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几个反直觉的鲜明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外交热度陡然上升，和很多人理解的不同，战争发生之前不是外交变冷，恰恰相反，会出现一个频繁交流的过程。各大国之间会用各种外交努力来稳定局面，避免发生磨擦。
量化数据显示，一战前的国际外交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度，1815-1865年：国际会议稀少，每年仅以个位数计。1865年后：进入“数十次”量级。 一战前数年进入“数百次”量级。到1900年，全球国际会议总数达232次，1910年也保持在200次的高位。
二战前，20世纪20-30年代，各国密集签署了29个明确称为“非侵略条约”的协议，其中22个是在1925-1941年间签署的。纳粹德国签署了6个，苏联签署了12个。国际联盟、裁军会议、洛迦诺、英法绥靖、慕尼黑协定、英法苏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英法确实想避免战争，尤其英国张伯伦政府把慕尼黑当成“一代人的和平”。慕尼黑协定，华盛顿海军条约更是互相妥协试图稳定局面的集大成者。
可以说，越是各种外交手段努力让局面稳定下来，越是试图给国际局势装上护栏，就代表危机越深，战争风险越高。
第二就是经济依存度是迅速上升的。
一战前，欧洲经济深度交融。德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00年的32% 攀升至1913年的40%，其中与协约国（英、法、俄）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口占68.1%，出口占60%）。同期，英国的贸易比率（进出口占GDP比重）在1913年也达到了28.6%（进口） 和25.3%（出口） 的高位。
二战的导火索更是因为全球经济依存度过高导致大萧条传导到世界各国。
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的贸易预期理论指出：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不是当前的依存度水平，而是依赖性较强的一方对“未来贸易环境”的预期。
如果预期未来贸易环境乐观，即使当前依存度很高，国家也倾向于合作，因为战争的机会成本太高。
如果预期未来贸易环境悲观（预见到贸易可能被切断、封锁或恶化），高依存度反而会制造“脆弱性”和“恐惧”。依赖国可能认为，趁自己还有能力时发动预防性战争，比坐等被经济绞杀更安全。
这时候军事冒险的思潮会迅速抬头。
二战前的日本是典型。日本对进口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的依赖度极高。当美国在1941年实施石油禁运后，日本的“贸易预期”瞬间从相对乐观转为极度悲观。这种对资源被切断的恐惧，直接推动其铤而走险，发动了珍珠港袭击。
所以对关键商品的出口控制也算是半个特征。比如芯片，或者稀土、石油、天然气。
剩下的两个特征就没那么反直觉了：第一个是政治版图分裂加剧，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势力上台，全世界形成多个不同的圈子，博弈加深。第二个就是军备竞赛和局部冲突，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扩军过程，不管是造舰还是造飞机，而局部冲突也会增多，成为世界大战的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