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冬天，我夹着几张简历册，带着几套换洗的衣服，和辛苦攒下的两千块钱，把牙一咬，决定到深圳关内闯一闯。
那年头的关内，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高级感的地方，我们只知道这里有摩天大楼、豪华办公室、衣冠楚楚的白领和干净整洁的街道，跟关外和东莞那种，破旧厂房连成一片的工业园，以及遍地穿着蓝布衣裳的厂仔厂妹，全然不是一种景象。
我幻想着自己走出工业园，穿着干净西装在写字楼喝咖啡的样子，每次一想到得意处，就感觉自家祖坟要喷出阵阵青烟。
那时候从东莞进深圳关内，通常要经过梅林关，需要花两块钱办边防证，和身份证一起使用，有效期只有七天，乘坐大巴进关时，要先下车步行到检查站验证大厅，排队验完证才可以重新上大巴，把进关这件事搞得十分有仪式感。
关内的消费也极高，第一次去早餐店买包子，居然是两块钱一个，比关外的包子贵四倍，吓得我每天早餐只敢吃一个包子。
由于身上带的钱只够维持吃饭，我只能投靠到堂姐家。
堂姐大我几岁，在我们这代人里头生得最为好看，打小便有许多人追求，但只念完初中便出来混社会，工作从不稳定，男朋友素来也不长久，每次见她时，男友总不是同一个人。
她那时常住关内，我们住在东莞塘厦，有时候她会提一袋水果过来住上一周，突然一声不吭回到深圳，过段时间又突然出现，再突然不见，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一次来塘厦时，好像是2002年，她在路边等车，教飞车党给抢了包，包里头还有部两千多块钱的诺基亚手机，还是我陪她去报的案，只是在派出所走了个报案流程，手机再无音讯。
一年后，我在塘厦路边也教飞车党抢了部波导手机，两千多块钱，是我两个月工作五百多个小时的工资，这次更敷衍，报警后治安队拉着我在路边随便走了一圈，肥肥胖胖的治安仔，随便给了我一张纸条作为报警凭证，便打发我下车。
他觉得他打发了我，这件事到此结束，可是我一辈子都记得他的行为。
我们在广东深受抢劫、偷盗、查暂住证的痛苦，却没有人主持正义。
也从来没有人，就这些往事对我们说过一句对不起。
那时候，我们都不是人，我们是卑微的血肉机器。
中国民众在2000年代，无条件相信西方的制度，在当时是有特殊土壤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环境变好了，就遗忘了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
因为堂姐是我在深圳关内唯一认识的人，我也只能借住在她家。
那其实不是一个家，是深圳福田杂乱城中村一楼的一间铺面，整个铺面大概只有十二平方米大，店前面使货架隔开，卖一些简单的啤酒零食，店后面是一间脏兮兮的洗手间兼厨房，加一张高低床，上床睡着我堂弟，下床睡着我堂姐和她男友。
我来后，跟堂弟一起睡在上床，一人睡一头。
这个铺面表面上是家杂货店，小区里有人打电话过来，我堂弟扛起一箱啤酒，哐起哐起就送上楼，实际上是一家小得可怜的棋牌室，有人过来炸金花赌钱，我堂姐男朋友就迅速地抽出一张折叠矮桌和几根矮凳，大声嚷嚷着制造兴奋气氛，坐在一旁看他们赌钱抽水，要是人头不够，他还亲自上阵参赌。
但这显然不是一门好生意，我刚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有一桌人在那赌钱，堂弟坐在旁边围观，我坐在店里面看电视，几个持铁棍的联防队员突然出现，把手掌往赌桌上一拍，嘿嘿冷笑几声，将赌钱的一锅端了。
他们看到里屋的我时，愣了一下，我看到他们，也愣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