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神论: 如何改变中国制度中的“低级红”现象?|2020-6-27

2020年6月27日08:49:47 发表评论
在这次疫情里面,中国或许比美国做得好得多,但也同样暴露出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所以今天范老师把目光聚焦中国,着重分析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自身制度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一些“低级红”现象,以前就在我们的体制里广泛存在,在这次疫情更是被充分暴露出来。
 
做好我们的基层建设,如何让官员干部真正能全身心为国家人民服务,我们还任重道远。
范勇鹏:
 
我们的制度确实也有一些不足。特别是在疫情这种突发情况的冲击之下,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怎么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集权和放权的关系。
 
在应对疫情的这个大战里边,我们是有主心骨的。但是在具体的战斗里边,有时候确实需要发挥各种地方的基层的这种能动性。
 
顾炎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历史上,封建时期叫其专在下,就是权力过于沉在下面,郡县时代叫其专在上,权利过于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就是怎么处理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平衡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制度,自上而下的这种组织状态,它容易在具体的政治生活里面,让基层的官员、干部受到政绩观的影响。
 
比如很多事情在上面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基层就缺乏主动性,然后等到上面一旦做出反应,基层呢,就急于达成指标,甚至有时候会层层加码。
 
最近中央刚刚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讲的非常好,说“绝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因为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忘了初心,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干部,他会因为丧失了初心,然后产生一种比如像“低级红”这样的现象。
 
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也很常见。
 
比如像魏延康元年,因为皇帝崇尚节俭,所以当时有士大夫故意穿脏衣服上朝,然后上朝的时候自己带便当,自己带饭,而且吃得很简陋。
 
为什么呢?就为了表现出我很节俭,这就是典型的过犹不及。
 
当时有一个官员叫和洽,他就说,对这种现象应该要“贵处中庸”,“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就是但凡当你做事的时候,做得过于极端,过于激进,然后甚至激进到“诡”的程度;
 
就是我们中央批评的叫“低级红”这种现象,“则容伪矣”,它背后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初心了,它就是一种“伪”了。
 
王夫之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借鉴的,他这句话叫 “无求成求可之躁愿”,什么意思呢?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个“但求无愧我心”。
 
只要保持我的初心,我去努力地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推,而不要急于去追求那个结果,或者说追求那个政绩。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干部、官员,还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应该有的这样一种修养。
 
第三点,就是我们政治生活里面经常要去克服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这方面东西。
 
中国历史上一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在这个方面,我倒觉得恰恰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批评,而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为什么?因为有了官僚制度才会有官僚主义,中国恰恰是在人类历史上,是官僚制度发展最早、最成熟的一个文明。
 
西方因为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封建制度,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私权制度,所以不存在官僚,也就不存在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恰恰是我们制度在历史上的领先,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它有时候表现为形式主义、文牍主义。
 
包括这次疫情里面,大家在媒体都看到了,有的地方会填表抗疫,医生在拼命地在抵抗病毒,但是还要天天去填各种报表。
 
包括我们,不管是党的学习,包括一些教育活动,有时候确实会被基层转化成文牍,层层传达,动作就变形了。
 
有时候中央的精神,它在形式主义的这种传达的过程里面,就被解构掉了,甚至会出现,比如说用文件来传达文件,用文件来落实精神这种等等。
 
包括还有前些年出现的各种留痕,各种检查考核这种现象。
 
我觉得都不光是需要我们的官员干部,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努力克服的这样一些弊端。
 
在历史上,比如像晋武帝,他就曾经让河南尹杜元凯制定考核官员的办法。
 
这个杜就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上下级之间没有了基本的信任,然后你就会不再相信,就会产生靠检查、靠考核来获取信息。
 
那么这种检查、考核过多了,文牍过多,最后反而会导致虚伪、巧饰的东西出现。
 
隋朝有一个谚语叫什么?叫“老吏抱案死,事烦政弊”。
 
就是说如果上下级缺乏了这种信任,或者缺乏这种责任担当精神,他很偷懒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程序、文牍。
 
这样呢,检查就代替了执行,大家都去搞形式主义,谁还敢有真的作用、有担当,谁还敢真正去为人民服务?
 
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次疫情里面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层治理。
 
疫情初期,我们武汉、湖北地区的基层组织,几乎被压跨了。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那种重压之下,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但是好在我们的基层干部、群众,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社区越战越强,最后硬是挺过来了。
 
但是里面确实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我们要重视。
 
比如说随着我们城市化、和社会的高速的变化,我们原来的居委会、村委会包括在社区里面的这种基层党组织;
 
还有过去的这种单位大院,以及户口制度,所有这些基层的制度,在这种流动的社会里面,它会变得越来越松散和模糊。
 
然后人的身份归依和他的居住地点产生分离。
 
这个社会流动性越强,你这种基层单位的这种解构,受到的解构威胁就越大。
 
所以实际上,这次疫情就非常及时地暴露出我们基层组织已经存在,面临比如涣散或者失能这样的威胁。
 
而且在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基层的社会之间,存在组织的脱节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我们,比如像基层党组织,社会团体这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是反思我们选拔人才、培养干部的方式。
 
比如今天我们公务员体系,干部的招考体系,过于重视标准化的招考,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缺乏基层的历练。
 
实际上我们在政府里面我们也看到,确实包括我们学术界都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学生官,从大学直接进到政府、进到机关里面工作。
 
那么确实,当然我们有一些制度,让一些干部去基层去锻炼,但是毕竟还是不够。
 
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我们今天领导人也经常引用这句话,就是强调干部要在一线工作中成长。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历史上有一些制度智慧,也是很宝贵的。
 
比如说《尚书》,里面就讲,我们上古的制度是什么?叫“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就是每三年对这个地方的官员进行一次考核。那么三次考核之后,就是九年决定这个好的官员提升,不好的官员贬斥掉。

 
后来比如像后汉光武年间,当时也有人提出来,当时说叫“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不得察举孝廉。”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其未久不周知也。”
 
就是你在基层的锻炼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时间,没有足够的经验,你还没有能力去负责全面的这种工作。
 
《周礼》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
 
就是说,从学校里出来,培养的这些人才非常宝贵,但是要把他放在哪里呢?
 
要把他放在“州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放在我们的社区、基层、街道这个层面上要去锻炼。
 
什么叫“告诸六事”呢?
 
就是你要去和这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居民,和那些流动的人口,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打交道。
 
然后去锻炼自己全面的政治能力,然后来为国家服务。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方面有很多的制度保障,做得非常好,但我觉得还需要加强。
 
比如加强我们的基层建设,在干部、官员的任用中,给基层的干部也留出更多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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