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找毛泽东思想。
比如最近香港之乱，如果我们看看1959年主席对西臧武装叛乱的批示，寥寥数语就能立马能让你豁然开朗，再看香港心里突然有了底，就这么神奇。
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不作不死”的文雅说法）。当年西臧比香港乱多了也糟心多了
西臧叛乱武装力量达到了7000多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然而呢？然而驻藏部队仅仅用了三天，就包圆了所有的一等功和二等功，让兄弟部队馋的直流口水。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当前香港局势会有帮助。
西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之后，唐中宗时又将金城公主嫁于尺带珠丹。
在元朝的时候，中央设立了乌思藏宣慰司，在西臧设立驿站、调查户口、征收税赋、屯戍军队，西臧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受宣政院管辖。
乾隆年间，清政府确定了金瓶掣签的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藏传佛教活佛DL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需要经过中央批准（认定），不经过中央批准不得转世（转世无效）。
乾隆时期还设立了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总揽了西臧地方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政事权力，甚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臧封建主对底层的剥削。
为啥说国民党政府无能呢？对西臧的管理就可以看出来，还不如清朝，没有在西臧驻一兵一卒，也没有代表中央的管理机构。
这期间，西臧与中央的政治联系渐行渐远，虽然形式上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实际上已经是割据状态。
在这期间，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策划“西臧独立”的步伐，怂恿和策动西臧亲西方分裂势力，先后制造了驱汉事件、亲善使团事件，妄图把西臧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
1949年7月8日，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西臧地方以DL经师噶厦为首的少数上层人士，以防共为借口，通知国民党驻藏办事处，限令所有办事员和其他汉人全部撤离西臧。
1949年底开始，噶厦当局又组织了“亲善代表团”，分别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希望他们对“西臧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和援助。
进入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西臧问题。他这一观点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交通太困难，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扛畜驮，而且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后勤会吃力。
第二，进军西臧要面对特殊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藏族同胞对藏传佛教有虔诚的信仰，DL与班禅在西臧享有崇高的威望。解放西臧重要，赢得民心亦重要。
在和平解决西臧问题的思想指导下，中央明确提出，西臧地方当局应该派代表团进京进行谈判。然而噶厦却置若罔闻，自己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并且在昌都部署重兵。
昌都是西臧的东大门，被誉为藏东明珠。要想解放西臧，必先解放昌都。所以噶厦将其三分之二的兵力，布防在昌都极其周围，企图依靠金沙江、澜沧江之险，扼守住解放军进藏的咽喉。
然而中央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手抓军事攻取，一手抓政治谈判。军事进攻是手段，政治谈判是目的。也正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解放军兵不血刃，歼灭藏军5700余人，俘获藏军高级军官20人，另外还有2000藏军临阵起义。
在俘获的藏军中，有英国人两名，印度人两名。解放军也付出了114人的伤亡（包括渡江牺牲人员）。
昌都战役之后，给西臧当局带来极大震动，从来没见过战斗力这么强的军队。所以DL不得不委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赴北京谈判。
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臧的协议（俗称十七条）正式签署，标志着西臧获得了和平解放。
这个十七条协议，其实有点类似于“一国两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持DL和班禅的职权和地位，西臧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变，涉外事务归中央。
但是比香港好一点儿的是，要求地方政府人员，必须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同时要西臧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进行改革。
同年10 月 26 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率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臧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国防。
西臧和平解放之后，如何在西臧站稳脚跟，如何取得藏族同胞的用户，如何逐步让十七条全部落地，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严峻在哪里？因为包括DL在内的大多数西臧上层集团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准备撕毁协议，进行武装叛乱，以实现西臧独立的痴梦。
他们不仅不履行十七条协议，还处处为难解放军，比如不准向解放军出售粮食，连木柴也不卖，企图用这种方式逼退甚至困死解放军。
由于后勤极其困难，所带口粮很快就所剩无几，每人每天只有二两代食粉。代食粉是把面粉炒熟以后，添加一定比例的豆粉和花生粉。
说实话，还没牲口吃得好。有一位战士发现马料里有豌豆、大米、青稞，于是他就把里边的大米挑了出来，然后和代食粉煮在了一起。被发现后，他不得不当着一百多人做检讨。
战士们根本吃不饱，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捡牛粪和兽骨烧水，然而由于海拔高，水怎么烧都不热，很多人拉肚子。但是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军营里依然歌声嘹亮，士气高涨。
西臧少数反动上层，不但在粮草上刁难，还大造反动舆论，欺骗群众，挑拨军队跟藏族同胞的关系，甚至组织骚乱向解放军施压。
1951年11月，他们组织了一个反动组织叫“人民议会”，在1952年3月他们派兵包围中央驻藏代表的住宅，进行所谓的请愿。
4月1日，藏军又向阿沛阿旺晋美家中射击，还雇佣流氓上街贴匿名布告，污蔑解放军和藏族进步人士。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进行军事部署，把驻日喀则的炮兵回到拉萨，拉萨的空气十分紧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这时候，毛泽东突然来了一个指示。
这条指示依旧是高瞻远瞩，有进有退，在不利形势下争取到了最优解。进的地方，要求DL解散了“人民议会”，撤了制造骚乱的两名首要分子的职。
退的地方，那就是在某些十七条协议某些条款比如改编藏军、成立军政委员会或军分区，不要着急落实。
毛泽东的办法就是一切照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目前没有全部落实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落实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落实协定的上层建筑，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他们既然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
这一决策相当明智，1952年8月1日，驻藏部队建立了八一农场，当年开垦2300多亩，生产粮食10万多公斤以及大量蔬菜。
这一年，全区部队开垦荒地14000亩，生产粮食38万公斤，蔬菜98万公斤。1952年秋，部队还在拉萨举办了农业展览会，让藏族同胞大开眼界，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信任。
1954年部队又在拉萨、昌都、日喀则和阿里等地开垦4万亩，植树15万株，兴修水渠110余条。
驻藏部队十分关心群众疾苦，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救济，帮助农牧民解决实际困难、发展生产。比如发放无息贷款、无偿提供种子和农具，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驻藏部队还积极参与当地救灾，在关键的时候神兵天降，与洪水搏斗，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同时分发各种救灾物资，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这支作风优良、战斗力超强、关心底层人民疾苦的军队，给生活在封建农奴制下一千多年的藏族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在西臧逐渐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很快，又有好消息传来，1954年底，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两条公路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川藏）通车，意义不言而喻。
短短两年时间，驻藏部队就有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彻底在西臧扎稳了脚跟，但这也触动西臧反动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
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希望西臧坚持农奴制度永远不改，所以对解放军给藏族人民带来的希望又恨又怕，所以千方百计进行阻挠，破坏十七条协议的落实，最终实现西臧独立。
1957年，川、甘、青三省的少数分裂分子聚集拉萨，成立了一个叫曲细岗珠的叛乱组织，妄图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藏族聚集区和西臧融为一体，然后独立。
1958年4月20日，西臧相邻几个省的武装叛乱头目以及藏军共计5000人窜入拉萨，正式盟誓，意图叛乱。
1958年6月18日，他们成立卫教军。而且他们还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支持，美国给他们提供武器、发放粮食。
1958年7月4日，DL在布达拉宫举行仪式，正式接受叛乱组织 “曲细岗珠”所献的“金宝座”。
1958年7月21日，卫教军在拉萨以东80公里袭击了解放军的一辆运输车，打响了武装叛乱的第一枪，后来他们还曾血洗了扎目县委。
他们不但截断公路、炸毁桥梁、伏击车辆、袭击兵站，而且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杀戮无辜、破坏寺庙，连寺庙内敬神的灯油、灯盏也要夺走。
西臧上层反动集团，暗中勾结和支持叛乱，中央几次提出警告，说如果西臧地方政府纵容和包庇少数反动分子，中央将坚决平息叛乱，发动农奴起来解放自己，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
但是他们对警告置若罔闻，并且在暗中等待时机，彻底发动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发了文章开头的指示：
结果大家是知道的，解放军就用了三天就彻底平息了叛乱（西臧太大了），并且藏军被解除武装、取消建制、就地解散。
半个月后（1959年3月28日），中央宣布解散西臧地方政府，并开始着手西臧民主改革，百万农奴从此翻身，彻底获得了解放。
对西臧叛乱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什么叫不作不死，什么叫不破不立。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