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东地缘政治特点，我的概括是“世界未乱它先乱，天下已安它难安”，原因在于此地区复杂的宗教民族关系、富集的能源和破碎的地缘政治构造三者叠加，从而导致它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的“地震带”。后危机时代的高通胀、高失业和严重贫富分化，引发了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但它为大中东地区带来的不是春天，而是长达十多年的动乱、冲突与厮杀。新冠疫情之后，中东地区出现了缓和与和解的内在需求。但是，由谁来推动、担保和主导这些和解，却成为一个关乎地区乃至全球新秩序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两场和解，一成一败
2023年，中东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次和解努力。上半年是成功的和解，即中国推动的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下半年则是一次失败的和解谈判，即美国推动的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解。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两次域外大国主导的地区和解谈判都对中东的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正如我在不久前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除了中东内部的若干变迁动能之外，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中东地区积极有为、塑造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是中东变局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中国低调而有力的斡旋与说合之下，2023年春季沙特与伊朗实现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和解。有一种观点认为，沙伊和解主要是地区内部因素导致的，伊朗和沙特此前已经在伊拉克谈过四轮了，中国促成和解只不过是顺手摘了低垂的果实而已。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教派意义上，伊拉克都是沙特伊朗两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他们在伊拉克谈了几次却未能改变敌对关系，恰恰说明伊拉克作为中间人的分量远远不够。当今世界，恐怕只有中国领导人，才拥有足够的国际权威、政治意愿和战略信用，能够将原本处在开战边缘的伊朗与沙特两国拉到一起并相互拥抱。中方之所以能在中东变局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中东能源的最大需求方，更是因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之下，我们的中东外交在风格上相比于过去更加积极有为，主动参与塑造地区和平。
2022年底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中沙、中海、中阿的三环峰会有力地加速了中东的和解浪潮，由此才有沙特方面提出的说和请求。值得注意的是，沙伊双方在北京的数月谈判过程，美以和其他西方国家被完全蒙在鼓里，而这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伊和解公诸于世之后，引发全球舆论震动。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跟中国最高级外交官见面的时候，便主动祝贺了中方在中东的外交成就。将“中美竞争”整天挂在嘴边的美国战略圈，眼看着中国中东外交取得重大进展，产生了必须扳回一局的强烈冲动，因而在2023的下半年发力推动沙特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但是，恰恰是这种为了大国威望的需要而强行搞拉郎配的做法，引发了2023年十月以来的惨烈冲突。
关于当下的中东格局，有人打了这么个比方：如果说因化石能源而富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群羊，那么沙特可以被视为领头羊，两位全球性战略棋手则在“扭羊头”：沙特同伊朗和解意味着羊群向东；沙特同以色列和解则意味着羊群向西。如果说中国推动的沙伊和解带来了地区和平和合作，那么美国推动的沙以和谈则引发了更多的冲突。2023年夏季，由于在军售范围等若干问题上以、沙、美三方难以达成一致，沙以和解的谈判拖延数月而未达成最终结果，而这个漫长的谈判过程恰恰酝酿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和此后的一系列冲突升级。对于哈马斯而言，沙特同以色列的和解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民被其同族兄弟们抛弃和背叛。因此，尽管哈马斯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两者还是为了反美反以的大业而实现了战略接近。袭击发生后，伊朗否认了对此事知情和支持，但是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各派力量，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等等都展开了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舰船和军事基地的武装攻击。相比而言，跟巴勒斯坦人民同族同派的诸多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仅停留在口头的声援和谴责上，而没有将人力和资金投入到冲突中去。尽管如此，这场袭击的发生和以色列的报复，大大延后了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的和解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