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中国学者发表在西方刊物尤其顶级刊物上的社会学、经济学等论文，基本都属于该论文一样的基于人为引入的主体干扰制造的系统误差鬼扯。
一、西方社会学的不科学性表现
2026年8月20日，《科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太阳能扩展政策降低了鸟类多样性”（China’s solar expansion policy reduces bird diversity，以下简称“该论文”）。参见：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ee0747）
该论文的基本观点是，通过建立一个中国县级的“光伏政策严苛度”PSI（PV policy stringency。PV是photovoltaic，光伏的缩写）的指标，并将它与鸟类多样性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而得出“中国光伏扩张政策降低”了鸟类多样性的结论。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众多不同专业领域的问题，因此随本文我们同时发表多篇文章，算是本文的附件，供有需要的读者参考。他们包括：
-
鸟类α、β、γ多样性指标及测量方法介绍（系统完整）
-
鸟类α、β、γ多样性指标及测量方式介绍（简单）
-
中国近20年鸟类多样性变化分析报告
该论文中采用的多样性数据是香农生物多样性（ShannonBD）与辛普森生物多样性（SimpsonBD）指标。这些指标一般只是用于描述α多样性的。本文后面将谈到，该论文选择的自变量PSI，与因变量鸟类的香农生物多样性、辛普森生物多样性指标都很不科学。
该论文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有西方媒体借此批评中国太阳能政策，也有中国媒体批评该论文科学性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一篇在国际顶刊《科学》上发表的论文，要批评它必须得具备相应的国际顶级学术水平才行。同时，本文不仅将系统地指出该论文的不科学之处，而且将进一步指出该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西方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不能称为科学的原因所在：
-
没有以统一测量学为标准。这是违背科学性的天条级原因。
-
存在固定的系统误差——中国学者要想在西方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有采用引入一个固定系统误差的方法才有可能：将经济或环境等结果数据与政策或体制等自变量建立起相关性。如果是好的结果，一定要与自由市场、私有制等建立起相关性；如果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要与中国式政策机制、体制、制度变量建立起相关性。这是一种人为建立的固定系统误差，而不是任何真实的因果关系。这种固定系统误差的存在是一种普遍情况，而不是该论文这一篇文章的特殊案例。本文将精确分析该论文中系统误差的引入途径和大小，以证明这一观点。
-
存在固定的主体误差。以上系统误差是来自认识主体自身的误差。
-
简单地以统计学代替测量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学中存在，甚至在很多自然科学领域也广泛存在。系统地指出这一点，是证明统一测量学价值的重要问题，因为只有采用统一测量学，才有可能清晰和精确地认识到这种范式的不科学之处在哪里：
(1) 统计学主要关注相关关系，但测量学是以追寻因果关系为目的。对相关关系的本质，统计学一直持非常模糊的态度。谁都知道相关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但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却没人关心。统计学发展了非常复杂的数理方法，却一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测量学前提：统计学往往以符合正态分布为前提条件，但对测量学来说，最困难的因素是不符合正态分布的系统误差。大量仅限于统计学的研究就是通过假设数量统计的对象符合正态分布，去引用各种复杂的数理统计工具，但同时无意甚至刻意引入系统误差来讲各种荒谬的故事。
(2) 相关关系的另一面是相对误差，但西方社会学范式却没有对相关关系进行误差处理。甚至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例如，90%的相关系数从统计学角度来说相关性已经非常高了，但事实上意味着大约1-90%=10%的相对误差。这个相对误差大小在测量学中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差，更别提低于50%的相关系数，意味着50%的相对误差。测量学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去不断地减少误差，提升测量精度；而统计学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用更小的相关系数和更大的相对误差数据来讲故事。
(3) p值本身也是一种高斯分布。以高斯分布为基础的误差处理方法只能部分解决随机误差的数据处理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极少能发现和处理系统误差。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寻求通过数理方法发现和处理系统误差，但本质上系统误差是不可能简单通过任何数理方法来完全有效处理的。这是一切测量学的共同难题，而不是某一个学科的测量难题。但是，在所有用统计学替代测量学的学科和研究活动中，都是直接去使用p值来判断数据的可用性，而完全不考虑系统误差。
(4) 为了获得更高的相关性，常常采用对原始数据取对数之后再计算相关系数，但却没有分析由此带来的误差大小的变化。结果就是使用事实上误差极大化的数据去对论文的论点进行支持。
(5) 统计单位并不是计量基准的测量单位。由此带来的计量误差，以统计学替代测量学的学科、尤其是全部的西方社会学全都不予关注。
(6) 其他
再次重申一下，上述问题并不是该论文中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的普遍问题，甚至是很多自然科学的学科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请注意一点：
该论文以及其他绝大多数类似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学科中，都是以“有显著统计相关性”为借口去讲故事的。但是，什么叫有显著统计相关性，相关性强、相关性中？这些全是人为划定的。
事实上，一切统计相关性分析都仅仅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第一步，它们绝对不能直接用来讲任何故事。
一切统计相关性的另一面是相对误差。对任何具体的科学问题，对相对误差的大小都是不同的。只有针对具体科学问题，才能确定相对误差缩小到什么数值，这样的测量数据才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相关性大小有科学意义的标准。对有些科学问题来说，90%的相关性（10%相对误差）就可以得出结论，但对另一些科学问题，可能99.999%的相关系数也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导致直接以统计学来替代测量学的学科，其科学性比较弱的关键原因所在，也是必须以统一测量学对这些学科进行重建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鸟类多样性本身的科学分析
既然该论文是关注中国鸟类多样性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分析一下中国鸟类多样性这么多年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该论文提取的统计数据集的时间跨度为2014年—2023年，共10年，覆盖全国2344个县，合计46528个县 – 月观测样本。
我们把时间跨度稍微放大一些，在过去20年，中国太阳能发展成效极为巨大。参见下表：
|
年份 |
当年新增装机 (GW) |
年末累计装机 (GW) |
简要阶段特征 |
|
2006 |
0.1 |
0.08 |
起步阶段，以示范项目为主 |
|
2007 |
0.2 |
0.28 |
海外市场驱动，国内规模很小 |
|
2008 |
0.4 |
0.6 |
组件产业快速扩张，应用端很小 |
|
2009 |
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