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楚美国如何认识自己与世界，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有助于我们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展开更具建设性的思考。
2016年12月5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左）和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中）在纽约出席名为“领袖对话：国务卿论坛”的活动
文 | 刘明 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
本文转载自新华社客户端，原文首发于2019年7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15期，标题为《如何解读美国的“世界观”》。
历史上，大国崛起似乎常常导致冲突。正是根据这种认识的惯性，中国的和平发展被美国某些右翼势力视为当然的“威胁”。中国则反复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研究清楚美国如何认识自己与世界，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有助于我们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展开更具建设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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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帝国”吗？
1990年，美国提出“世界新秩序”概念。在随后的“后冷战时代第一战”中，美国取得“胜利”，并以此“终于治愈了越南战争的创伤”。此后，“美国全球责任范围又在扩张”。一些学者因而发问：美国是否真的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
答案：既“是”，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确在追求全球性霸权，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帝国。这种不同的核心在于，美国自认为不仅有强制别人服从的“硬力量”，而且自认为有影响、引导别人服从的“软力量”；美国的眼里不仅装着别国的土地，而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试图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改造世界——“美国是一个发现自己负有把全球都变成和美国空间完全一样的使命的国家”。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世界都变得像美国那样的话，也就变得美好了。
当然，美国也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发动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进行战争，也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各国提供彼此都能受益的”秩序”。所以，这些美国人将自己的“帝国”称作什么“仁慈的帝国”，将自己追求的霸权定义为什么“良性的霸权”，将自己的文明定性为奈保尔所说的什么“普世文明”，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作是什么西方文化被广泛接受的过程。
这种用美国式的文化、制度一统天下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形式上倒是多少具有“天下”理念的外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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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试图如何“治国”与“平天下”？
传统上，中国中原文明对周边的影响力更多来自于文化的教化，即，使“化外”之人最终接受中原文明的“教化”。“中华”更多是指一种统一的“先进文化”。
千百年来，从仰慕“先进的生产力”到接受“先进文化”，进而至于政治的服从，是中国作为国家不断扩大以及作为一种文明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本模式。
中华文化不是地域性质的、民族或种族性质的，而是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情感审美模式。
如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西方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10亿左右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生活在5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而10多亿中国人则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中”——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的民族、种族，并存着那么多的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在历史上还经历了那么多的分分合合。
所以，卢西恩·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连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也承认，“帝国精神似乎不是中国历史或政策的核心”。
但清末以降，中国逐步丧失了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康有为在1895年甲午战争后的上清帝书中说，“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甚至一度有日本人自称为“中华”——在他们眼里，日本似乎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了“先进文化”的代表。历史上，朝鲜、越南在中原衰微之际也都出现过自称为“中华”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式的文、武扩张反倒使美国式的新帝国主义兼有了传统帝国主义和“天下”理念外在形态的双重特征。
美国人认为，自1913年威尔逊总统始，美国对外政策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理想主义时代，因为威尔逊据称“提倡一种超越美国自我利益、谋求人类善意的外交”。此后，尽管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各有其特点，但是所谓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其线索始终延续。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中，美国的基本利益与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治经济自由，人权与民主制度盛行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美国的理想“不但能生存，而且还能开花结果”。
1994年，美国推出《参与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所谓“扩展战略”。美国把维护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出发点，将“安全、经济和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支柱，认为“促进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最佳途径是扩大全世界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制度”。报告特别强调，“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加入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共同体”。
此后，即便是在“全球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以美国式的文化、制度来“一统天下”的基本线索和逻辑也仍然在延续。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国“必有某种独特的经验和力量持久地影响着时代，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一种可供遵循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制度两个方面”。尼克松坦白地声称：“我们有资格去领导吗？除非我们拥有超越和平、超越我们的安全、超越我们的富裕的价值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领导。……今天，美国必须再一次证明，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有道德、讲原则的国家，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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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怎样定位中国？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时代，例如1993年布热津斯基出版的《大失控》、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出版的《大混乱》等便持这样的观点，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西方迎来了推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全球化、建立一个更类似于自己的世界的大好时机。
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说：“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将自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定题为“历史的终结”。福山“浪漫地”声称，“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似乎堪称“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规模、军事实力、技术优势仍然十分明显，其市场经济模式似乎也曾一度引领着一些国家的制度变革，美国还持续以所谓的“民主”与“人权”理念试图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而其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程序等所谓的“国际机制”也似乎一度处于推广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历次对外行动中连连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所谓的“重大胜利”，使得美国更倾向于在全球采取进攻性的态势。这种态势在不同时期一定程度上所谓的“战略收缩”中，事实上仍在延续。
这样，似乎无可避免的问题与困境出现了：在美国某些右翼势力眼里，中国经济的起飞、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扩大等等便显得十分突出。无论是作为所谓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所谓新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新秩序的推动者，还是作为所谓当今世界的“领导者”，美国当然最为关注那些实力相对强大或者上升势头较快的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于中国的定位始终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1992年，哈里·哈丁率先提出了“非敌非友论”。他在《脆弱的关系：1971以来的美国和中国》一书中说：“美国的政策应当基于这样的认识：两国的利益既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冲突，而是部分一致，部分对抗。中国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手，而是美国必须与之对话、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用力气与之讨价还价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出现了一波蔓延。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约瑟夫·奈也认为，“巨大的、不断繁荣的国家可能在其边界之外显示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
当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则更为务实一些，他们认为：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朋友，还在变化之中；而“如果把中国视作敌人对待，那么它就会变成敌人”；“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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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从历史透视未来
由此而言，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全球政策看似波动幅度扩大，甚至在特定阶段可能出现对美国自身前一阶段政策的某种“反动”，其对华政策也可能看似散乱，甚至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商人型”的逐利驱动，更甚而在一些特定时段和特定问题上出现不少看似很是“无厘头”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拉长观察美国“世界观”和对华政策的时间轴，用更宏大的叙事方式来予以解读，如此，或许透过这些“散乱”和“无厘头”，你就能够看得更深、看到更多。
如果你具有历史眼光，你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找到长期、稳定的历史线索。如果你具有战略眼光，你会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逻辑中预见到今天我们面对的基本格局。但是，从后冷战时代美国有关中国定位的讨论可以看出，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些固然具有其历史延续性和内在逻辑的现象，也并不必然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
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思想家，你可以由此思考，如何勇于面对、妥为应对我们面临的这样那样、程度烈度各异的冲突，同时积极探索、努力构建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将人类社会导向一个持久和平、协调合作、共同繁荣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