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了，我们来继续聊《古文观止》背后的故事吧。
《古文观止》的第六篇文章《藏哀伯谏纳郜鼎》，和第四篇文章《藏僖伯谏观鱼》是姊妹篇，核心思想都是国家要建立政治秩序，国君要树立权威，朝野拥有定于一尊的核心领袖，各种事务有序运行。
然而《藏僖伯谏观鱼》的主角鲁隐公，用十年的时间努力去做，《藏哀伯谏纳郜鼎》的主角鲁桓公却嗤之以鼻，用十八年的时间，证明了没有战略定力的国君，到底是什么样子。
公元前712年，鲁隐公遇刺身亡，公子允即位，史称鲁桓公。
数年前，鲁隐公和郑庄公达成协议，要把鲁国祭祀周公的许田交给郑国、郑国陪同周王祭祀泰山的祊城交给鲁国，一方面巩固两国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开拓两国的势力范围。
但因为那些年战争激烈，交易始终没有完成，鲁桓公即位以后，郑庄公便命人到曲阜，催促鲁桓公正式完成交易，以免夜长梦多。
那时鲁桓公刚即位，需要巩固和郑国的盟友关系，听到郑庄公的请求，便同意了。
公元前711年3月，郑庄公给曲阜送去大量玉璧，感谢鲁桓公落实协议，同时也是补偿祊城小、许田大给鲁国造成的损失。
鲁桓公收下玉璧，4月便和郑庄公会盟，正式完成两城的交易，并发表共同宣言——“背弃盟约者，国破家亡。”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结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
这件事是鲁郑两国早已达成的协议，完成落实是正常流程，不应该有任何附加条件。郑庄公为了尽早落实便给鲁桓公送玉璧，鲁桓公贪图财富便收下玉璧，其实是不符合流程的。
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来，鲁桓公是注重短期利益的人，为了短期利益，他可以放弃对鲁国名声、地位有利的长期利益。
而就在鲁桓公和郑庄公完成交易的时候，宋国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
宋国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倾国倾城，有次出门，被宋国大宰华父督见到了，华父督一见倾心，目送很远才恢复常态。
此外，司马统领宋国兵马，大宰掌管宋国政务，可想而知，孔父嘉和华父督一定是政敌。而宋殇公在位十年爆发了十一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宋国的经济，那么司马孔父嘉的地位、功劳一定超过大宰华父督。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父督为了抢夺美女、清除政敌，便在宋国编造流言：“民生困苦，都是司马孔父嘉的问题，和我没关系。”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
公元前710年春，华父督制造的舆论已经产生社会效应，华父督便起兵诛杀孔父嘉，不仅清除了最大的政敌，还抱得美人归，双赢。
宋国的大宰诛杀司马，绝对属于政变了，所以宋殇公非常生气，命人去责问华父督，让他给个说法。
以正常情况来说，宋殇公必须诛杀华父督，或者华父督自杀谢罪，才能给宋国朝野一个交代，否则宋殇公就要戴上“昏庸无能”的帽子。
想到这里，华父督非常害怕，便横下心来，统兵进宫诛杀宋殇公，随后迎接流亡郑国的公子冯回国，拥立为国君，华父督彻底掌握了宋国的军政大权。
虽然华父督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但发动一场政变，影响非常不好，为了取得各诸侯国的支持，华父督便发起“金元外交”，大肆贿赂各诸侯国的国君，希望他们不要趁机出兵干涉宋国内政。
这座鼎原本是郜（gao）国的镇国大鼎，宋灭郜以后，镇国大鼎被迁移到宋国，现在又被华父督迁移到曲阜，送给鲁桓公，所以这座鼎又称为郜鼎。
鲁桓公得到郜鼎以后，收藏到祭祀周公的太庙里，做为奉献给列祖列宗的战利品。
如果是鲁桓公出兵消灭郜国夺取大鼎，自然可以称为战利品，收藏到太庙里无可厚非。但郜鼎是宋国的乱臣贼子贿赂的，鲁桓公又收藏到太庙里，便是向外界传递了两个意思——
1、鲁桓公不是清正廉洁的人，可以用贿赂、糖衣炮弹征服他。
这两层意思一旦在朝野形成共识，对于鲁国的政治秩序来说，绝对是毁灭性打击，鲁国极有可能成为贿赂横行、目无纲纪、山头林立、朝野纷争的混乱国家。
正因为如此，鲁国大夫藏哀伯便不同意鲁桓公的做法，希望他不要把郜鼎收藏到太庙里，并旁敲侧击的提出一系列建议。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做为一国之君，必须颁布法令、明确道德，做为百官的行为准则。
春秋时期，针对百官的法令是贬官、削爵，道德是忠于国君、和睦九族，而现在针对百官的法令是双规、逮捕、判刑，道德则是忠于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
“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简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这段话有很多生僻字，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总的意思是说，历代先君都通过饮食起居来提倡节俭，通过衣物饰品来明确尊卑等级。
一句话，要建立严格的政治秩序，每个人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即可，不能越界。
只要政治秩序能够建立起来，百官便不敢轻易违反，国君便有了权威，国家也可以有序运转。
“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以上说的，就是历代先君留下来的治国治家的正道，可现在您是怎么做的？
您把宋国贿赂的郜鼎放进太庙，以后上行下效，百官都效法您收受贿赂，您该如何处罚？治国就是治吏，国家衰败往往是从腐败开始的，而百官之所以腐败，源头便是国君自觉或不自觉的鼓励腐败。
藏哀伯的建议，归根到底是劝鲁桓公不要接受郜鼎，更不要放到太庙里，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鲁桓公虽然曾是鲁国太子，但毕竟是刺杀鲁隐公成为国君的，根据礼法，鲁桓公就是乱臣贼子。那么承认宋国的政变，可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
春秋已是比烂的世界，只要大家一起烂，我就不是最烂的。
鲁桓公的母亲是宋国的仲子，那么宋国便是鲁桓公的最佳外援。接受郜鼎，便是向宋国释放善意，把郜鼎放到太庙，意味着非常重视公子冯、华父督组成的宋国新班子。
所以听到藏哀伯的建议以后，鲁桓公的反应是——“公不听。”
鲁桓公把郜鼎放到太庙，等于放弃了鲁隐公经营的鲁—齐—郑盟友关系，而是和近在咫尺的宋国结盟。类似于我国放弃和美、欧的外交关系，决定和俄罗斯共同进退。
如果鲁桓公能保持战略定力，彻底和宋国绑定在一起，外交和经贸都能互通有无，雄霸中原的鲁宋联盟，未必不能长久。
但鲁桓公缺少的恰恰是战略定力，此后在外交关系方面，鲁桓公左右横跳了三次，不仅劳民伤财，还没有提高鲁国的国际地位。
“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
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到齐国的嬴城定下婚约，随后命公子翚（hui）到齐国迎亲，鲁桓公亲自到讙城，迎接正室夫人姜氏回曲阜。
齐国是鲁国的邻邦，正常情况下，迎娶齐国夫人可以巩固两国关系。
但问题是，鲁桓公的母亲出自宋国，鲁桓公又接受了宋国送来的郜鼎，那么鲁宋两国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戚。而齐国和郑国是建交多年的盟友，郑国和宋国又是常年爆发战争的敌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齐国如何信任鲁桓公？宋国如何放心的把后方交给鲁国？
纪国是齐鲁之间的小国，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西南部，但纪国是鲁国的姻亲，相当于鲁国势力范围的延申，那么齐、郑到访纪国，唯一目的是消灭纪国，进而敲打鲁桓公，让他不要朝三暮四。
周桓王知道这件事，便命周朝大夫仍叔之子出使鲁国，邀请鲁国出兵，和周桓王、陈、蔡、卫一起讨伐郑国。
当然了，齐郑灭纪的战争没有爆发，鲁桓公也没有出兵资助周桓王，周桓王在繻葛战败，被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威严扫地。
这两件事让纪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便到曲阜寻求援助，希望鲁桓公看在姻亲的份上，帮纪国一次。但鲁桓公拒绝了，说爱莫能助，纪国无奈之下，把女子嫁给周桓王做王后，谋求自保。
鲁桓公的自作聪明，导致鲁国得罪了齐、郑、宋，更让一个忠诚的附属国离心离德。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薨逝，公子忽成为郑国国君，史称郑昭公。
因为公子忽的母亲是邓国女子，早年间嫁给郑庄公的时候，迎亲人是郑国大夫祭仲，所以祭仲非常支持公子忽。但郑庄公的少子公子突，母亲是宋国大夫雍氏之女，宋国希望有血缘关系的公子突继任国君。
于是宋国以商谈国事的名义，把祭仲骗到宋国逮捕起来，要求祭仲发誓拥立公子突，否则立即砍死。随同而来的公子突也被捆绑起来，宋国要求他做国君之后，每年都给宋国送大量的钱财。
望着杀气腾腾的宋人，祭仲便承诺拥立公子突，公子突承诺每年给宋国送钱。
回到新郑之后，两人发动政变驱逐公子忽，公子突成为郑国国君，史称郑厉公，祭仲则更进一步，成为郑国独揽大权的权臣。
“桓公十一年夏，郑庄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
因为鲁桓公是宋国的亲戚，郑厉公是宋国的姻亲，那么通过血缘关系，鲁、宋、郑就有可能整合起来，成立黄河流域的大联盟，称霸天下。
“桓公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公元前700年，鲁桓公频繁出访会盟，目的就是奔走串联，促成黄河流域大联盟。一旦完成，鲁桓公做为召集人，必然成为郑庄公之后的下一个霸主。
鲁桓公的出发点没问题，但他低估了同伴，高估了自己。
对于宋国来说，拥立郑厉公不仅是求财，更重要的是，郑国向宋国交纳岁币，意味着宋国彻底征服郑国，雄据中原。
和郑国联手，相当于给郑国喘息之机，宋国怎么可能愿意？
更何况，鲁桓公即位多年，没有显赫的战绩，没有崇高的声望，亲自出面促成这件事，其实是德不配位的，宋国并不愿意屈居鲁国之下，听从鲁桓公的号令。
而郑厉公成为国君之后，每年给宋国交纳岁币，不仅自己非常没面子，郑国财政也出现严重的赤字，非常希望和宋国大战一场，趁机摆脱宋国的控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国坚决拒绝与郑国和解，郑国也不接受鲁桓公的意见。
鲁桓公感觉宋国削了他的脸面，大怒，立即和郑厉公会盟，起兵讨伐宋国。
公元前698年，宋国攻破郑国都城新郑，焚烧城门进入城中，并取走郑国祖庙的橼子，装到宋国的城门上，充满羞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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