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1]。好文章，要写到“字字血、声声泪”。好学生不是在学堂里培养出来的，他也是在“字字血、声声泪”即血与泪水中熬出来的。医生的话比媳妇的话管用，是因为医生的话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只关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当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无经验尤其是生死经验介入，则苍白无力。如此推论，教育若不与生产劳动的经验，尤其是生死经验相结合，则事倍功半；而教育如不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则如无头苍蝇，完全没有方向。196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2]
现在空谈风盛，说大话。简单的事，他给你讲得玄而又玄，什么国际政治要“站得高一点”，要“超越主权”。那是科索沃的导弹没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儿是邵云环，他就不“超越”了。“超越”这个东西，一见血，就不灵。现在有的国际政治课还一定要以“数学模型”显水平，瞎忽悠。兵不厌诈，数学怎么能解决政治学中“诈”，即“披着羊皮的狼”的问题。求真当然重要，证伪则更难，而在国际政治学中面临最多的恐怕是证伪问题。
现在社会科学讲统计，其前提是一切数据都是真的，这本身就不合实际。学者统计中的十只羊，只有猎人才能看出其中有几只是“披着羊皮的狼”，对此，书斋里的学者看不出来，数学模型也算不出来。书斋中的学问是基于“现存的知识是真的”这一假设，但这个假设可太假了，它在现实中一天也不存在。动物都知道伪装，何况人呢？政治是与人打交道的，可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了。希特勒在向欧洲开战前说的假话把张伯仑忽悠得手舞足蹈；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前也将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们骗得像萨达姆一样天真可爱。当时怎么就没有人用数学模型来识别呢？陈独秀想与蒋介石来个类似今天“建构主义”[3]那套，结果被蒋介石杀了个血流成河。
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饱暖思淫欲”，饱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乱想。有些专家谈粮食安全，十个人十个观点，我相信让他们饿上三天后，他们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观点了，再饿三天，眼睛都绿了，就不会空谈了，就要动粗了。
到野生动物园，如入桃花源，不知魏晋：狮子和老虎在树荫下横竖躺在一起，熊见了人也拍着巴掌欢迎，野猪悠闲地自由奔跑。为什么虎狮之间那么和谐？资源无限供给——这与我们自助餐时的感受一样。电视上有猫和狗交朋友，还是食物供给没有问题。只要资源供给充足，我相信魔鬼与天使也能交朋友。
承平时期易出庸官。和平了，虚浮的话不仅不会立显其祸，相反还可直获其利。毛泽东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8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4]
承平时期说虚话、浮话、大话，甚至鬼话所产生的负反馈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几代人才能应验，而有多少人会为未来灾难而放弃眼前的利益呢？这大概就是富不过三代的原因。对此，像俾斯麦这样的铁血人物也深感无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5]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当下的中国人也不无启迪。
看到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说“要准备后事”即社会主义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
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6]
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7]
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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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借邓拓《过东林书院》的诗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邓拓参观东林书院时有感而发：“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参见张帆著：《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3]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它的学术意义在于它重新设定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把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与物质主义分析相反。建构主义“特别强调观念因素如文化、信仰、规范、理念和认同的重要性”……建构主义理论以“理念主义”视野将广义的文化性因素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构成性要素。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在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建构主义是理念主义为本体论，整体主义为方法论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世界包括物质和理念两方面，物质本身没有社会意义。胡惠林著：《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
[4]马社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5]［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同鸿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6]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