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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叫中苏关系靠美帝，换个说法也叫中美关系靠苏联，这种三国博弈的关系，几乎决定了新中国的两次大转型。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做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一边倒向苏联。
之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为了赢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得已出兵朝鲜。
虽然彻底断绝了中美结交的希望，但是换来苏联的“156项工程”，给新中国奠定立国的根基，怎么算都值。
此时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美国则是日常互怼的敌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三国关系几乎不会改变。
然而再过10年，苏联的大国野心逐渐暴露，想通过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侵占中国的主权。苏共也表现出“老子党”的作风，经常想指导中共的工作。
毛主席不能忍：“你们知不知道中国人受了多少苦难，才换来如今的独立地位啊，现在还把中国当殖民地，是不是没睡醒啊？”
苏联也很愤怒：“中国能有如今的成就，基本是苏联援助的结果，现在想翻脸不认人了？”
两国的利益诉求不同，结果便是分手。
苏联撤回援华专家，留下大批待建项目停在工地，而且苏联给中国不少贷款，现在又逼着中国还债。
中国能有什么办法，还呗。
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都非常惨，美国是天然的敌人，苏联是已经分手的情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都和中国不友好，中国相当于在夹缝里求生存。
到了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仅准备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还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64年到69年的时候，两国的边界冲突就有4189起。
战争一触即发，中央各位领导人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准备中国一旦被侵略，各位领导人就在地方组织反抗。
1969年3月6日，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局面更加恶化，以当时的人们来看，世界大战近在眼前。
为了追求独立自主，中国成了世界孤儿，那种憋屈的感觉，我们现在很难感同身受。
但世事无绝对。
珍宝岛战争爆发的同年，毛主席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分析国际形势，想办法缓解目前的困境。
他们提供了四分报告，总的意思是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苏联利用中美矛盾，那中国也可以利用美苏矛盾嘛。
叶剑英说的很直接：“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这个可以参考。”
对于中国来说，曹操相当于苏联，东吴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则是“汉贼不两立”的蜀汉。
老帅们的意思就是联美抗苏，和毛主席的想法一拍即合。
但问题是怎么联美呢？
这个问题不用中国操心，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路小跑过来啦。
那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可自拔，战争打了近20年都没有结束，美国人民烦透了，各种反战运动一波接一波，根本压不住。
美国总统尼克松明白，人民的情绪已经压不住了，越战再不结束，美国非出大乱不可。
尼克松的初步想法是和苏联讲和，然后让苏联向北越施压停战，保证美国可以体面的停战撤退，至于条件么都可以谈。
结果苏联完全不接茬。
尼克松不死心啊，还想再试试。
在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的时候，尼克松感觉是个好机会，迅速跑到关岛讲话，说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言外之意便是，如果苏联想打击中国，美国一定和苏联站在一起，有需要就说哈。
苏联还是不接茬。
苏联当然明白美国的意思，但苏联想和美国合作，却不愿意美国走出越战泥潭。
世界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越战陷的越深，苏联的利益就越大，这个小算盘，苏联打的很清楚。
尼克松依然不死心，甚至命令国防部研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方案，希望以此换取苏联的欢心，让苏联向北越施压停战。
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绝对是个舔狗，但苏联还是无动于衷：“舔吧，舔烂舌头也不搭理你。”
既然能削弱美国，苏联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是吧。
然后美国就着急了。
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以中国的薄弱家底肯定扛不住，一旦苏联占领中国，整个东亚格局就彻底变了。
因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可以做美国抗苏的筹码，而分崩离析的中国，只能做苏联的附庸，美国想扶持势力都没地方下手。
尼克松终于下定决心——联中抗苏。
他在公开场合放风，表示想改善中美关系，毛主席收到尼克松的信号，便在1970年的国庆节，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并且合影留念。
一周后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毛主席和斯诺夫妇的合影，并且在底下写了一句话：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收到毛主席的善意，马上叫来基辛格：“亨利，组织决定派你为代表秘密访问中国，快去……嘚、驾。”
1971年基辛格经巴基斯坦飞到中国，做了一些预热，第二年尼克松亲自访问北京，随后发表的《上海公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从此以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
美国找到对抗苏联的盟友，中国也找到立足于世界的支点，在血淋淋的大国博弈中，所谓老大哥，就是不用就扔的夜壶，哪有什么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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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结交，原本只有政治和军事目的，也就是共同对抗苏联，几乎没想到要一起做生意。
然而就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盟友，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3美元/桶上涨到13美元/桶。
在现代工业世界，油价上涨的后果便是工业成本提高，而工业成本提高又会造成一系列影响，比如汽车加不起油、交通运输成本增加、工厂产品卖不出去、人民买不起东西等等。
这些事情掺和在一起便是经济危机。
在这场石油涨价造成的经济危机里，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受到的伤害越大。
美国工业下降15.3%、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8%、破产公司1.5万家、失业率达到9.1%，而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20%。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彻底终结了二战后经济奔腾的黄金年代。
这次经济危机还没缓过气来，紧接着在1978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降到100万桶，而石油价格从13美元/桶涨到34美元/桶。
石油涨价太狠，欧美国家吐槽日子没法过了，尤其是美国，直到1982年还有1200万的失业人口。
但是苏联和中国暗自窃喜：“这可是好事啊，说起这个我就不困了。”
苏联自不必说，原本就是产油大国，世界油价大涨对苏联是利好消息，趁机增加石油出口，赚了海量的外汇，不仅掩盖了国内的社会危机，还在世界上雄赳赳气昂昂了20年。
中国不是产油国，石油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太大了。
欧美国家不是经济危机了嘛，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产品卖不出去，急需开拓新市场转移经济危机，而中国是工业底子薄弱的国家，正好抓住机会抄底，低价采购需要的工业装备和技术。
要知道，30年代的苏联能快速工业化，主要原因是赶上世界大萧条。
斯大林用剪刀差的方式剥削国内农民，然后到欧美国家买买买，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
现在欧美国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而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引起一波建交高潮，得到大多数亲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再加上尼克松访华解除贸易禁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困境已经打破了。
一边想买、一边想卖，于是天雷勾动地火，双方迅速达成共识。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希望利用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急于给产品和资金找出路的机会，在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26个项目，通称为“四三方案”：
13套大型化肥设备。
4套大型化纤设备。
3套石油化工设备。
43套综合采煤机组。
3个大电站项目。
这是自“156项工程”以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装备，仅仅一个月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同意。
同样是1973年起，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发展到1974年的9.3亿美元。
可见中国和美国的生意，那时就开始了。
“四三方案”在1973年同意引进，到1977年底的时候，已经有7套化肥项目建成投产，1979年完成26项合同的全部内容，共花费39.6亿美元，比原计划少3亿美元。
中国80年代的经济腾飞，很大部分原因来自“四三方案”，尤其是化肥和化纤项目，不仅增加农田的亩产量，缓解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还增加了布匹的生产量，到1984年就取消了使用30年的布票。
而且在执行“四三方案”的时候，国务院陆续派出几十个代表团，出国访问欧美发达国家，让高层干部大开眼界。
他们原以为中国已经很牛逼了，苏联是唯一值得学习的对象，出国考察之后才发现，欧美国家原来这么发达呀，很多企业已经自动化生产了，人民也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嘛。
至此，中国高层认识到不足，逐渐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从欧美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也成为高层共识。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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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中国连续失去三位伟人，同年10月“四大法王”被逮捕，正式终结了持续十年的大革命运动。
所有人都觉得，以前的时代彻底过去，想做什么事情再也没有掣肘了，纷纷表示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我们以前说“大革命”有积极的作用，但反过来说，“大革命”也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比如1976年的农村人均消费粮食是186公斤，和1966年相比非但没有增长，还减少0.5公斤。人均消费布匹6.4米，比1966年减少0.94米，其他生活物资也差不多。
新中国成立27年，虽然国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倍，人口数量翻倍，但个人生活质量却是下降的，人们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有怨气。
而且全国有2000万失业人口，其中包括1000万下乡知青，这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就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只能继续发展经济，让人们有工作和收入，感受到生活质量在改善，以后的日子有希望。
如果看不到希望，任你说的天花乱坠，谁能相信。
于是在20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的既定政策，就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四个现代化”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
原本是毛主席在59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周总理在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总结成中国的战略目标：
“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此以后，“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最执着的追求。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自然要不折不扣继承毛主席的政策，他除了提出“两个凡是”做护身符，想用毛主席的余威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对“四个现代化”很着急。
毕竟是毛主席时代留下的政策，离世纪末只剩下23年，如果到时候完不成任务，那可就太难看了。
再加上几十个代表团出国考察，回来汇报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也让中国高层产生强烈的落差。
有这样几个因素的刺激，全国上下的心态都很着急，于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工农业计划，便提上日程表。
什么计划呢？
继续引进呗。
此时欧美国家依然处于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采购计划特别欢迎。
比如日本的很多厂商主动要求技术合作，给中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而且除了出售产品，还愿意出售技术。
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表示，愿意提供40亿马克的贷款，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甚至某个州的企业家说，我们那个州就能提供200亿马克。
美国工商界也说了，愿意向中国出售成套设备，或者帮中国建厂也没问题。
既然情投意合，那就来吧。
1977年9月，华国锋让李先念和余秋里负责，制定八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规划，以及日后23年的发展设想。
2个月后的全国计划会议，正式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
第一阶段是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发展农业、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
第二阶段是在“六五计划”期间，在燃料、钢铁、动力、铁路和港口领域，引进120个大型项目。
第三阶段是在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接近7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其中的重点是120个大型引进项目，预计花费124亿美元。
1978年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先确定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引进钢铁、石油化工、化肥等22个大型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要是能按部就班的完成，中国能发展的很好，但问题在于，国家引进大型项目要花钱，中国却没钱。
以1977年为例，当年的出口总额是79.5亿美元，进口总额是72.1亿美元，只能赚7.4亿美元，而1978年引进的22个项目，当场就要花出11.7亿美元，更不用说其他项目的巨额花费。
那时的中国是有一个工业基本盘，但产品在国外没什么竞争力，指望出口创汇基本没戏，所以很难用一边卖一边买的方法，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
很多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面临资金和材料短缺的困境，要么停工等材料，要么开开停停。
而且1978年需要追加160亿投资，中央财政只能解决52亿元。
本来就财政能力有限，还把摊子铺的那么多，导致哪个项目都做不好，整个计划推进的一塌糊涂。
正因不切实际，人们把这个规划和大跃进相提并论，称为“洋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