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这百年间，前后共有四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模型诞生：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理论（后冷战时代）。结合这些模型回顾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这四个阶段的走向，会发现无论你如何厌恶地缘政治与生俱来的竞争性，自现代地缘政治概念诞生起，国际政治博弈就再也离不开这些模型的影响了。

这当中关注陆权争夺的“世界岛理论”，是一战及二战欧洲战场指导理论；“海权论”则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以及美国战后控制全球海洋的基础理论；“边缘地带理论”则在冷战时期，解释了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为什么会成为美苏争夺的主战场；大棋局理论则是后冷战时代，一超独大的美国如何领导世界的指导理论。

了解这四大地缘政治模型，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地缘政治变迁也就理解了。只不过必须清楚的是，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模型，这四大模型都已不足以解读当下的多极世界。

海权论

大变局时代，能够感觉到新方法论即将诞生的绝不会只是一个人。一如达尔文痴迷于通过研究自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推导出进化论时，斯宾塞也正在着眼于人类社会，并同样推导出适者生存法则一样。而当大家从不同路径推导出趋同结论后，这些不同的思考路径，会共同为一门新的学问筑基。

作为一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前美国海军少将，战略理论家、历史学家马汉（1840年-1914年），就是军事角度切入研究地缘政治的第一人。1890年，马汉通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推出了地缘政治史上的第一个模型“海权论”。此后又通过复盘历史，写就了《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1892）、《海权与1812 年战争的联系》（1905）两本书，进一步完善了海权论。

被称之为“海权三部曲”的这三本著作，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使命。第一部着眼于欧洲各国的海上争霸。通过对英西、英荷、英法战争的梳理，解读英国崛起；第二部着眼于陆（法）、海（英）争霸，以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为背景，解读海权是如此击败陆权的；第三部着眼于新、老海权国家的博弈。通过对美国在美英战争（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复盘，得出海权决定了新兴国家（美国）生存空间的结论。

海权认为，海权是决定全球权力归属的主战场，谁能够控制海洋谁就能够控制世界。马汉的逻辑线是：1、全球化的世界，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实现的；2、谁能够控制海洋，谁就能掌控全球经济命脉，进而成为全球权力中心；3、一支掌控海洋的海军，能够封锁敌国所有港口、切断其对外贸易、将其与世界隔绝。任何陆军都无法实现这种全域控制。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开篇总论中，马汉总结出了影响一个国家海权发展的六个静态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总结下来就是：1、地理上拥有便于出海且无需维持庞大陆军的位置，可将全部国力投入海洋事业；2、自然结构上拥有优良的海岸地貌、天然港口、可通航内河，搭配适宜的气候与本土物产，构成海洋商贸与航运发展的天然基础；3、适配海权的国土规模。规模不取决于国土总面积，而取决于可通航海岸线长度与沿海区域支撑海洋事业的能力；4、庞大的人口基数；5、崇尚商业开拓、勇于远洋冒险的民族，天然会寻求海洋扩张，为长久海权奠定精神根基；6、政府针对海洋贸易、造船产业与海军建设的政策智慧与延续性，决定着国家海权的稳步发展。

更重要的是，马汉推导出了争夺海权的五个动态要素（可称之为“海权五要素”）

1、本土生产能力——“一切海权最终根植于生产，如果没有生产便无商贸往来，也就没有了海洋事业的发展”；

2、海上航运能力——“航运船只为本国产业产品跨洋交换的必要载体”；

3、海外贸易对象——“殖民地为本国过剩产品提供全新输出渠道与海外市场，若无海外市场，海洋贸易便无法扩张发展”；

4、强大海军力量——“唯有强大的海军能够保护海上交通线、捍卫海外领地，保障国家的海洋行动自由”；

5、远海军事支点——一支没有远海防御据点支撑的舰队，无法在海外开展长期作战，如同飞鸟无法远离本土海岸长久翱翔。海外港口与殖民地支点，是海军远洋持续部署、作战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