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地缘形势可谓错综复杂，因为美国大选、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都撞一块了，这些事件互相关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全球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发酵，以色列空袭伊朗领事馆，作为报复，伊朗从本土向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伊以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但这些只是表象，伊朗和以色列博弈的关键，在于拉法口岸得失。
巴以冲突持续了五个多月，当前以色列基本控制了加沙北部和中部地区，仅剩南部的拉法口岸尚未攻克。战前哈马斯大约有3万兵力，共计24个营。如今大部分被击溃，仅剩最后4个营盘踞在拉法口岸。正因如此，以色列希望一鼓作气，对拉法发动强攻，彻底解决哈马斯的威胁。
然而拉法的情况很特殊。首先，拉法只有50平方公里，跟中国一个农村差不多大。自开战以来，三分之二的加沙平民都逃难至拉法地区，以至于拉法口岸聚集了150万难民，人口密度是上海的6倍。一旦以色列强攻拉法，必然会引起人道主义灾难，加沙平民伤亡数据可能会翻倍。
不仅如此，拉法口岸与埃及接壤。根据埃及评估，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预计超过40万的难民将涌入埃及。这些奉行原教旨主义的难民与埃及的世俗化政策格格不入，可能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作为应对，埃及一方面在边境修建新的围墙，防止难民涌入；另一方面埃及也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埃及或考虑和以色列断交。”由于担心难民问题，大部分逊尼派国家也坚决反对以色列攻打拉法。
尽管西方世界长期偏袒以色列，但在进攻拉法的问题上，欧美持强烈反对态度。拜登多次施压要求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否则将切断军事援助。拜登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他有同情心，而是因为今年美国将迎来选举，中东局势恶化可能会拉高油价，拖累民主党选情。
目前的情况对以色列很棘手。如果进攻拉法，不仅会得罪其它中东国家，还会遭到欧美制裁，使以色列陷入外交孤立的境地。自开战来以色列动员了30万预备役，劳动力供应极度紧缺，经济出现负增长，民众产生厌战情绪。然而，如果放弃进攻拉法，会给哈马斯留下喘息之机，相当于之前几个月的仗白打了。因此以色列大概率会对拉法发动进攻，长痛不如短痛，彻底解决哈马斯的隐患，并切断加沙与外界联系。
以色列内部政局，也决定了其很难对外克制。去年10月以来，以色列成立了战时内阁，专门负责与哈马斯的战争。这个战时内阁由三个人拍板，分别是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反对派领袖甘茨。内塔尼亚胡属于右翼，加兰特和甘茨属于中左翼。在起初的几个月里，以色列各党派还算团结；但随着时间推移，以色列反对派开始筹划倒阁运动，试图让内塔尼亚胡下台。
去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通过司法改革，已经得罪了大部分左翼选民。巴以冲突后，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更是岌岌可危。按照现有民调，如果以色列立即召开选举，内塔尼亚胡铁定要下台，这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治生命的终结。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内塔尼亚胡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尽可能延长战争时间，以战时状态的名义阻止提前选举。第二件是彻底消灭哈马斯，以此作为政绩挽救自身支持率。
因此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角度，它有足够强的动力进攻拉法地区，即便不能消灭哈马斯，也可以延长战争时间，避免被提前选下去。然而此举跟美国民主党的利益背离，中东局势越恶化，民主党的选情就越容易被拖累。
因此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拜登更支持以色列反对派甘茨，并希望以色列提前选举。作为温和派，甘茨上台更有利于中东局势缓和，避免油价失控。
特朗普全力支持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说新冠疫情是2020年美国大选的黑天鹅事件，巴以冲突则是2024年美国大选的关键变量。特朗普希望中东局势越乱越好，最好能把油价打上去，削弱拜登的支持率。
拉法局势不仅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更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较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近期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其背后的根源都是拉法问题。
对伊朗来说，拉法是其容忍底线。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伊朗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甚至向黎巴嫩、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与以色列开展代理人战争。
除了以色列外，中东主要有两大阵营，一个是包括沙特、埃及等在内的逊尼派，另一个是由伊朗、也门、叙利亚等组成的什叶派。自去年巴以冲突以来，逊尼派国家虽然口头上谴责以色列，但实际上并未出太多力，因为逊尼派国家大多与美国交好，不愿为了巴以问题得罪美国。真正站在加沙这边的是什叶派国家，由伊朗牵头的“抵抗之弧”持续向哈马斯提供援助，并通过各种手段牵制以色列。
然而为了防止伊朗参战，美国特意向波斯湾派遣航母战斗群，这是一种威慑和警告：“如果伊朗进攻以色列，美国将袭击伊朗本土。”为了避免跟美国直接对抗，伊朗策划了“红海危机”，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导弹和无人机，支持其在曼德海峡拦截驶往以色列的商船。
伊朗这一策略拿捏恰到好处。红海拦截无需派出地面部队，也远离以色列本土，可以避免跟以色列发生直接对抗。“红海危机”虽然导致中欧航运价格暴涨，但对美国外贸影响很小，美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叶派阵营既收获了道义，又控制了冲突规模。
然而在拉法问题上，伊朗没有太多退路。哈马斯是伊朗耗费了几十年心血才扶持起来的，是用于制衡以色列的关键王牌。如果哈马斯被以色列消灭，伊朗会失去重要筹码。短期内以色列国际形象可能受损，但长期来看，如果以色列真的铲除哈马斯，那以色列与逊尼派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将再无障碍。假如有一天巴以达成“两国方案”，以色列与沙特和解，那中东的主要矛盾将从以色列—伊斯兰世界矛盾转换为逊尼派—什叶派矛盾，伊朗的外交环境会急剧恶化。
只要哈马斯存在一天，加沙问题就很难得到彻底解决，以色列和沙特关系正常化进程就会受到拖累。对伊朗来说，哈马斯在外交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枚关键棋子丢不得。
另一方面，去年的“阿克萨洪水”虽然是哈马斯实施，但幕后的策划者是伊朗，哈马斯为伊朗火中取栗，如今却面临生死存亡之境。如果伊朗坐视哈马斯灭亡，那伊朗在什叶派阵营的威望将一落千丈，以后大多数代理人都不会为伊朗卖命。这是伊朗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伊朗一定会干预拉法局势。能不能救助哈马斯是能力问题，干预与否是态度问题，这关系到外交信誉。
与以色列的情况类似，伊朗政局可谓波诡云谲。伊朗表面上是三权分立国家，有总统和议会，都由选举产生。但伊朗的权力掌握在宗教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手中，内阁只是橡皮图章，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伊朗总统的权力，不仅取决于职务本身，更取决于宗教履历。比如平民出身的内贾德话语权明显不如教士家庭出身的莱希。事实上，伊朗的总统更大的作用是拿来背锅，宗教领袖必须维护光辉的形象，一切过错都可以推到总统身上。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王朝被推翻，虽然旧的压迫阶级被打倒，但新的压迫阶级又站了起来。在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形成“教士与军队共治天下”的局面。伊朗最显赫的300个教士家族，通过成立基金会等方式，掌握全国60%的财富。由于不信任国防军，伊朗当局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维持国内秩序。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经商特权，垄断了石油等业务，光固定资产就高达上千亿美元。作为统治集团，教士负责控制精神，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控制肉体，在二者的配合下，伊朗政局长期维持稳定。
占社会人口比重大多数的平民自然对此不满，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伊朗一度容忍代表平民利益的改革派参政议政。典型的人物是前任总统鲁哈尼，作为亲西方派，鲁哈尼在任期间与美国签署《伊核协议》，并致力解决经济滞涨问题。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鲁哈尼的努力付诸东流，威信一落千丈，很快就失了势。
随着伊朗政局变化，留给温和派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2022年底，在美国的推动下，伊朗爆发群众运动，要求解决就业问题。哈梅内伊怀疑其背后有反对势力在推动，决定加大内部整顿力度。宗教领袖可以决定宪法监护委员会人选，宪法监护委员会不仅对任何议案都拥有否决权，还能决定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参选资格。今年3月，伊朗举行专家会议和议会选举，包括鲁哈尼在内的改革派成员被取消了竞选资格，彻底踢出政坛。从选举结果来看，如今伊朗无论是专家委员会还是议会，均由强硬派主导（这应该也是在为后哈梅内伊时代铺路，以防止未来选举出带有亲西方立场的领袖）。过去伊朗外交政策务实且灵活，但在换届之后，未来伊朗外交政策存在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由于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其身体每况愈下，伊朗接班人问题也浮出水面。现任总统莱希被视为潜在接班人之一。莱希毕业于伊朗顶级学府——库姆神学院，是哈梅内伊的徒弟，且参加过伊斯兰革命，可谓根正苗红。拥有几十年的司法履历，擅长处理政务问题。然而莱希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教阶不够。伊朗实施毛拉统治，宗教学者被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霍贾特伊斯兰，理论上只有大阿亚图拉才能成为最高宗教领袖。然而莱希的教阶为第三级，与大阿亚图拉差了很多。
另一个候选人是哈梅内伊的次子穆杰塔巴。穆杰塔巴拥有丰富的宗教履历，且掌握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民兵组织“巴斯基”，拥有一定兵权。然而伊朗宗教界没有子承父业的传统，如果哈梅内伊想扶持自己儿子上位，需要打破惯例。另一个问题在于哈梅内伊来自阿塞拜疆族，如果传位给儿子，意味着伊朗会长期被阿塞拜疆族统治，这对于占人口多数的波斯人是不太能接受的。
除此之外，霍梅尼家族也对争夺储君之位跃跃欲试。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一手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并带领伊朗人民打赢两伊战争，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因此霍梅尼家族也被伊朗人称为“圣裔”。霍梅尼的孙子哈桑精通伊斯兰教义，是伊朗为数不多的大阿亚图拉，具备担任最高宗教领袖的资格。然而哈桑的劣势在于缺乏治国经验，而且哈梅内伊表面上尊重霍梅尼家族，实际上则暗中打压，限制其染指政坛。
如果哈梅内伊死亡，无论是否指定继承人，都需要从内部推选最高宗教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提名，由专家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不过最终的人选，还需要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可。今年伊朗选举后，虽然改革派被踢出政坛，但专家委员会充斥大量不同派系，可谓鱼龙混杂。当前伊朗各方势力都有意角逐储君之位，内部暗流涌动。不过不管最终谁上台，伊朗应该都会延续政教合一的模式，毕竟这个是统治集团的共识。
因此拉法局势乃至巴以冲突和伊朗政局高度关联。斗争的劣势方往往试图通过对外强硬来获得内部翻盘的机会。巴以冲突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未来中东局势的不可控因素可能会增多。
无论是基于外交原因还是内政原因，在拉法问题上，伊朗对以色列一定会持强硬态度。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以色列经常空袭伊朗，去年春节期间以色列甚至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然而当时伊朗选择克制，主要是不想得罪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这次领事馆空袭事件，伊朗之所以要高调报复，目的是为了围魏救赵，牵制以色列战略精力，延缓其进攻拉法的时间。
在拉法问题上，以色列和伊朗都没有退路。如果以色列选择罢兵，就会失去铲除哈马斯威胁的宝贵机遇，之前5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伊朗选择妥协，坐视哈马斯灭亡，那以色列和逊尼派国家和解将再无障碍，伊朗迟早会陷入外交孤立。不仅如此，以色列和伊朗复杂的内政局势，使双方都没有太多退让空间。
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伊以冲突未必是坏事，他能名正言顺地延长战时状态，并向西方社会博取同情。对伊朗来说，拉法是其容忍底线，但伊朗也不希望跟美国发生全面对抗。伊朗脆弱的社会结构，决定其很难承担大规模战争带来的后果。伊朗需要在干预拉法局势和稳定美伊关系之间做平衡。
如果说之前的巴以冲突，伊朗的干预手段是策划胡赛武装制造“红海危机”，聚焦点是海上。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伊朗的干预手段可能会升级，战场主体从海洋转移到陆地。为了避免与美国开战，伊朗可能会采取代理人战争的模式，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府军/伊拉克民兵组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这三个代理人里面，黎巴嫩真主党是最合适的。叙利亚长期处于内战，叙利亚政府军常年忙于平叛，分兵乏术。如果叙利亚尝试收复戈兰高地，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以军面前很难占到便宜。伊拉克和以色列不接壤，伊拉克民兵组织对巴以局势的干预能力有限。相比之下，黎巴嫩真主党拥有7万人马和超过30万枚的火箭弹库存，实力不俗，能威胁以色列北部大城市。
假如以色列强攻拉法，伊朗可能会向黎巴嫩派出地面部队，以志愿军的形式加入真主党的部队，联手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进攻。如果以色列想保障北部安全，只能从前线抽调主力部队，届时拉法的哈马斯守军面临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然而对伊朗来说，动用真主党是把双刃剑。黎巴嫩曾经由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统治，奉行亲西方的政策，一度成为中东最开放的国家。不过由于境内有40%的穆斯林，作为安抚，黎巴嫩规定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理由逊尼派担任，议长由什叶派担任，形成微妙平衡。然而冷战时期，由于同情巴勒斯坦，黎巴嫩接收了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一举改变其国内人口结构。随之而来的还有巴解组织游击队，在站稳脚跟后，巴解组织联合黎巴嫩境内其它穆斯林，试图推翻由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政府，最终引起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叙利亚等国纷纷介入，富饶的黎巴嫩沦为废墟。
战后，黎巴嫩形成三大派系，分别是代表基督教马龙派的长枪党，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法国；代表逊尼派的未来阵线，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沙特；代表什叶派的真主党，其背后支持者是伊朗。黎巴嫩表面上是统一的国家，但真主党控制的南部地区却形成“国中之国”，与其它政党不同，真主党手里掌握独立的军队。所谓的“黎以冲突”，更多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政府军基本不会参与。
伊朗如果想动用真主党这张牌，需要冒一定风险。一旦引起新一轮“黎以战争”，导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那真主党可能会遭到削弱。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未来真主党在黎巴嫩政坛的地位将岌岌可危，甚至沦为二流政党，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
伊以问题的演变也取决于美国的态度。今年全球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国大选，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中东局势，都跟美国大选有牵连。拜登自上台以来就在推动“撤出中东”战略，陆续从阿富汗等地撤军。拜登也不希望中东局势恶化，以免油价冲高拖累自身选情。在巴以问题上，拜登长期奉行“双向威慑”战略，一方面警告以色列不得进攻拉法，另一方面承诺美国将“保卫”以色列不受伊朗侵犯。
美国和伊朗的博弈属于“麻杆打狼两头怕”。拜登政府不希望跟伊朗爆发正面冲突，但又不得不履行对以色列的军事义务，属于被拖下水的一方。伊朗也不愿意跟美国撕破脸，伊朗在美国大选上的立场和俄罗斯截然不同。俄罗斯希望特朗普上台，因为特朗普亲俄反中；伊朗则希望拜登连任，因为特朗普对伊朗持强硬态度，特朗普上台伊朗的日子只会更不好过。然而拉法是伊朗容忍底线，一旦以色列发动强攻，伊朗也只能硬着头皮介入。
总之，2024年的地缘形势错综复杂。美国大选、俄乌战争、中东局势互相关联，不可控因素明显增多。如果下半年朝韩问题也发酵的话，冷战后的大国协调机制将面临严重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