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这个词,今天大家一听,应该是一个及其充满“负面”感的词汇。我们每个人所感知到的官僚主义,比如它使人非人化的考核倾向,比如文山会海的形式主义,比如它的不合理、压抑和僵化。相信很多人都有感知,也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且,“官僚主义”似乎也不分文化,不分土壤。 硅谷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2022年的时候在自己的推特上写下了一句话:我听说谷歌正在变成一个极其官僚主义的公司。之后谷歌也在首席执行官“劈柴哥”(Sundar Pichai)的带领下,开始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去官僚化”的“简单冲刺”(Simplicity Sprint)运动。 而在中国,“官僚主义”大家也不陌生。早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中共就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到了60年代,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十八大之后,中央立即推行反“四风”运动(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而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有三次笔墨明确提及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 但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官僚主义”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么不喜欢,为什么又不能彻底解决呢?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新技术是否会让“官僚主义”变成“落后生产力”? 从现代化的组织形式诞生开始,官僚主义就成为伴生物。什么的伴生物?科层制。 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还写过一本知名度小一些的书《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但是这本书所提出的“行政组织理论”,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伯在书中说,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而其中,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