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写了这么一条内容：
面对韩国青年人因生活压力过大导致的生育持续下跌，我们应不应该吸取他们的教训，未雨绸缪，强化对青年一代的让利和纾困，以防止我们未来也出现类似社会问题?
答:不应该。
理由1，中国人比韩国人更优越、更聪明，不会发生他们的问题。即便可能有，聪明的我们也能迅速解决。因此不需要浪费资源预防准备。
理由2，美国如今对中国虎视眈眈，我们有限的资源和注意力应该集中应对外部威胁，这才是事关生存安危的大事，其他问题的优先级都必须后置。
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其利益倾向在其中。或者说，意识形态本就是利益的诠释者和遮羞布。
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究竟是其中利益的获得者，还是他人得益的代价。
比如刚才的案例，面对青年人以生育为理由，要求在社会分配中多得一杯羹，你只要举起“民族优越论”和“外部威胁论”，就能理直气壮地让他们闭嘴。
“民族优越论”、“外部威胁论”受众很广泛，青年人中也有大量的簇拥者。但很显然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青年人从中获得的自豪感，远远比不上他们所失去的利益的含金量。
日常生活中，“民族优越论”、“外部威胁论”同样适用于其他举着各种各样理由为自己谋求利益、寻求分配者，相当好用。但若想发挥更佳效用，还得增强其厚度。
什么厚度？
来，我们继续看。
他们说韩国年轻人压力大导致生育下跌，你用这招让他们闭嘴了。可转头他们又说，欧洲多国持续补贴生育，生孩子给钱甚至给房，所以生育一路回温，中国应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