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Lorin Selby，美国海军退役少将。曾作为潜艇作战军官在美国海军服役近37年，并担任第26任海军研究署署长。现任Mare Liberum Capital Partners普通合伙人，该机构专注于投资技术与海洋领域交叉方向。
每一个军事总部中的每一份作战计划，如今都已经过时。那些长期进行前瞻研判的战略思想家早就警告过，这一天终将到来。如今，它已经来了。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需要改变”，而是：这个体制能否快到仍然来得及改变结果。
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硅谷企业家兼创业教育者Steve Blank警告初创公司创始人：如果一家公司的商业计划仍建立在两年前的假设之上，那么它很可能已经“死亡”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军事作战计划。
只需把“初创公司”替换成“战区司令部”，这句警告就会立刻具有一种关乎生死的意味。
如今，存放在某处机密保险库中的每一份作战计划（OPLAN）、构想计划（CONPLAN）以及战役筹划−−无论是欧洲司令部还是印太司令部，无论依据是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制定的应急计划，还是南海拒止作战想定−−都建立在已经不再成立的假设基础之上。目标体系变了，杀伤链变了，甚至战场的“物理规律”本身都变了。而掌握这些计划的机构和机制，大体上却仍低着头忙于旧事务：继续为原来的队伍招募人员，继续打造原来的产品，继续为既定发展路线辩护。问题已经不再是军队是否必须改变，而是：问题在于，这个体制能否足够快地完成转变，快到仍然来得及发挥作用。
我并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写下这些话。我在美国海军服役37年，曾任潜艇舰长、核工程师、海军历史上第一位非工程值勤军官出身的海军总工程师，最后担任第26任海军研究署署长，负责管理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总额40亿美元的科技研发投资。我曾在体制内部推动自主化、人工智能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因此我非常清楚：当有人告诉一个庞大机构“你们原有的假设错了”时，这种机构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抵抗。我亲眼见过太多极具前景的构想，被困死在官僚体系凝固的琥珀之中。
问题从来不在科学本身，也不在技术本身。真正的问题，是紧迫感−−或者说，对紧迫感的缺失。问题在于：那些为一个“慢速时代”设计出来的计划流程、采购周期，以及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风险厌恶文化。而正是这些问题，正在让如今所有机密服务器中的作战计划全面失效。
一、那些长期进行前瞻布局的战略思想家是正确的
多年来，一小批具有前瞻性的国防思想家一直在主张：未来战争将更加快速、更加廉价、更加分布式，并将由自主系统与人工智能主导，而不再依赖有人平台和大规模兵力。他们长期被主流体系忽视，被认为“太商业化”“太理论化”“太硅谷化”。建制派的态度始终是：这些概念或许有趣，但距离真正的战场还太遥远。因此，体制的典型反应，就是在边缘领域象征性资助一些新概念，同时继续保护那些传统的大型既有项目。
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未来已经到来。
现在，桌子上已经摆着一头“死驼鹿”−−一种你拖得越久、就会腐烂得越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却又没人愿意正视的大问题
乌克兰战争把“杀伤链”从以“天”为单位压缩到了以“分钟”为单位。廉价FPV无人机摧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平台。电子战变成了按小时变化的动态对抗。近期针对暴露机场与后勤节点的袭击，也在其他地区证明了同样的规律：固定资产、可预测部署模式，以及建立在旧时代基础上的防护假设，如今都已成为负担。在太平洋方向，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TW海峡两岸。水面舰艇、港口、机场、加油机以及后勤枢纽，如今都已经成为可以被大规模打击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