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华为的北邮校友何庭波提出“何庭波定律”（原来称“韬定律”）后，引发了全球媒体热议，也难免有争议，树大肯定会招风的。何庭波是北邮91届半导体器件与物理专业的研究生，我是90届的研究生，在北邮时还算是有交集的。所以真心为北邮的这位校友自豪。我这里郑重且强烈地建议将这个定律命名为“何庭波定律”。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原因在于一个在目前极为重要的因素。
有很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成就中大部分是以西方人的名字命名，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极少。这个原因当然不否认是与近代科学革命出现在欧洲有很大关系。但也有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中国人非常不习惯以中国原创者名字来命名相应的创新科技成就。例如，中国早就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但我们把这叫作“勾股定律”，其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时期，相比毕达哥拉斯早了几百年。但西方普遍叫“毕达哥拉斯定律”，人家把个人的名字加上去，这就成别人的成就了。去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科技成就，有几个是以创造者的名字命名的？但这能证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少吗？
再举一例，世界公认活字印刷最早是中国人发明的，比古登堡早400年。但世界上却公认现代活字印刷起源于“古登堡印刷机”。中国的活字印刷机叫什么？有名字吗？别说是国外，就算在中国现在还有几个能说出是哪个中国古人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还有中国人什么事儿吗？从科技史角度可以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从科学角度也可以认为不是，你连名字都没有怎么认你？连突出到震破天的“四大发明”之一都是这种境况，其他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更不值一提了。
再举一个更贴近的案例吧！以另一个华为与我同名的汪涛（网上经常被人搞混）提出的“新梅特卡夫定律”为例。这是2020年9月24日，在华为全联接大会2020上的主旨演讲中，时任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的汪涛提出的。原来的梅特卡夫定律是说，网络的价值与联接到网络的终端数量平方成正比。即：
V，网络价值；K，固定系数；N，网络节点/用户数量
华为的汪涛提出的现在的宽带网络的价值规律是：
（2）
上述各变量含义是：
N，网络节点 / 终端数量（保留传统规模因子，平方关系不变）。
Bw，有效带宽，带宽越大，单条连接承载的数据、算力交互越多。
Q，连接质量系数（综合时延、丢包率、网络切片隔离度、可靠性、确定性）。
K，行业价值常数；∑代表多场景、多业务叠加求和。
按照国际惯例，这个新的定律应该被称为“梅特卡夫-汪涛定律”或简称“梅-汪定律”，梅特卡夫定律是“窄带网络价值定律”，这个“梅-汪定律”是宽带条件下的网络价值规律。两者的确有很大的继承性，又的确有巨大的创新内容。明明是你华为的汪涛做的工作，虽然不否认是以梅特卡夫的理论总结为基础的扩展，但已经算是一个有相当大差异的新理论规律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功劳全部归到西方人梅特卡夫头上？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也没有资格去破坏国际学术界早已经形成，并且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最基本学术规矩和惯例，这对从跟随转向引领的中国特别重要。不习惯用中国人的名字去命名自己所作出的开拓性成就，这是中国人的一大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坚决彻底的根除。
最近我的朋友袁岚峰做的一期锚点节目，介绍了“广义章-朱准则”（GZZ准则）。参见“锚点：基建强国是怎样炼成的？|袁岚峰”。这个是以中国学者章连洋、朱合华的名字命名的。2007年，章连洋与朱合华一起在美国的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期刊发的论文中提出的。因为发在美国的期刊上，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就按照国际惯例命名这个叫“广义章-朱准则”。之前计算岩体强度的准则有Hoek-Brown霍克-布朗准则、Mohr-Coulomb摩尔-库伦（M-C）线性准则等。那以后如果人家美国人不给我们命名呢？中国人无论干出什么成果都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份了吗？
以创造者的个人名字来命名其理论成果，具有更多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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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创造者本人更认真地对待和更系统全面地将相应的规律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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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新科技成就的传播。现在就没几个人知道新梅特卡夫定律，区别性不足。但如果叫“梅-汪定律”，就很容易传开了。现在中国创新性的科技成就已经很多了，但大家还是感觉中国创新极少，为什么？别说是普通人，就是专业人士，有几个人能完全搞得清你做出来的一个成果到底算不算创新？感觉中国现在创新少，就是因为搞出的创新成果没有名字啊！全都埋在地里了。如果所有创新的成果全都用创新者的名字命名了，一数就知道有多少创新了。你光说论文有多少有什么意义？人家说你那论文数量就算很多，甚至高被引论文很多，也算不上创新，那你怎么解释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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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鼓励更多人做原创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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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对科研活动的更准确测量。现在对科研活动的测量指标往往以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引用数量为参数。这种参数有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测量中国人的科研工作时问题更大。因为中国人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数又多，很容易搞成相互引用，那引用量很容易就上去了，所以会与真实的科研水平产生巨大的偏差。曾有一个案例，中国一个n本学校，居然某领域的论文引用数跑到世界前列去了，然后他们学校自己都不敢宣传这个事情。事实证明，任何以论文测量为基础的科技评价体系对精确测量中国科技界的成就几乎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但是，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科技成果数量来作为测量参数，其准确性就高得多。这可以迫使科研工作者必须作出真正原创性的成就，而不是以表面高质量的论文去灌水。你有什么资格继续保持 211、985的名号，能不能得诺贝尔奖真无所谓，去数一数以你们学校师生的名字命名的科技成果是多少就足够了，其他一切指标即使不能说都是假的，至少也十有八九是虚的。一切不能以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科技成就，相应的论文都可以不用看，大多属于浪费时间。如何评院士？要么是有实际应用于重大国计民生的科技成就，要么能有以你的名字命名的科技成果，否则有什么资格当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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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项科技成就，就是最大限度地把这个成果摆出来让人质疑和挑战。如果你不认同，可以提出挑战和质疑。论文则都是小圈子的人自弹自唱，还要自我标榜为“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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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高度具有个人化的活动。如果不以创新者的名字来命名相应的成就，很容易造成这些成就被其他位高权重者窃取，创新者被埋没。窃取论文很容易，但要窃取一个科技成果的命名则风险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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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已经进入又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历史不会永远垂青于中国人。我们必须在未来属于中国的时代竭尽全力将一切人类科技成就的未来创新发展尽最大可能地以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否则再过一百年之后，大部分创新可能又被另外兴起的国家，用别人的名字命名给埋没了。中国已经吃了一次历史的弥天大亏，总不能再吃一次吧？
以创造者的名字命名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和标准，不是说随便提一个说法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了。这个规则标准至少应当包括：
(1) 的确有创新性。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要求。
(2) 最大限度地以客观的科学规律和标准：数学逻辑，测量标准，实践标准等来评价相应的创新，而不是依赖人的同行评审。事实证明，过度人情社会的中国人同行评审是不太靠得住的，国外也存在类似问题，只是程度大小差异。计量标准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最先是以某个实物为计量标准。但任何实物都可能发生变化或在社会变迁（如战争等）中有遭受破坏的风险。所以，计量基准现在已经全都是以纯客观的自然常数或化学元素为基础来设立。最后一个完成自然常数化的是质量单位千克。2018年11月16日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在法国凡尔赛召开，全票通过修订国际单位制（SI）1号决议，正式废除沿用130年的“国际千克原器（大K）实物基准”，确定以普朗克常数来定义千克，同步更新安培、开尔文、摩尔的量子化定义。这个新的定义在2019年5月20日（世界计量日）正式生效并在全球启用。普朗克常数为
由此定义千克为：
。其中米已经由自然常数光速与时间秒来定义。而秒是以
来定义。更准确地说是“铯-133原子无扰动基态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辐射电磁波，完成9192631770个振荡周期所持续的时间。”这样，现在所有计量基准全都是以自然常数和自然界的铯原子频率为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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