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大明灭亡史 第五章：孙承宗与魏忠贤|2026-09-17

第五章 孙承宗与魏忠贤

熊廷弼被传首九边的时候，大明朝的总体财政，已经愈发困难。

万历驾崩时，户部太仓库已沦为穷光蛋，一毛钱都搜不出来，此时国家财政全靠内帑700多万两白银支撑。在位一个月的明光宗，倒没有老爸那么小气，临死前发遗诏共200万两犒赏九边，光宗死后天启给他修庆陵，内帑又拨款50万两，后续追加投资，天启六年修完时，前后一共花了150万两。

万历连续开征辽饷后，天启年太仓银每年收入700万两左右，但天启面临的财政压力更大，广宁之败让大明在辽西总投入的几百万两物资，被努尔哈赤一把带走。之后重建山海关至关宁防线，孙承宗三年多时间在辽东所花军费，总开支又约3000万两左右。

熊廷弼第二次上任时，拿出的那套《三方布置策》，总规划预算1200万两，花钱太多太狠，这也是小皇帝和内阁不想用他的原因，希望抄近路用王化贞的速胜法，结果被现实狠狠抽了一耳光，只好启用孙承宗，老老实实重新拨款在辽东再打军政地基。

大明帝国的底子还算坚实，这么几千万几千万两的糟蹋白银，一波又一波的精锐被后金屠戮，一代又一代英雄被内耗绞杀，换别的国家早该崩盘了，大明后面还是撑足了19年。

从萨尔浒到广宁溃败，大明已经被后金打得连败四年，常常被打出冷兵器时代极为夸张的交换比，丢失大片国土，将整个大明的军心都给打穿了，吓得都没人敢去辽东上任。

熊廷弼被抓后，吏部提名宣府巡抚解经邦任辽东经略，解经邦知道自己搞不定辽东的烂摊子，去了必死无疑，三次上疏说老母亲病重需要自己照顾，坚决不去山海关。天启大怒，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吏部再提名兵部左侍郎王在晋赴任，王在晋不敢强辞，便去接任辽东经略，提出八里铺方案。

这套方案十分简单：放弃整片辽西走廊，一边花钱收买蒙古人，让蒙古人牵制后金，一边在山海关城墙以北八里铺（刚好八里远），花白银一百万两，再新建一道独立关城，北靠山、南抵海，全城三十里，驻兵四万人，形成内外两道关隘。

后金兵如果来攻，必先打八里铺新城，新城能挡则挡，如果守不住，四万守军可以从三条山间通道与山上三座山寨回撤，绕道撤回山海关，不至于被敌军堵死在两道城墙之间。

八里铺方案原本已经获批，朝廷预拨了20万两白银下来准备开工，但袁崇焕、孙元化等人坚决反对，越级写信给首辅叶向高，叶向高无法决断，便奏请天启派他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出关实地勘察。

这年五月，孙承宗出山海关实地考察后，认为王在晋全面放弃辽西走廊的方案不可取，后金军能直接威胁到山海关，而山海关后面就是京师，风险太大。必须将防线前移到宁远，依托宁远与觉华岛形成缓冲，逐步向前推进，以后才能缓缓恢复疆土。

回北京后孙承宗主动向天启请缨督师，天启对自己老师向来十分认可，便允了。八里铺方案就此废止，王在晋调往南京，孙承宗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为避免扯皮，比辽东经略权力更大，可节制蓟、辽、海上登莱水师，统筹三方，关宁锦防线启动。

孙承宗是北直隶高阳人（今河北保定高阳），家里太穷，16岁考上秀才后没钱再考，只能先打工挣钱，先后在大理寺丞姜壁和兵备道房守士两位官员家里当西席（家庭教师），年收入大概几十两白银。上班上着上着，第二任老板房守士升任大同巡抚，35岁的孙承宗就跟着老板去了大同。

我在《万里江山图》山西篇里重点介绍过大同，这是中国直面游牧民族的最前线，历史上许多重要战争都发生在这里，孙承宗趁着教书的空闲时间，在宣府、大同、蓟州一带四处漫游，看遍飞狐口、拒马河、白登的山口、河谷、堡寨、烽火台，也喜欢跟基层武官、老兵、戍卒、驿站小吏喝酒聊天，打听一线消息，知道哪个山口容易被蒙古骑兵突入，哪里的边兵饷银拖欠严重，哪里的军户逃亡最多。这段经历深深影响到了孙承宗，使他更懂得前线不易。

在大同这一段经历，使孙承宗成长为一个有理论懂实践的人，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素养与水平。

通常一个人在象牙塔待久了，容易清高、傲慢、狭隘，这时候必须下基层去实践几轮，去摸一摸工厂的设备、沾一沾田里的泥土，洗一洗身上的自负，了解人世间所有事物的不容易，才懂得办成每一件事，都需要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而不是一味地认为“老子明明很聪明，这些泥腿子，为什么就不听老子的？”

只有理论知识的人，常常在实践中容易碰壁，就是因为他没有去体验过别人的不容易，但凡体验过几回，就知道“万物皆苦、须感同身受”的道理。

万历三十二年（1604），41岁的孙承宗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名（榜眼），入翰林院，长期被分在詹事府任职，这个詹事府就是太子、皇孙的家教储备池，进了这里就是准备给太子皇孙做家庭教师，算是孙承宗的老本行。

孙承宗本该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皇家私教，不想几年后万历跟光宗接二连三死亡，57岁的孙承宗因人品不错且没有加入党争，被提拔去给16岁的天启讲课（日讲官），他讲课时也会理论联系实际，常常跟朱由校讲起边塞之苦、西风之烈，朱由校每天听得新鲜有趣，很喜欢这位大胡子老头，更相信他是一个能办实事的人。

孙承宗去辽东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天启元年袁应泰丢失沈阳辽阳，朝廷就有人建议孙承宗赴任，天启舍不得他离开，压下了建议。第二年朱由校将老师由少詹事（正四品）升礼部右侍郎（正三品）。

广宁兵败后，连续搞出一堆烂摊子的兵部尚书张鹤鸣，终是害怕被言官集体弹劾，找个借口要出北京去辽东视察军情，兼任辽东经略。这胆小鬼十七天才走到山海关，到了山海关就不敢出门，马上向天启申请告病还乡，这一下就空出了兵部尚书和辽东经略两个位置来，天启便让孙承宗接了兵部尚书，让王在晋接了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水平实在不行，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还是决定亲自出马镇守辽东。

张鹤鸣4年后又被魏忠贤重新启用，在西南负责平定安邦彦奢安之乱，崇祯上台后一看风向不对，再次告老还乡，8年后李自成攻破他老家颍州（安徽阜阳），85岁被吊死在树上。

相比张鹤鸣在广宁闯下的滔天大祸，这也算善终了。

孙承宗去山海关见王在晋时，袁崇焕此时38岁，任宁前兵备佥事（防备监察），孙元化此时41岁，任经略衙门赞画（军事参谋），俩人军事水平都明显高过王在晋，对其低水平相当不服气，才越级写信给叶向高。孙承宗跟他们沟通后，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对的，在吸收他们的建议后，反复实地考察，才定下关宁锦大防线的战略。

大家应该注意到，我写作时常常会有意提及各个人物当时的年龄，因为人在不同年龄阶段，因为阅历的深浅，他的知识水平和性格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一提及某个历史人物，通常想到的是他盖棺论定的一生，而其实这个历史人物，他在不同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孙承宗57岁接手辽东这一年，他的战略和实操水平，就远高于38岁的袁崇焕和41岁的孙元化。

袁崇焕和孙元化此时能发现问题，并提出部分良好建议，而孙承宗能统筹问题，并且能制定稳妥有效的可执行战略。

从天启二年八月到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在辽东一共任职三年两个月，工作颇有成效。

首先，孙承宗是天启老师，深得天启信任，他可以搞到钱。孙承宗三年多时间募兵、筑城、修堡、买马共烧掉约2000万两，其中辽饷实发约1450万两，就地征粮、地方协济、召集民夫、采木筑城约500多万两——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项目，能搞到钱就是最大的本事，孙承宗这项本事让下面的人无话可说。

其次，孙承宗能花好这笔钱，辽饷大部分资金，都流入到了筑城与练兵当中：他重用孙元化采用西法筑城，修铳台、布置大炮，共修复大城9座、堡垒45座；再练兵11万，设立车营、水营、火器营，淘汰老弱逃兵，提拔发掘出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马世龙、孙元化一批精英。

最后，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安置难民开垦屯田5000顷，每年粮食收入15万石；还收拢流离失所的辽民就地屯田、编组入伍，解决兵源、粮食、难民安置问题，减少朝廷长途运粮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