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乾二净。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乾二净。正是老一代国企工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作者为新加坡学者，著有《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
毛主席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薄弱的工业基础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对于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
没有毛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毛后时代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
由华国锋主导下开始的以宝钢一期工程（耗资178亿美元，此数据援自宝钢一期工程投产时，上海一家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代表的“洋跃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G”结束时还不是太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而所消耗的外汇一部分是在毛时期通过国家的节俭而积累的外汇盈余。
没有毛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中国对苏“一面倒”的政策后来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如果考察一下苏联对中国156项工业项目的援助和影响，应不难明白，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苏联、东德、捷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负责任的姿态，为协助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进行类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项主要为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各工业领域的分布搭配经过了中苏专家的认真研究，甚至在各项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认真推敲。在我国还缺乏对工业化发展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苏联专家在吸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给予了必需的知识协助。就拿机床工业来说，机床工业所有类型的制造厂，如车、铣、刨、磨、钻、冲等，全部包括在内，还有象投资6亿元建立的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厂等一系列重机厂（建这类工厂要比“联想”之类的计算机厂和家电组装厂困难的多）。
这些工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的机床制造装备水平在解放后不久立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在基础工艺发展、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随着数控系统的完全国产化，中国机床工业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进国家；没有早期的基础，今日国产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将不可想象。
如果想一下上海宝钢等大型引进项目建设时，日本将一些二手设备涂上新漆运来我国，而美国至今不愿将先进设备卖给中国，更别提军工企业和技术引进了。由此不难明白，中国如果没有和苏联的短暂蜜月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崛起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没有第一汽车制造厂、一系列重机和机床厂的建立，后来的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万吨水压机和万吨轮等大型工业项目的迅速建成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除苏联及个别发达国家外，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业力量建立起如此规模的现代化汽车厂的（二汽于1969年开工建设，197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共安装四千台新设备，300条生产线，117 条自动化流水线，载重车产能位居世界第三。单看建设的速度和自动化程度，就可以驳斥所谓“文G”期间没人搞生产和科研的谬论）。
如果没有苏联援建的哈尔滨锅炉厂、电机厂和汽轮机厂，后来的四川东方动力集团等一系列大中型动力设备企业将难以迅速崛起，中国大型电站设备的建造能力将很难短期建立起来，毕竟这类设备囊括了机械工业几乎所有的加工工艺（例如，大型电站锅炉的焊接技术，汽轮机的转子动力学、合金钢和精密制造等，都是机械工业领域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后半期，哈尔滨锅炉厂能利用美国图纸建造60万千瓦的超大型电站锅炉，与以前打下的基础密不可分，也验证了中国焊接技术的世界级水平。东方动力集团现在能制造60万瓩大型汽轮机组，标志着中国动力设备领域正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然，中国后来的一些电力公司热衷于多花几倍的钱买日本电站设备，肯定不全是技术的原因。中国还没有富裕到不在乎几倍差价的地步。随着中国60万千瓦大型机组的建成，中日大型电站设备的技术差距并不大。
可以肯定的是，毛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使得中国这样一个赤贫的国家，一步跨越了市场经济国家需更长时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而得以展开大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能力在重工业领域（尤其是基础装备及原材料领域）进行商业冒险。
在中苏蜜月时期，还得到了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支持，而中国除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分散了美国的战略力量外，在经济和技术上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回馈微乎其微。
当今日的一些中国人就毛时代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责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际援助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中国对外援助无论在规模上、技术层次上还是产业的合理搭配方面，与中国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国际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大国和富国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援助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拒绝对外援助的大国必然面对外交上的尴尬，印度对外援助的资金曾长期维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国对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鲜和巴基斯坦，对改善中国的周遍安全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家卫国”，中国不能允许周边小国被世界强权作为对付中国的桥头堡。
如果就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言，毛主席对苏联的“一面倒”外交政策，无疑是一极为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主席的个性和民族主义色彩来说，没有天大的好处，他会轻易地叫别人一声“老大哥”吗？当斯大林送给毛主席一辆小轿车时，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爱的红辣椒（他老人家真够幽默的）；可当苏联希望在地广人稀的黑龙江建一个箩卜罐头厂时，他的民族主义情节立即发酵：您把机器给我，我们生产的箩卜罐头卖给你们还机器钱。当然，最后不了了之。（请读者不要以现在的引进外资和当时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唯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韩国虽然在朝鲜战争后三十多年成为亚洲四小龙，创造了“汉江奇迹”。造船工业的生产吨位已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至今依赖日本进口。而我国在 1976年以前已具备了各种船舶（从鱼雷快艇到万吨轮和核潜艇）引擎的制造能力。韩国现代重工也学会了制造电力机车，但其关键技术全是进口。而中国则具有完全独立的机车制造能力，在种类和技术层次上虽然比个别发达国家（日、法、德）落后，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则居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台湾，虽然在经济上有长足的进展，但其早期的主要产品以轻工业品为主。如果拿1976年时的自有工业技术层次和综合制造能力进行对比，除韩国三星刚起步的半导体工业外，韩国和台湾根本无法和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他们生产的家用电器的元器件主要靠进口。
即使从全球角度来看，1976年的大陆，工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后期，微电子工业和电脑技术的迅速腾飞和大、中规模集成电路在包括家电、钟表、自动化控制等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国和周边小龙在某些新兴领域的距离，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以个人计算机及其全方位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差距。当然，中国在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领域的产业不足、相关领域技术准备不够、对消费品经营理念的缺乏、体制上的欠缺灵活（这对重工业的影响远不如对消费品工业的影响大；在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产量便于计划，而对消费品工业进行计划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 IT领域的封锁非常严重，当1024分辨率的电脑显示器在美国大量应用时，中国国防系统只能从香港偷买），是中国没能及时赶上的主因。即使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半导体工业领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具备独立发展半导体工业装备和基础工艺原理的能力。这是美国这种经济强国最难于被别人追赶或超越之处。而中国大陆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独立发展了集成电路制造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并得以出口日本。
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导体工业，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人才和知识。而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日和苏联了。当然，中国后来半导体工业的落后原因就不谈了。笔者本人横跨多个工程领域的知识，和基于对众多工业领域及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才有信心为毛时期重工业路线进行辩护，也才得以认识到毛时期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对中华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础性的伟大贡献。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则更喜欢从经济发展的宏观数据进行评判，而忽略经济微观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即使从宏观数据来看，也没理由质疑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没有强大的基础装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工业，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器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组装，中国最多只能算是个经济大国，而决非经济强国。
当我们看到外国技术上的领先而埋怨毛主席时，实际上我们已将自己放在了和发达国家竞赛的擂台上。这样的比赛规则对于1976年时的中国并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