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葛优在影片《大腕》中说过一句奇怪的话:“甭假装黑社会，中国就没有黑社会！”
所以，中国到底有没有黑社会？如果没有黑社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严打，打的是什么？2018年的扫黑除恶，扫除的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用经济分析法，来剖析“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
01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是存在过黑社会的，而且那时候的黑社会还很强大，强大到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
黑社会的崛起，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大量的失业者;
二是存在大量的权力真空。
而晚清至民国，就完美地契合了这两个条件。
比如，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因为民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事，而洋人又没能力治理华人为主的社会，使租界成了混乱无序、乱象丛生的“三不管”地带，这就是权利的真空。
但权力是不允许真空的，哪里有权力真空，哪里就会出现填补真空的强权。所以，上海法租界就招募青帮大佬黄金荣来当巡捕房探长（后来青帮的杜月笙崛起为新的大佬）。
但前面说了，黑社会的崛起需同时满足另一个条件——大量的失业者。
而恰恰，青帮的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漕运的衰落。漕运曾是大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全国超半数田赋征粮采用的是漕运。这个体系养活了几十万的水手、纤夫，但后来海运取代了漕运，上海成为粮食的重要转运点，漕帮（青帮的前身）成员失业的失业，转行的转行，大家纷纷涌向最繁华的上海，而据估计，当时的漕帮成员不低于20万。
同时，随着西方廉价的工业品进入中国，苏州、嘉兴等“江南富庶之地”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导致大量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也涌向了上海。
但很显然，当时的上海并不能容纳这么多人，比如说拉洋车行业，当时上海只有2万辆洋车，从业者却多达10万人。更何况当时正值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中国也受到波及，这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现象。
据统计，1930-1936年间，上海有60万失业者，棚户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80%。这些人自然而然就成了黑社会的生力军，再加上政府缺位，不孕育出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教父级大佬，简直有点对不住这块沃土。
所以，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桥段：年轻人怀揣着理想去上海谋生，结果走投无路之下，男的进了黑帮，女的进了妓院。
当时除了青帮，《功夫》里的那个斧头帮也是大上海牛逼哄哄的存在，斧头帮之所以叫“斧头帮”，是因为帮派成员多是来自安徽的码头工人，有一次和资本家有了劳资矛盾，他们就扛着斧头去和资本家讲道理，从此名震上海滩。
说到底，黑社会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好好的谁想刀口舔血？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黑帮组织大多转移到了香港、台湾等地，留下来的帮派成员，也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因为，新一国的全权社会排斥权力真空。
就说曾经护送过孙中山，和蒋介石谈笑风生的黄金荣吧，在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之下，他只能在报上发表《自白书》来忏悔，说自己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希望人民政府能宽恕他，他一定要好好做爱国的事。然后，他就被组织派去扫大街了。
之前和几个朋友还在探讨一个问题：按理说，失业的退伍军人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比如二战后的意大利，退伍军人就成了黑手党的生力军，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以及越战之后，美国黑帮也有了新鲜血液，但为什么类似的情况，没有发生在中国？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郑也夫就解释过，他举了意大利南部黑手党的例子：黑手党虽然百年不衰，但唯有一段时期，它几乎销声匿迹了，那就是墨索里尼统治的时代。
也就是说，只有一种社会可以彻底扫除黑社会，那就是现代的全权社会。
所以不管是前苏联，还是1949-1979的中国大陆，都不可能存在什么黑社会，在这种权力真空被挤压到极致的情况下，连“教父”黄金荣也得老老实实地扫大街，杜月笙要是没逃到香港，下场也差不多，不是被派去扫大街，就是去扫厕所。
02
我们再次听到“黑社会”这个词，是在改开之后。
1983年，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严打，但是，为什么在经历了20年的“黑社会”真空之后，中国的社会治安会突然恶化，以至于不得不下令严打？
说到底，原因还是开头提到的那两个原因：
一是大量的失业者;
二是存在大量的权力真空。
虽然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并不比80年代强，但它好就好在搞的是平均主义，要穷大家一起穷。同时，当时实行的是严格的城乡隔离政策，居民外出需持工作单位或生产大队的介绍信，这就很好地防止了人员流动，把所有人固定在了一个极小的熟人圈子里，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和居委会制度，以及鼓励人民群众互相监督、检举揭发，从而将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犄角旮旯。所以，当时只有云南及少数地区存在极少的“走私”犯罪，其他地方的黑社会几乎灭绝了。
没有失业的流民，也没有任何权力真空，自然就不会有什么黑社会，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1979年，大量被安置在农村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返乡。比如仅在北京，1979年的返城知青就多达40万，占北京总人口的8.6%，而当地又解决不了他们的就业问题，然后街上就冒出了很多街溜子。
另一方面，在文革中，我国的法律体了本上被废除了，当时连陈云、周恩来都没法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更别说是平头百姓。当时整个社会秩序实际上已经乱了，公检法的牌子也被砸掉了。虽然1978年后，我们开始重建法律体系，逐渐恢复法院和检察院，并在1982年制定了新宪法，但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即使重建秩序，改开后的中国也不可能回到以前几乎无权力真空的全权社会，毕竟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已经开始走向解体。
改开之前，北方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城市化率也更高，所以相对来说，无论是知青返乡，还是改革开放，北方受到的冲击更大，所以中国的社会治安，也是从北方开始乱起来的。
当时就有句顺口溜，叫“东北虎，唐山狼”。
为什么只提到东北和唐山，却没提到同样受到巨大冲击，失业率飙升的北京、天津等地呢？
因为当时东北和唐山的混子实在是太剽悍了，尤其是唐山的“菜刀帮”。
据说，当时唐山的菜刀帮不仅南下平丁天津黑帮，东进砍了秦皇岛渔霸，还北上大闹过东北三省，只不过因为强龙不压地头蛇，最后在东北吃了瘪。所以当时就有一句话，叫“京油子，卫（天津）嘴子，打不过唐山的泥腿子。”然后就形成了唐山混子和东北混子“共治”北方的格局。
唐山之所以会出现菜刀帮，除了知青返乡，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地震之后，大量工厂、矿区、道路坍塌，唐山的经济遭到严重损毁，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多重因素之下，使得唐山街头尽是街溜子，“菜刀帮”的队伍因此不断壮大，这帮背着军绿色斜挎包，包里藏着菜刀的混子不仅敢逼停公交车打劫乘客，还敢公然打劫灾后援建物资。
1983年的夏天，菜刀帮还干了一件自取灭亡的事。
当时去北戴河办事的邓公途经唐山的东矿区，因为拒绝留下“买路财”，两名警卫当场被菜刀帮砍死，警车也被砸毁，据说直到唐山市公安局局长赶到，菜刀队才离开，走之前还撂下一句狠话:
“今天给局长个面子，可不给北京面子？”这事彻底把邓公激怒了，于是他下令开始严打，而首先打的，就是唐山的菜刀帮。
唐山的菜刀帮虽然很彪，但比起当年上海的青帮和斧头帮，还是差远了。严格说来，菜刀帮还不算是黑帮组织，顶多只是逞凶斗狠的流氓团伙，他们没有严格的帮派体系，也没有固定的产业。这也是整个80年代“黑社会”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黑恶势力刚开始冒头，但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状态，而且随着严打的进行，最终没有一个帮派成气候。
当菜刀帮还局限于拦路抢劫的行当，东北的黑社会团伙已经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当时东北有个大佬，江湖人称“乔四”。
乔四原本只是个偷鸡摸狗的混子，但很快，新时代给了他崛起的机会。
1983年的一天，乔四发现老城区的拆迁户和工程队发生了冲突，警方也摆不平。此时，认识其中一名警察的乔四便出面解围，他一把夺过怒气冲冲的钉子户的菜刀，砍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并告诉对方，想不拆也可以，只要像他一样砍一根手指头就行。
钉子户立马怂了，乔四因此一战成名。
此后，乔四就组织起古早时期的“拆迁队”，据说，每摆平一个工程，他们要收十多万的酬劳。之后，他又开始进军建筑工程项目，以及饭店、酒店等行业。
乔四的崛起，是因为他正好填补了基层政府主动让渡出来的权力真空，相当于充当基层政府的黑手套，和当年黄金荣当巡捕房探长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搞棚改，所以这只是个别现象，规模也有限。
总体而言，80年代所谓的“黑社会”，因为没有巨大的利益驱使和捆绑，很难凝聚成大型的黑社会团体，所以大多是小偷小摸的流氓个体，或者是好勇斗狠的小流氓团伙，很low，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国家之所以要严打，并不是因为小流氓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当时遍地都是游手好闲的小流氓。
03
“黑社会”真正开始成气候，是在1992年之后。
这一年，除了邓小平南巡，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货币化改革。
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票证社会，买米有粮票，买布有布票。但因为在1988年遭遇了高额通货膨胀，1989年又进入生产停滞，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直到1992年，因为中央财政进一步遭遇恶性赤字，我们才放弃票证这一分配系统，人民币币成为真正的“货币”，同时，在这一年的十四大上，我们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按常理，此后中国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老百姓的日子也有盼头了，但为什么90年代之后，“黑社会”反而开始崛起？
还是回到开头提到的黑社会崛起的两个条件：
一是大量的失业现象;
二是存在大量的权力真空。
90年代，因为开始取消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同时，因为国企改制，大量的工人开始下岗，比如1995年，我国还有一亿多端铁饭碗的人，但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六千万。
进城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都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而且因为我们开始坚定不移地搞市场经济，讲的是效率优先，白猫黑猫论，“黑社会”于是开始有了发挥的空间（这一点后边会具体分析）。
不同于80年代简单粗暴的流氓和小流氓团伙，90年代之后，中国的“黑社会”开始走向复杂和分化，而且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好勇斗狠，而是搞钱。
之前的“黑社会”也不是不爱钱，而是因为社会面上压根儿就没什么钱。比如，1988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3千亿元，也就相当于20年后一个黑社会头目的身价（如果不考虑通胀的话）；而到了1998年，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高达5万亿元，翻了近20倍。
黑社会本质上和商人一样，搞钱都是终极目的。当社会上的利益越来越多，黑社会当然不再是好勇斗狠的小混混。
总体上说，1992年以后的“黑社会”，主要有以下几种搞钱方式:
第一种是偷盗抢劫，杀人越货，收保护费。
这一类和80年代的菜刀帮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混混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当地，而是在全国流窜作案。9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广州飞车党，以及流窜到全国各地持枪抢劫的周克华，都是这类的代表。
第二种是从事黄赌毒。
这一类看起来凶神恶煞，走路也横着走，但在“黑社会”的圈子里，他们其实处于鄙视链的底端。因为“黄”和“赌”很low，而“毒”，是风险太大，被抓到了就是死路一条。这种混混再牛逼，也不可能成为当地的“老大”，就像《教父》一样，黑手党柯里昂家族是不屑于搞黄赌毒的，因为干这些脏事有失身份，尤其是黄和毒。
在中国大陆，情况和《教父》类似，墨西哥、泰国、澳门、日本等对黄赌毒相对容忍的国家和地区，情况可能有所差别。
不过，在中国大陆，有一座城市比较特殊。
这座特殊的城市，就是2014年“扫黄打非”以前的东莞。
东莞的色情业和赌博业一度非常发达，曾是港澳台、新马泰富豪明星们的“度假胜地”。当时“莞城四虎”中的“东坑白毛鸡”和“黄江太子辉”，都是当地色情和赌博行业的大佬。
他们能跻身“四虎”，侧面也说明当时这座城市的定位和格调，要是放在北上广深，他们是上不了台面的。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是在中国大陆，黄赌毒的天花板都很低，而且很难洗白，所以即使是当年叱咤莞城的“东坑白毛鸡”和“黄江太子辉”，如今也一个出逃东南亚，一个牢底坐穿。
第三种是放高利贷和走私。
和前两种营生相比，这种营生不仅更“体面”，还更安全，能做这一行的往往有一定实力，在圈内威望也更高。
我采访过一个叫张三（化名）的，他当时所在的一个有着上千人规模的黑社会团体，就是靠放高利贷起家。比如，他们会在赌场给赌徒放贷1万块，约定一天还100块，30天为限，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你得多还3000块，三个月之后就是一万,
最后利滚利，非常吓人。当时很多资金链断裂的房地产老板，也会找他们借高利贷，有一次，一房地产老板因为还不上钱，他们就派人去把他的奔驰车给开走了。
走私界的大佬，则当属远华走私案中的赖昌星，比起放高利贷的，搞走私的往往在“白道”上有更多门路，尤其是走私汽车、石油啥的。
不过，说到底，以上三大类谋生方式都是在赤裸裸地在挑战法律底线，还是处于比较low的层次，而且很扎眼，所以每次政府出手，这些人往往会首先被打击，就连手眼通天的赖昌星，也在逃亡加拿大多年以后被押送回国。
所以，真正有远见的混子，更愿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