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数千年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之类的非常时期，历朝历代基本都是文官政治。
所谓文官政治，指的是州郡刺史和六部尚书，都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战场立功的武将，荣登宰辅议论大政是有可能的，但转任民政的寥寥无几。
文人是文官的起点，政治家则是文官的底色。
如果一个文人凭借知识走上仕途并获取高位，却始终不能转型为政治家，那么这个文人极有可能是悲剧收场。
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就是这种纯粹的文人。
1890年，陈布雷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父祖两代都是富裕茶商，这样的家境，给陈布雷奠定了读书的环境，也给陈布雷打上一生难以抹除的阶级烙印。
早在五岁的时候，陈布雷便开始接受教育，每天能认识三十个字。
稍微长大一些，陈布雷又跟随兄长陈训正读《毛诗》和《尔雅》，跟着宗族长辈和家庭教师读《礼记》、《春秋左传》、《唐诗》等经典著作。
读书虽多，但陈布雷的品行并不讨喜，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余七八岁以后，性行顽劣，体既弱，乃好戏侮弟妹，先母常斥责之，余屡改而屡犯”，典型的手欠、好动、顽劣的熊孩子。
这样的性格，影响了陈布雷的学业，导致他难以理清思路，写出来的文章疲软无力，直到1904年考入慈溪县中学堂，遇到慈溪才子冯君木，陈布雷才改变命运。
在慈溪县中学堂，陈布雷苦读《瀛环全志》、《通鉴辑览》、《万国史纲目》等历史地理著作，逐渐开拓眼界，格局不同以往。而冯君木教他选字、修辞、炼句的文字功夫，以及“文从字顺各率职”的文章要领。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陈布雷的学业大进。
学校规定，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文章，评为最优等的记两功，次优等的记一功，中等无功无过，一功可以得到二角银钱的奖励。结果半年下来，陈布雷和三弟竟然攒了二十一元银钱。
1911年春，陈布雷到上海探望兄长陈训正。
那时陈训正是《天铎报》的社长，麾下有戴季陶等主笔。陈布雷到上海的时候，正好戴季陶有事请假，陈训正便安排陈布雷，替戴季陶写新闻短评。
从此以后，陈布雷成为《天铎报》的记者，每天写两篇新闻短评，每十天写三篇社论，月薪四十元，生活质量非常高。
那时的陈布雷，是有新闻理想的，准备以文章报国。
他以八指头陀的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取了“布雷”的笔名，所以世人只知道陈布雷，不知他的真名是陈训恩。
为了提高新闻水平，陈布雷经常请教《民立报》的主笔宋教仁，讨论国际时事新闻的写法，并和柳亚子等人诗文唱和，共同精进。
同年秋，武昌起义爆发，其他报纸都把革命军称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革命，陈布雷便称革命军为“革军”，随后写下《谭鄂》十篇，声援武昌起义，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夫武汉一隅，固将与美之波士顿、法之威色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他年黄鹤楼头，留连凭吊，必有慨真理之大明，而专制政体终于一去不复返者。鄂风泱泱，扇遍天下，大千男儿际此，宜如何距跃三日，欢欣鼓舞，而不能自己也。”
文字里洋溢着澎湃激情，字句间闪耀着青春热血。
陈布雷的这段文字，即便放到现在，也比绝大部分记者的水平强，要是做自媒体的话，绝对是顶流。
22岁的陈布雷，就此一战成名。
2、
进入民国以后，陈布雷返回宁波做过中学校长，兼任过上海《申报》记者，甚至有一段时间在操持家务，整体来说是蹉跎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