，鲁隐公也是一等一的英雄豪杰。
这就意味着，鲁隐公统领鲁国军政事务是没有合法性的，只要有机会，其他实力派随时可以取代他。
数百年前周公旦辅佐周成王的时候，管叔鲜和蔡叔度就不服，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更何况鲁隐公是贱妾之子，又没有立国的大功傍身，怎么可能压得住各路实力派，那些鲁国的野心家，怎么可能对鲁隐公心悦诚服？
所以在鲁隐公巩固国际环境的同时，鲁国的各路实力派都在蠢蠢欲动。
“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这件事没有记录在《春秋》原文里，左丘明写的《春秋左传》才提了一句，因为鲁隐公刚和邾国会盟，鲁国南部的费伯，便在没有鲁隐公命令的情况下，私自修建了一座郎城。
费伯没有鲁隐公的命令私自筑城，说明他已经有了不臣之心，准备积蓄实力问鼎曲阜，或者割据鲁国西南，在鲁宋之间左右逢源，获取最大化利益。
“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同年冬，郑国共叔段之子公孙滑跑到卫国，郑庄公统帅成周八师和虢国兵马讨伐卫国，并请求邾国出兵支援。
之所以要请邾国出兵，极有可能是郑庄公不清楚鲁隐公的态度，便向邾国发出邀请函，试探鲁隐公。
正如郑庄公所料，邾国接到邀请以后，便派使者到曲阜汇报，但邾国使者没有直接见鲁隐公，而是去见了公子豫。
这说明邾国和鲁隐公会盟是臣服于鲁国，不是臣服于鲁隐公，公子豫极有可能是鲁国的实力派，比鲁隐公更得邾国的青睐。
而鲁隐公不同意出兵，公子豫直接统帅邾国兵马出国参战，更说明公子豫和邾国不把鲁隐公放在眼里。
无骇是鲁国宗室，官居司空，极是鲁国的附属国，位置在费城西部，费庈父就是费伯。
鲁隐公命司空无骇讨伐极国，一方面可以控制战略要地，以兵力威慑费伯，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军功，震慑曲阜的实力派。
但费伯敏锐察觉到鲁隐公的目的，在司空无骇刚准备开战的时候，便率先攻灭极国。
这样一来，司空无骇便没有理由继续停留，只能原路返回曲阜，费伯反而可以趁机占领极城，实力越来越强。
鲁隐公试图集权而发动的战争，彻底失败了。
鲁隐公没有试图集权的时候，有些实力派不知道他的手段如何，可能还有一丝顾虑，但鲁隐公集权失败，底线便暴露了，所有人都知道，鲁隐公暂时没有能力再次集权，这段空窗期是所有实力派的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便发生了我们在《石碏谏宠州吁》里说过的一件事——
“隐公四年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公子翚）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
公子州吁造反成为卫国国君之后，和宋、陈、蔡组成联军讨伐郑国，因为宋鲁是联姻关系，便邀请鲁国共同出兵，但鲁隐公和大夫众仲认为，公子州吁不能成事，决定不出兵参战。
鲁国公子翚则坚决要求出兵，希望在战场立功以后，得到宋、卫、陈、蔡的支持，然后回到鲁国执掌权柄。
公子翚数次请求出兵，鲁隐公数次拒绝，最终公子翚不顾鲁隐公的命令，私自统兵出国参战。
做了四年的摄政国君，鲁隐公虽然在外交战线上开疆拓土，却在鲁国的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摄政地位摇摇欲坠。
面对鲁国的混乱局面，鲁隐公的叔叔藏僖伯，感觉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决定给鲁隐公提些建议。
公元前718年春，鲁隐公准备到棠城观看捕鱼，藏僖伯认为时机到了，便提了一系列建议，表面上是劝阻鲁隐公到棠城观看捕鱼，实际上是给鲁隐公提出治国理政和政治斗争的方法论。
“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藏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物章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棠城，其实就是鲁隐公和戎狄会盟的唐城，在曲阜的西南部120公里左右，紧邻费伯的费、郎、极三城。
鲁隐公到棠城观看捕鱼，可能是感觉心累，到那里放松一下，但不排除有另外两种可能——
鉴于讨伐费伯失败，鲁隐公要亲自考察行军路线、计算粮草消耗，以及棠城附近的地形，为下次讨伐费伯做准备。
鲁隐公以身入局，亲自到费伯的地盘附近，试探费伯的反应。
但藏僖伯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是对祀与戎没用的事物，君主都不应该关心。君主要做的是制定规矩，让人事物都遵守规矩有序运行。规矩如果破坏，君主就要失败。”
“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都是以打猎的名义习武练兵，这样每年就要进行四次小型演习，三年在国都郊外进行一次大演习，演习结束以后，兵马进城可以震慑众人。
而给参与演习的兵马赏赐饮水，可以计算实际参演人数以及需要消耗的物资。
一旦在军队建立起森严的纪律、明确的等级，国君的威仪便出来了。
这段话是藏僖伯教导鲁隐公，如何练兵、如何掌控军队、如何利用军队确立自己的权威。
“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吏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祭祀不用鸟兽的肉，可以保护制造弓箭的羽毛，国家重要礼器不用皮革等，可以保护制造铠甲、弓弩的军用物资。
此外，山林川泽里的民用物资、官吏的工作职责，国君都不能随意干预，只要简政放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充分调动社会的活力就可以了。
这段话是藏僖伯教导鲁隐公什么是用人，什么是国家经济的底层逻辑。
藏僖伯的三段话，完全是针对鲁隐公面临的问题来说的，简明扼要一针见血。
藏僖伯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这些建议必须由正式国君执行，才能达到目的，而鲁隐公是缺乏合法性的摄政，必须亲历亲为一段时间，用军功和政绩压制各路实力派，才能执行藏僖伯的正确建议。
于是鲁隐公听完藏僖伯的话，依然以巡视边境的名义去了棠城，而藏僖伯说自己有病，就不去了。
“公曰，吾将略地也。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从。”
同年十二月，藏僖伯去世，鲁隐公非常悲痛，说“叔父不让我去棠城观鱼，我没听，但叔父说过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然后提高藏僖伯的葬礼规格，让他风光下葬，哀荣备至。
“冬十二月辛巳，藏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所谓正确的建议，往往是以完全中立的立场来说的，但听取建议的人，很多时候都被不同的现实环境所左右，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立场。那么能不能接受正确建议、能接受多少，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既然藏僖伯的建议不适合现阶段的鲁隐公，那么鲁隐公便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诸侯国之间左右腾挪，寻求有利于自己和鲁国的机会。
公元前718年，宋国侵犯邾国，邾国知道鲁宋是联姻关系，鲁国不可能给自己撑腰，便向常年和宋国交战的郑国寻求庇护，并愿意放开国境，请郑国绕道邾国，出其不意的进攻宋国。
郑庄公统兵出征，直接攻破宋国都城的外城。
灭国危机就在眼前，宋殇公立即命使者到曲阜求援，鲁隐公问使者：“打到什么地方了”，使者说“外城已经破了，内城还在坚守”。
鲁隐公的重心在鲁国，原本就不想出兵打仗，听到使者的话，大怒：“既然宋国没有灭亡，我们就不去了。”
鲁隐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没有出兵救援，自然得罪了宋国。
而鲁宋关系破裂，鲁隐公就必须寻找新的西部盟友，谁最合适呢？
但鲁国和郑国没有联系，数年前公子翚甚至统帅鲁国兵马，参与了诸侯讨伐郑国的战役，如今直接建交不现实。
正好，齐国和郑国是盟友，鲁隐公决定从齐国入手，逐步和郑国建立外交关系，用郑国制衡宋国，保护鲁国的利益。
公元前717年，鲁隐公发出邀请，和齐国在艾城会盟，两国决定摒弃前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事实证明，齐国确实是优秀的红娘，鲁隐公很快就收到郑国释放的善意。
“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
郑国始祖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受封立国的时候，另外得到山东境内的祊城，在郑国陪同周王祭祀泰山时提供祭品。
周公旦辅政的时候，周成王把许昌东南的许田赏赐给他，用来给鲁国朝觐周王和周公旦时提供住宿。
现在天下大乱，周王不再祭祀泰山，祊城就是郑国的一片飞地，而许田就在郑国附近，于是在公元前715年，郑庄公向鲁隐公提议：
一座城池的得失，对于大国来说不算什么，但交易城池的背后，是远隔千里的两个国家，正在发生一段新的外交关系。
同年，经过齐国牵线搭桥，宋、卫、郑三国和解，并在温县会盟，暂时罢兵休战，鲁隐公向齐国使者说：“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其实也是在感谢齐国，给鲁郑两国建交做出的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714年，郑国和宋国重新爆发战争的时候，鲁隐公坚决站在郑国一边，并亲自统帅兵马和郑、齐两国伐宋。
鲁隐公不是不愿意出兵参战吗，为什么突然改变立场了？
因为这次出兵讨伐的是宋国，费伯的三座城池就在鲁宋交界处。
一旦成功，鲁隐公就能得到军功，获取巨大的声望，回到曲阜便能顺利推行改革，落实藏僖伯的正确建议，甚至可以利用战争的有利时机，构建起针对费伯的战略优势，为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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