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认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跨国银行肆意掠夺广大民众存款侵犯私人财产权，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蒙受了巨大财产损失，与阿根廷盲目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丧失银行控股权有密切联系。跨国银行所占银行业资产比重短短数年就超过了60%，结果导致政府丧失了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无法抵御金融恐慌制止资本大量外逃，难以阻止金融危机蔓延并触发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当前我国正在推进金融领域更大开放，注意借鉴和汲取阿根廷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阿根廷曾以金融自由化闻名于世，银行、证券领域的开放程度很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积极推荐的改革典范。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实现了所有国有资产进入市场“全流通”，几乎卖光了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当前，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施压中国开放金融领域，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银行业和股市，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并且推动MBO，在经济学界、金融界的呼声日益高涨，阿根廷的经验自然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1998年，俄罗斯陷入金融危机狼狈不堪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向俄官员建议，“你们为何不效仿阿根廷的金融改革呢？阿根廷金融完全向跨国银行开放了，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占有很高份额，这样就能稳定金融解决银行坏账问题。”阿根廷是经济全球化的先驱国家，最先从民族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开始推行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经济开放的起步早、时间长，更为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相比之下，亚洲国家尚在经济全球化的途中，譬如19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才趁机要求泰国、韩国，向外商开放银行证券领域投资，允许外资收购25％以上的控股权，出售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但是，这些开放要求对于阿根廷来说，早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并开始实施了。
阿根廷经历过曲折的全球化历程，既有开放初期遭受的强烈冲击，也有外资大量流入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最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社会贫困和经济破坏之大，引发社会抗议和政局动荡之强烈，不仅超过阿根廷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也令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形见绌。这表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金融危机的破坏作用也日益深化，全球化的彼岸未必就是“伊甸园”，大规模出售国企的私有化收入，未必就能改善社会保障维护稳定，银行金融开放更很可能风险重重，资本雄厚、经营规范的跨国银行，不仅未能确保阿根廷民众的存款安全，反倒带来资本外逃和存款冻结之害，其教训值得深入研究并引以为鉴。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尚未波及远在大洋彼岸的阿根廷，一些阿根廷政治家颇为得意，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有的阿根廷官员虽然担心全球化和过度开放，却总认为不会发生太严重的问题，到不了百姓挨饿和企业家跳楼的地步，而且阿根廷是美国在拉美的亲密伙伴，一直紧紧跟随美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到了危难之时定会伸出援救之手。但是，2001年底爆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其引发的社会震荡冲击如此猛烈，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面对阿根廷的激烈社会经济动荡，竟无动于衷地宣称阿根廷是咎由自取，坐视阿根廷经济局势恶化拒绝提供援助。
阿根廷曾被誉为拉丁美洲的粮仓，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向世界各国出口大量谷物、牛肉，但是，自从2001年陷入金融危机以来，阿根廷经济却呈现急剧恶化态势，出现了遍及全国的贫困、饥饿现象。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荡骚乱，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几十人在警察镇压骚乱中丧生，社会经济困境导致了政局动荡不已，仅仅一个月内就连续更换了五位总统。从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费减少19％，2002年1月又减少了12％，阿根廷总统被迫宣布进入食品紧急状态。据阿根廷官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从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大约150万阿根廷人加入到贫困大军，贫困人口上升到占其人口总数的42.6％。2002年下半年，尽管阿根廷政局动荡稍有缓和，但随着企业破产和失业大军猛增，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人口的四分之一，社会贫困人口仍继续迅速攀升，截至2002年10月，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而且这种趋势还正在继续延续下去，2003年社会贫困率仍在60％左右徘徊。
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规定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以确保偿还外债，加剧了经济萎缩及社会福利的恶化，儿童和退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据官方统计的儿童贫困率竟高达67％。2002年11月12日，阿根廷报刊报道了震惊全国的新闻，北部图库漫省有五个儿童因饥饿死亡，而且由于普遍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其他22个省份也广泛存在类似问题，2002年大约有数百名儿童饿死。阿根廷曾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如今也因经济危机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和限制银行提款，加上货币贬值和进口药价上涨等等原因，阿根廷的公共医疗体系几乎陷于瓦解，80％的医院无法得到正常的药品供应，退休老年人被迫自费从市场上购买药品，危机严重时期有一半首都居民受到影响，被迫减少或停止购买所需的药品，包括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的严重病人。阿根廷有350万退休者的医药费用，大多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财政陷入危机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无法支付拖欠药店的五亿美元资金，全国一万两千家药店中有一半被迫关门。
2003年爆发的全球“非典”疫情，警示人们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应加大社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但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方案，却误导拉美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卫生支出，曾导致拉美各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恶化，如拉美刚开始推行全球化的20世纪80年代，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则从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97％下降到85％，各种恶性的传染病均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之多，8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闹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民众也深受其害。阿根廷曾是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拥有拉美最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人均工资水平曾在拉美名列前列，但是，阿根廷成为美国称赞的全球化楷模之后，靠外资流入支撑的短期经济繁荣好景不长，阿根廷以前令人羡慕的人均工资水平，如今却急剧下降到拉丁美洲的倒数几位，曾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体系也陷入瘫痪，婴儿死亡率则从拉美的最低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直逼最贫穷的国家。
阿根廷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动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的早期阶段，从外资大量涌入中获得利益的，主要是买办阶层和中产阶级，首当其冲的是蓝领劳动阶层，伴随外资收购和国企私有化进程，大批工人被解雇并抛向街头，但是，政府官员却很少重视社会不稳定苗头，认为只要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终将获得解决。但是，这种两级分化的增长难以维持，终于酿造了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就连中产阶层和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阿根廷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据报道，阿根廷有三万多韩国侨民经营商业企业，就有两万人难以维持企业被迫离开。加入街头抗议还有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阿根廷的政府官员、议员和买办阶层，他们曾积极推动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现在却被指责为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成为了阿根廷民众发泄愤怒的对象，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就成了过街老鼠。阿根廷外交部长刚登上出访客机，就遭到阿根廷同机乘客辱骂赶了下来。政府官员、经济顾问和各党派的议员，经常在餐馆、市场、剧院等公共场所，成为愤怒阿根廷民众的围攻对象。曾令人羡慕的跨国银行的白领经理，现在为避免民众围攻不敢走大门，只能悄悄溜银行后门上、下班。一位阿根廷议员的住宅被民众烧毁后，他困惑地哀叹道，“阿根廷究竟是怎么了？为何陷入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所有政治家都是贼吗？”
阿根廷金融危机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导致拉美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新浪潮，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大选中，新兴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选举胜利。美国曾向俄罗斯推荐阿根廷金融自由化，今天俄罗斯却庆幸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幸亏当年俄罗斯中左翼政党坚决反对，揭露阿根廷模式实质是出卖经济主权，让美国掌握经济金融命脉和战略性行业，同时多次否定了叶利钦提名的总理人选，才有后来的普里马克夫和普京相继当政，搁置了俄罗斯战略性行业的私有化，转向加强国家调节和打击金融寡头，才促成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好转。阿根廷相当多人是意大利裔移民，促使意大利民众对阿根廷悲剧深表同情，意大利议会以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革现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维护社会利益。美国政界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人主张修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不要逼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放弃不得人心的削减政府社会开支要求，但是，右翼鹰派则主张采取更强硬手段，大大加强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部署，以应对全球化时代激化的矛盾冲突，压制对美国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挑战。
人们看到阿根廷在金融我危机中的悲惨状况，很难想象到仅仅就在数年之前，阿根廷曾经是西方媒体追捧的明星，被赞誉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典范，称为推行全球化、私有化的楷模。阿根廷今天虽然成了美国的弃儿，当年却是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榜样，竭力劝说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效仿。阿根廷的大起大落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充分说明了全球化进程的辩证两面性，搞得好有可能带来许多的经济利益，稍有不慎则会变成一把杀人的“双刃剑”，特别是金融、外汇、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更是隐含着巨大经济安全危险。金融自由化具有难以驾驭的复杂性，开放银行证券领域尤其具有吸引力，能加速私有化向跨国公司出售国有企业，很可能像阿根廷那样在推行金融自由初期，由于外资大量流入暂时掩盖经济困难，直到社会不稳定长期积累突然爆发时，才发现经济金融命脉已控制在西方手中，政府不仅丧失宏观调控能力难以扭转局面，也无法制止资本外逃并确保民众存款安全，甚至还丧失继续吸引外资、乞求外援的谈判筹码。原来西方金融资本逼迫阿根廷推行私有化，现在竟然以没有国有财产抵押品为由，拒绝向阿根廷继续提供必要贷款援助。而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像阿根廷金融危机那样触发政治动乱，造成的政治经济破坏恶果都不堪设想，因此，深入研究阿根廷等先驱国家的前车之鉴，无论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还是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都有重要意义。
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媒体曾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过多，存在着管理不善和裙带资本主义。但是，阿根廷是公认的全球化、私有化楷模，美国高官还亲自推荐阿根廷的金融改革，以同样说法解释危机未免牵强附会，人们难免不怀疑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否同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有关系。我所著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曾剖析了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战略之间的联系，近年来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揭露的内幕，布莱尔外交顾问库柏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公开称国际货币基金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这次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为我著作中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美国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近来撰文揭露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强迫推行的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全球化结构调整改革，最终总让发展中国家落入地狱般的经济困境，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为若干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相对弱小，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有企业，私有化直接意味着削弱民族工业的实力，逐步丧失战略性行业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权，丧失同国际资本讨价还价筹码和谈判能力，最终丧失经济主权被迫接受种种苛刻条件。由于私有化过程普遍存在着严重腐败，一个项目往往就有数千万美元回扣，存在着巨大腐败利益诱惑官僚阶层，心甘情愿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单纯阿根廷本国的贪污腐败，会导致国内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但是，腐败同全球化和私有化相结合，意味着官僚买办阶层同外国资本勾结，贪婪腐败掠夺的胃口千百倍膨胀，私有化很快变成了外国化和腐败化，巨大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流失海外，不仅卖光民族先辈艰苦积累的祖业，还背上了令子子孙孙难以偿还的外债。难怪阿根廷推行全球化、私有化以来，尽管出售国有企业获得收入三百亿美元，但政府债务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长，同期的外债总额猛增了一千二百多亿美元。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逐步丧失民族经济实力和谈判能力，国际资本就会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逼迫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性行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融领域自由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这样国际金融资本就享有充分自由，能够不受约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随意操纵金融、证券和外汇市场，炒作各种金融泡沫并谋取投机暴利，直接威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私有化为出售大型国有银行开路，金融自由化反过来加速私有化，国际金融资本实力雄厚有操纵市场优势，一旦国有企业股权进入市场“全流通”，就能掌握充足筹码人为哄抬或压低股价，酿造金融危机并逼迫国有企业破产，更为廉价地收购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境内工业取代民族工业的舆论攻势，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阿根廷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带来更大弊端，如外资流入虽然推动证券市场发展，阿根廷也颇以股票市场繁荣为自豪，但西方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的进入，实力远远超过了本国的股市庄家，能够轻易操纵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哄抬本地上市公司股价吸引跟风，获利后抛售打压股价造成股市恐慌，导致本地中小股民蒙受重大损失，进而廉价收购兼并本地的上市公司，控制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和战略行业。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银行业属于战略性的金融产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国有银行，如二战后法国推行了银行业国有化，1983年在资产额800亿法郎以上的12家银行中，有10家属于国有银行，其中7家最大的银行全部是国有银行。韩国的国有银行也占有很高的比重，政府充分利用银行推动经济起飞。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特别重视推动金融领域自由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外资开放银行业。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８２％，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但是，阿根廷政府对于外国控制银行业的趋势，丝毫不加担忧继续鼓励扩大开放，阿根廷民众和企业也纷纷将存款，转向资本雄厚的西方跨国大银行，从1997年至2001年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进一步从48％萎缩至33％，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比重，则从52％进一步增长至67％，已在阿根廷银行业占压倒优势。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下降了6％，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四年中平均每年增长9％，截至2001年，阿根廷十家最大的银行中，外资控股的银行占了八家，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著名美国大银行。外资银行能够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阿根廷经济出现了日益加深的美元化趋势，美元流通扩大存贷款业务不断增长，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削弱了金融主权，阿根廷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难以利用金融杠杆刺激经济发展，外债迅速增长出现了金融失控的局面。
全球化初期阶段，阿根廷通过私有化出卖国有企业，能够吸引一定外资刺激经济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阿根廷逐渐卖光了国有资产，外资流入趋缓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难以通过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逆差，政府税源减少难以应付沉重的外债包袱，金融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社会失业和经济萧条的阴影不断加深。阿根廷企业和民众为了躲避金融风险，纷纷将手中的阿根廷比索转换成美元，存入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的本地机构，仿佛这样就能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但后来爆发的金融危机却证明其实不然，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成为安全的避难所，反而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洗钱活动，令阿根廷民众蒙受了惨痛的财产损失。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后，阿根廷警方在联邦法院的命令授权下，于2002年1月16日，对外资银行进行了三十多起突击搜查，搜查重点针对一些著名西方跨国大银行，包括美国的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西班牙、法国的银行等等。阿根廷联邦法院和议会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外资银行涉嫌违法的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将阿根廷民众三百亿美元存款转移海外，其中一件特别可疑的资本外逃案件，发生在2001年11月末，有385辆装甲卡车将数十亿巨额美金，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机场运往美国，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其他较小的国际机场，运往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一般都金融监管松弛，属于著名的全球金融洗钱中心。
阿根廷联邦法院还怀疑存在着内外勾结，授权警方突击搜查了中央银行，收缴了大量文件、计算机磁盘等等，调查其为何未履行金融监管职责。阿根廷法院和议会的调查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大约三百多亿美元，其中两百亿美元的资金外逃，发生在政府酝酿实行金融监管的时期，即2001年12月3日之前，即使政府正式宣布资本外汇管制之后，仍然有一百多亿美元资金外逃，有许多证据确实表明有人通风报信，内外勾结协助外资银行逃避监管。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涉嫌被捕，其中一项罪名就是“经济颠覆罪”，同时涉嫌还有前政府的重要内阁官员。法院还逮捕了尼加斯银行的总裁罗姆，他同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的关系密切，除了涉嫌资本外逃和洗钱的指控外，还卷入了著名的国际信贷银行丑闻。由此可见，阿根廷腐败官僚买办阶层的形成，是最终酿成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阿根廷民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阿根廷议员马里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前经济部长卡瓦略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出了类似殖民地的货币局制度安排，西方财团同阿根廷的少数的富翁勾结，通过高利率的外债、国债等形式进行掠夺，金融开放和外资银行提供了资本外逃渠道，十年来向海外输出了一千三百多亿美元财富。阿根廷议会还向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花旗银行涉嫌洗钱证据的文件，指出花旗银行曾帮助阿根廷腐败官僚，包括前总统梅内姆的政界、财界密友，通过洗钱将大量资金转移海外账户。阿根廷议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数月间，外资银行的资金流向非常可疑，它们前十至十五位的贷款客户对象，都是与银行有直接联系的关联企业，这些客户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之后，又将数百亿资金转移到乌拉圭等国家，通过金融监管松弛的全球洗钱中心，最后转移到外资银行的海外母银行。阿根廷国会议员卡利罗指出，转移到海外的数百亿美元外逃资金，相当部分是阿根廷民众的存款积蓄，他们信任并将自己的储蓄托付给银行，却在2001年12月遭到冻结，其实，冻结存款是为了保护外资银行，防止储户提款导致银行陷入破产。银行虽然经营不善，银行家却发了大财。
西方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阿根廷政府废除反经济颠覆法，从而令外资银行的资本外逃合法化，让涉嫌经济颠覆罪的人免于起诉，并将被冻结的阿根廷民众美元存款，通过债务转换的方式（DEBT SWAP），改由阿根廷政府用比索国库券来偿还。西方曾鼓吹私有产权制度的优越，诱迫阿根廷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如今却公然侵犯阿根廷民众的私人存款，还以缺少公共财产抵押品为理由，拒绝向阿根廷政府提供贷款援助。阿根廷政府欠有一千多亿美元外债，由于卖光国企丧失税源和经济调控能力，又没有公共财产抵押品作为谈判筹码，难以获得西方的进一步贷款援助。国际货币基金要求阿根廷政府削减开支，却自相矛盾地逼迫其承担存款债务，进一步加重其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阿根廷民众也强烈反对西方企图，认为冻结存款是侵犯私有财产权利，外资银行不应该对存款协议赖账，拒绝将美元存款转换为比索国债券。阿根廷政府为获得外援稳定局势，屈服于国际货币基金施加的压力，表示愿意废除反经济颠覆法，接受削减开支和债务转换等要求。但是，由于阿根廷民众不断上街游行抗议，阿根廷最高法院畏于民众强大压力，2002年2月1日就阿根廷存款人的申诉做出裁定，宣布政府冻结公民的银行存款的规定违宪。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政府关于限制公民提取银行存款的法令，违反了宪法有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也违反了美洲国家人权公约。阿根廷政府则认为这一裁决的后果严重，在目前阿根廷非常危险的局势下，可能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这样阿根廷陷入了司法与行政对立僵局，电视上常常上演令人震惊的场面，银行储户们在警察和锁匠的陪同下，强行执法撬开银行金库的保险箱，却发现里边空空如野找不到现金。
阿根廷金融危机蒙受损失最大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曾经对经济全球化抱有浪漫幻想，为外资流入的短期繁荣欢欣鼓舞，漠视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也效仿当年遭到解雇的国有企业工人，群情激愤地走上街头敲锅抗议示威。阿根廷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经迎合潮流宣扬新自由主义，抨击民族保护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为私有化出谋划策卖光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也沦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即使前经济部长卡瓦略这类的改革明星，还有梅内姆政府的腐败官僚买办，虽然出卖民族利益捞了不少好处，如今不是涉嫌经济犯罪沦为阶下囚，就是成为遭到民众痛斥的过街老鼠。阿根廷昔日被赞誉为全球化成功楷模，如今却是令人震惊的全球化失败案例，难怪阿根廷金融危机触发了拉美反全球化的新浪潮，2002年末巴西大选中，反全球化的候选人获得了近80％选票，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阿根廷盲目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证券领域，结果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金融命脉控制权就落入西方手中，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昭示世人，经济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稍有不慎就可能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应充分吸取阿根廷危机的教训，对银行金融领域开放持慎重态度，因为，美国一直利用美元霸权和金融优势，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世界各国施压，强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看作其全球经济霸权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曾拥有制造业的强大竞争优势，80年代初银行坏账率仅为0.5％，但美国胁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出现了金融泡沫投机恶性膨胀，仿佛是从美国输入了“金融艾滋病”，90年代银行坏账增长了一百倍，从此陷入了历时十多年的经济萧条。一位曾积极主张全球化的中国学者，亲身考察了韩国的金融股市动荡之后，深刻体会到了全球化潜伏危险的另一面，指出盲目追随全球化和金融开放的潮流，可能给一个民族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他回国撰文对国内流行观点表示担忧，认为国内的学者、专家对全球化过于乐观，政府部门依照他们的意见制定决策，有可能导致很大的经济安全隐患。
随着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的加大，外资银行进入会增加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增加政府对外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的难度，如外资企业常见的逃税、避税、转移定价，金融开放可能造成隐性外债、套利、逃汇等等。东南亚国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开设的分支机构和离岸金融设施，是造成外债失控和金融泡沫泛滥的重要原因。据外电报道，以前我国在加入世贸谈判中，曾承诺2000年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但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这说明，对金融开放的潜在风险很可能估计不足，必须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深入分析，采取更为充分的相应措施防范冲击，如外债、外汇、金融市场的监管会面临那些困难，会有多少企业和居民的资金流向外资银行，如何避免国内银行经营困难加剧触发金融危机，应如何确保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控制，如何将引进外国银行限制在适当范围内，既能起到适度竞争的激励、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企业改善经营和服务质量，又不会造成失控局面丧失金融主权，等等。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银行业属于战略性行业，是国际资本力争控制的重点，比较制造业开放具有更大的风险。金融银行业的联系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业企业和民众的利益，一旦爆发危机方方面面都受牵连，即使竞争力很强的企业也难以幸免。银行、证券业的开放有利于吸引外资，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人们为短期利益迷惑容易麻痹大意，稍有不慎很快就会受制于人。阿根廷放弃保护民族工业盲目开放，先是渐进侵蚀市场受制于跨国公司，丧失谈判筹码被迫开放战略行业，允许外资收购兼并大型国有企业，银行、证券市场开放加快了私有化，配合金融泡沫投机制造大起大落，几个回合就迅速丧失经济控制权，外资银行占据了70％以上份额，最终经济陷入萧条爆发金融危机时，政府无力稳定金融制止大量资本外逃，广大民众存款横遭掠夺蒙受惨重损失。
推进银行业和证券市场的改革，不应搞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化，迷信“国际接轨”盲目开放市场。美国宣扬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貌似中性却暗藏强烈商业动机，譬如国内盛行一时“全流通”理论，主张任何行业的国有企业资产，都应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自由流通，由国内、外投资者自由地进行买卖，这意味着给股市形成巨大抛盘压力，必然导致股民恐慌和股市暴跌，结果深沪股市蒙受上万亿元损失，证券业陷入全行业亏损困境。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很快，说明现在开放资本账户的风险不大，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正如阿根廷、韩国、日本等国经验所表明，利用海外金融热钱促使股市暴涨，制造泡沫经济繁荣假象是饮鸩止渴，全球金融热钱日交易额上万亿美元，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是杯水车薪。放宽人民币兑换和外汇管理规定，引入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允许跨国公司收购、兼并国有企业，都应该先在有限范围内长期试点，观察利弊得失并探索有效管理办法，防止外资渗透削弱政府的监管能力，隐患积累最终导致失控局面，像阿根廷那样丧失经济金融主权。目前，中国应警惕国际资本的渐进性侵蚀，逐步削弱经济安全防线绕过政府管制，获得突破口后发动全面竞争攻势，来不及预防就迅速产生雪崩效应，像阿根廷等国那样突然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触发政治危机和的社会动乱。
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应防止形成官僚买办的利益集团，为获得腐败利益出卖本国的经济主权，开放过程中屈服于西方施压和苛刻条件，无视外来竞争对民族工业的强烈冲击，对美国的全球化、自由化建议言听计从，放弃政府对国际金融资本流通的监管，任凭外资控制银行、证券等战略行业。阿根廷官僚买办违反本国经济安全法，甚至同国际资本内外勾结并通风报信，协助跨国银行将巨额存款资金转移海外，导致金融危机深化触发了社会动乱，严重损害了民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放中出现腐败的官僚买办利益集团，还会严重威胁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俄罗斯推行私有化的过程中，美国一面鼓吹私有化的灾难药方，一面暗中收集官僚买办的腐败证据，用于敲诈俄官员牟取战略利益。当叶利钦政府丧失人心失去利用价值，美国不提供避风港反而落石下井，操纵媒体大肆炒作其洗钱丑闻，还以邀请访问美国为名设置陷阱，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总管博卢金，以涉嫌洗钱案罪名引渡到瑞士审判，据报道黑名单上还有叶利钦的女儿，美国还制造舆论威胁没收其非法财产，用于偿还欠西方金融机构的债务，暗中逼迫俄罗斯做出战略性让步，屈服于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压力。
美国收买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僚买办，出卖本国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并不是全球化时代才有的发明创造，早在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就广泛运用。旧中国，西方跨国银行曾广泛进入开设机构，其竞争造成大量中国银行倒闭破产，利用严重遏制了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等战略服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制高点，则本国各行各业都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中。旧中国的腐败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和惩罚，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掌握这些官员的把柄，谋求各种经济利益和谈判好处。阿根廷、俄罗斯、旧中国的腐败官僚买办，都曾利用外国银行的渠道逃避政府监管，导致大量资金、外汇非法逃往国外。广泛报道的俄罗斯官僚买办洗钱丑闻，以及十年来外逃资金两千亿美元，比较俄罗斯私有化收入高出数十倍，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外国随时可利用把柄威胁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