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从确立毛泽东思想的七大开始，具有了独创的思想体系，并且也一开始就具有了四个结合的基本特质，是最具普遍性、原理性、基础性的科学标准和原则。“四个结合”所指的知识体系是：马列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验与测量方法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思想，其他西方社会与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却长期主动在思想理论上保持非常谦逊的姿态，到现在，我们依然把源自西方的两个截然对立的社会知识体系以不同形式的官方定位供奉在师尊的位置上。我们对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一直用“中国特色”“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政治表述和包装，自我限定和降低了一个甚至两个层级。这样做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一种超然的政治大智慧。但凡事有其利也必有其不利一面。当中国走到今天，迫切需要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时代，科学地、准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独创思想体系的客观地位，是未来理论创新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旦提理论创新，往往很快出现的是一大群“跪族”，只不过是各自选择跪拜的其他四个知识体系对象不一样而已。以一带四的五个结合方式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理论创新局面必然很快就会焕然一新。
一、思想的桎梏是什么？
今天，我们已经把马列主义和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基本学完。即使没完全学完也学得差不多了，但普遍还是感觉要想搞出理论创新、理论自信和自主知识体系困难得没边，问题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思想和理论界的头上戴着两个深深的紧箍咒，这两个紧箍咒来源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结局，并作为潜意识深藏在中国人心中：
中国人不能搞出普遍原理的东西，最多只能把国外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践加以运用。
今天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事实上作为权威的学术界，具有最普遍原理性地位的思想理论是两个来源：一是马列主义，二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与管理学等。
今天我们需要清晰地指出一个逻辑上清晰无比、本无可争议的事实：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最先进思想理论基础上，独立创造出了一套在层次上高于以上两个理论来源，具有最基础、最普遍科学标准性质思想理论体系的。但在对自身思想理论的定位上，我们过去一直是保持着非常谦逊的姿态，一方面是我们主动把自己放低成低于以上两个来源层次，另一方面也是外在的强大势力极力影响中国，让中国人认为自己在思想理论上是低于国外。
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到，在过去这种状况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甚至是中国主动所为。但在今天的历史时代，我们就需要在逻辑上理清楚这一点，否则就会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遭遇内在的根本性障碍。因为，如果连毛泽东等中国最权威的领袖和思想家的成就，都不被允许具有普遍原理的性质，更不能高于以上从国外引入的理论来源，只能是“中国特色”、只能是“国外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其他普通理论界学术界的人还能有更多作为的可能性吗？还有理论自信的空间存在吗？还能看得到任何创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景吗？
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而中国的却成功？理论上如何说明白？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
马克思等先驱者并没有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他们的理论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缺陷的系统分析。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个非常简要的设想，在苏联那里只是一个最原始的“原型机”，但他们把这台原型机就当成最终极的“制度产品”了。
真正构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是中国，但中国直到现在并没有把在实践中形成的这套制度进行系统的学理化、理论化。我们在高校教科书里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完备的，最多只能算“社会主义经济学前传”甚至“前前传”。
最底层的公理级原因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资本论》等核心的经济学著作中，将商品抽象为“使用价值”与“价值”，而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又将使用价值抽离掉，只分析价值。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是要创造货币价值，更要创造使用价值，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是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
马克思他们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于对货币价值的分析，的确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资本家剥削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他们主要精力只是集中于剥削货币价值，而并不太关注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强盗，例如土匪，可能到了被抢劫的对象家里，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把大米、铁锅、鸡肉、菜刀等有使用价值的财富都抢走了。当然，如果有黄金和银元等货币价值也不会放过。但资本家确实不看重这些具备使用价值的财富，而是专注于剥削货币价值。马克思所建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概念里，剩余的是什么？是剩余的小麦、布料、咖啡这些使用价值吗？当然不是，是剩余的货币价值。
正因为现在正规教科书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压根就不是真正由中国成功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所以完全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更别提指导实践了。
使用价值的研究在技术上的确存在极大困难，西方经济学里研究这个问题使用的是“效用”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完全不可测量的、不科学的概念。我在前面两篇文章中对此也做了深入分析。
一旦理解了以上最基本的经济学公理级的根基，要对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个问题在过去却是让理论界非常纠结的事情。
资本主义就是只专注于货币价值。虽然并没有系统地理论认为只要解决了货币价值的规律问题，使用价值就会自动地最优化，但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确实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只要解决了货币价值问题，使用价值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也是充分认可资本主义在使用价值上空前强大创造能力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社会主义当然要做到首先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上是应当超过甚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更重要的方面，它是货币价值创造与使用价值创造的平衡，且偏向于更好的使用价值。不深入研究使用价值的创造，怎么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呢？
资本主义是认为市场规律本身可自动实现柏累托最优、社会资源分配的最优和社会福利的最佳分配，尽管明摆着有“市场失灵”的问题存在。社会主义是认为一切宇宙的规律只有人类根据目的去开发利用，它才能被有效利用以实现目的，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天然的规律是与人类的根本目的自动相一致的。这不仅在经济领域是如此，一切科技领域不都是如此吗？无论牛顿力学、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哪有可以自动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分配的？核反应的规律如果不被深入地开发利用，只要按自然规律出现核反应就一定有利于社会福利吗？这明摆着纯属鬼扯的思想。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西方经济学只是以不同的数学模型解释经济过程，而问题在于从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出发去开发利用这些经济规律。
你都认为市场规律可以自动实现柏累托最优了，那还需要做什么？什么都别做了。政府只是市场的“守夜人”。什么叫守夜人？就是白天有人的时候你就在家待着门都别出，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出来看看门就得了。为什么要劝全世界国家的政府只当守夜人？就是要让霸权国家的资本想来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嘛。你搞出那么多唬人的数学模型唯一结论就是让我啥也别干，然后好让资本来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
要开发利用，就一定首先要明确开发利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学是绝对不能谈其规律如何开发利用的，但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就是谈如何开发利用经济规律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名义上是在搞社会主义，但基本的范式本质上与西方经济学差不多：你只能这么做，什么主动性也不能有，不能谈“开发利用”，更不能谈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二、中国独创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及理论谦逊姿态的历史原因
2026年10月22日是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长征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我党我军核心领导地位。为什么要用“事实上”这个词？因为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名义上毛泽东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洛甫）；他也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军委主席是周恩来，毛泽东名义上是协助周恩来作最后决策的人。张闻天和周恩来事实上是替毛泽东先戴着这个帽子，后来才一步步将名义上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转到毛泽东身上。直到10年后的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才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在此之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地位问题，而只有当确立“毛泽东思想”时，中国共产党才有了自己独立创造的思想体系。
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长征》中用艺术的语言表达的当年历史。
在七大之前是什么情况？从法理上说，中国共产党只是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一个下属单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使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是要“绝对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支部领导人。这是组织上的情况。并不是任何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而是六大党章中明确规定的。六大党章原文开篇就是：
“第一章 名称
(一) 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因为当时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最高领导人的变动原则上是必须要经过共产国际同意的。张闻天和周恩来在共产国际那里有很深的根基，因此他们先为毛泽东顶着最高领导人的帽子，在共产国际那里好说话一些。遵义会议（1935年1月）后，中央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经上海转赴苏联；他于1935年下半年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领导机构改组情况，共产国际由此了解并认可了遵义会议的结论，承认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才使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具有了法理上的正式认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电讯联系已中断约一年。1935年11月，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林育南的堂兄）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苏联经外蒙古秘密抵达陕北（定边一带），与中共中央接上关系，率先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带回共产国际 “七大” 路线和《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精神。
张浩此行另一重要作用是携带共产国际指示，出面调解、促成张国焘取消 “第二中央”，维护了党的统一。正式的无线电电讯联络随后（1936 年）逐步恢复。
在思想上，源自苏联的马列主义当然是绝对的指导思想。一个支部提出的思想理论，当然是不能超过共产国际总部的。这就是虽然中共在遵义会议上主动选择了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导核心，但其过程却如此复杂曲折的原因所在。
七大之所以能确立中共独立的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在七大之前两年共产国际自行解散了，总部没有了。因此，中共首先在组织上独立，本身就成了总部，同时也提出了独创的思想体系。但为了保持延续性，并且当时苏联即使解散了共产国际，在国际上以及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里依然是有远远超出其他兄弟国家的老大哥地位的。所以，马列主义依然被赋予最高的理论地位。七大党章原文是这么表述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这个表述意味着以下重要的定位：
毛泽东思想是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充分表达了中共思想理论的独立性。
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马列是“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体现是“中国的实践”。此后的历届党章中有很多变化，直到今天的表述中稳定下来的是“普遍原理”“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定位基本上就是把马列看作是普遍的、理论的，而中国人创造的，甚至包括毛泽东创造的，只能是国外的普遍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的应用，层级上是低一级的。
我在一文中，对毛泽东思想在历次党章中定位的细微变化作了非常系统的总结，要理解中间详细过程可参见该文。
党的十五大及以后，直到今天，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一直相对稳定。该党章原文是这么表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定位既保持了历史一直延续下来的谦逊姿态，同时也暗示了超过的可能性。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运用”一词是将毛泽东思想定位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层次，而“发展”又暗示了其上升到理论和普遍原理的可能。后面一句“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更明确了其可以上升到理论和普遍原理层次的可能性。
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中共在思想上长期保持谦逊态度的最主要动力，正是来自毛泽东本人。这种谦逊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这样一些证据上：
1956年通过八大党章时，可以说中国正是处于“春风得意”的历史时期：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之后，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地打败了国民党，建国后又以震惊世界的战果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瞬间暴涨。经济建设一日千里，以苏联援建的号称156个大项目让中国短期之内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具备工业化基础的国家，一五计划的大多数工业指标在1956年提前顺利完成，三大改造也是顺利完成。但是，在这种“一片大好”的背景之下，八大党章中却在毛泽东本人强烈坚持下完全去掉了“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八大党章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