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出乌克兰记》的读者都知道，这是我去年写的最满意的几篇文章之一，其实在我们的读书会还有好几篇姊妹篇——潜艇、战机、军舰，今天把潜艇篇的一部分发出来。
1991年2月，苏联圣彼得堡海军部造船厂，船坞里已经停工了，寒风卷起漫天雪尘，飘散在布满锈迹的龙门架上。
领头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也就是后来的总装备部）部长—-贺鹏飞。
贺鹏飞，看过青云读书会会员文章《出乌克兰记》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就是他从刘华清将军手中，接过了买航母的接力棒，并在关键的时刻，为徐增平的“私人买航母”项目做了背书，最终才让中国拥有了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更有意思的是，贺鹏飞这次来苏联，并不是来买船的，而是来买飞机的。
让我们掀开历史的尘封，一起探寻那段岁月尘烟中，中俄之间那一段充满了友谊与怒火、合作与背叛、荣耀与艰难的军贸往事。
当1949年的胜利洋溢在千家万户时，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集体却忧心忡忡，国家历经百年动乱，一穷二白，工业几乎为零。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要守住来之不易的胜利，就必须马上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国家建设，其中最首要的，就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军工业，实现国防自主。
但是，一个连工业基础都没有的国家，又上哪去搞军工业？
万幸的是，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机遇。
50年代，美苏对抗日益“盟友化”，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苏联虽然建立了华约，但在实力上，仍然无法与北约抗衡。
赫鲁晓夫认为，壮大中国，可以显著提升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最终成为在与美国对抗中的最大助力。
于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诞生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156个工业项目。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156个工业项目清单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和军工有关，虽然中国和苏联一开始签的贷款合同是3亿美元，但是在1950-1955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的贷款超过13亿美元，而且利息极低。
通过这156个工业项目，中国人学会了从发电到炼钢，从柴油机生产到火炮制造，从铝合金冶炼到战斗机生产，从军舰使用到潜艇攻击，等等等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也让中国在短短十年内迅速打下了一个军工业基础，并一直泽惠后世。
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态度是非常热忱的，除了设备需要花钱（从贷款里扣）之外，其他的技术、图纸之类几乎都是免费的（那时候苏联也不讲究什么知识产权），而且毫不藏私，1950年之后留学苏联的大学生高达16000人，苏联基本上把所有中端技术都倾囊相授，甚至连重水型原子反应堆都送过来一个。
50年代，中国的几乎所有技术兵器，比如米格15战斗机、四大金刚驱逐舰、59坦克等等，都是苏联提供或者源自苏联的国产仿制版。
这一停，就是30年，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军工技术进步，举步维艰，以至于在80年代，解放军还在大量装备50年代水平的武器装备，大到歼6、小到56式冲锋枪，和3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整个80年代，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已经处于剧变的前夜，面对汹涌的社会变革浪潮，已经自顾不暇的苏联却无力阻止，因此，缓和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成了苏联必须考虑的问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政策，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逐渐消除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华。会谈中，邓小平轻描淡写地说了八个字：“结束过去，开拓未来”。
1个月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突然陷入谷底，原本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军事项目全部中断，美国甚至还扣留了中国送往美国升级的两架歼8-2战斗机。
这时，中国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军事技术来源，而苏联，就是最合适的那一个。
1990年4月23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向苏联方面提出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同意以政府贷款的形式向苏联提供食品和日用消费品，换取莫斯科同意向中国出售航空技术装备。
1990年5月31日，时任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的高级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这个协定的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其促成了后来中国引进苏27战斗机项目，更关键的在于，它促成了中苏军事引进合作机制的建立—-中苏混委会。
中苏混委会全称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由双方主管外交、财政、军事工业的高层领导组成，负责所有军事工业合作项目的决策和部署，中方组长由刘华清担任，副组长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苏方组长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军事工业问题国家委员会主席别洛乌索夫。
对于这个委员会工作模式，一开始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是不太适应的。
贺鹏飞在1985年成为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在他的任上，一直致力于改进军援军贸工作，提高我军装备建设水平，在80年代在贺鹏飞的主导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目，包括引进马可尼的雷达、意大利的白头鱼雷、怪蛇-3导弹等等。
在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中，都是先找对方公司对接，然后签合同，报政府批准。
而在苏联这边，却恰恰反过来了，先由政府对接，确定要买啥，然后政府给各自的管理部门下达任务，最后军工厂和设计局负责落实。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模式对于中国这样希望体系化引进军事技术的国家，是非常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买武器是更喜欢买技术，而这显然超出了一般军售的范畴，如果实现不把政府搞定，那么在具体谈判中就会面临各种掣肘，甚至谈了半天最后发现做了无用功。
还有，因为当时中国没钱，很多项目都是以易货的方式开展的，比如苏27战斗机项目中中国向苏联支付了大量狗皮大衣和罐头，这些事情显然是军方搞不定的，如果没有经贸部门参与这个混委会，后续一定还有大量扯皮的事情。
一位参与过中俄混委会谈判的中方人员回忆说，“如果没有混委会这个机构，中俄之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装备和技术引进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的军售需要协调外交、经贸、财政、军队和国防工业的方方面面，要集中全国的资源，跨部门、跨行业来执行，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最高决策机构。”
1990年6月，刘华清与苏方签订《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在这个会议纪要中，达成了中国关于引进苏27的有关意向，也就是后来著名的906工程。
我们现在的主力战机歼11B、歼15、歼16等等，其实都属于这个906工程的遗泽。
1990年8月，中方组建了总参装备部长贺鹏飞为团长的高级代表团。来到苏联考察苏27战斗机。1990年12月28日，贺鹏飞和苏联签定了引进苏27的政府间协议。
政府间协议签订后，1991年2月，贺鹏飞再次飞到苏联，洽谈购买苏27的具体细节，这一次，贺鹏飞带领的都是专业人才了，比如空军副司令林虎（俄裔）、副参谋长葛文墉、总参专项办主任马庆华等等。
因为都是技术层面对接了，所以谈判进展很快，不到一个月，中苏关于苏27的谈判圆满结束。
而此时的贺鹏飞已经不再需要事无巨细地把关了，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军，因为在他出发之前，一位老人找他谈了话。
刘华清我们都很熟悉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他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出台了战略性的《海军2000年前发展设想和”七五”建设规划》、《2000年的海军》、海军装备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布局性。
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海军能到坐二望一的地步，与刘华清当年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分不开。看过《出乌克兰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早在1987年，刘华清就开始向贺鹏飞要航母了。
所以，刘华清被誉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
1989年11月，刘华清从海军司令岗位上卸任，转任军委副主席，虽然工作从海军变成了全局，但刘华清一刻也没忘记海军的装备建设。
新中国的海军基础本来就差，首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前往刘公岛视察，因军舰匮乏，不得不乘坐租来的渔船前往。
驾船的渔夫一脸不解：“你一个海军司令，怎么还需要租我的渔船呢？”
“记下这件事，X年X月X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乘渔船考察刘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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