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疫情里面，中国或许比美国做得好得多，但也同样暴露出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同样值得重视。
所以今天范老师把目光聚焦中国，着重分析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自身制度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一些“低级红”现象，以前就在我们的体制里广泛存在，在这次疫情更是被充分暴露出来。
做好我们的基层建设，如何让官员干部真正能全身心为国家人民服务，我们还任重道远。
我们的制度确实也有一些不足。特别是在疫情这种突发情况的冲击之下，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怎么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集权和放权的关系。
在应对疫情的这个大战里边，我们是有主心骨的。但是在具体的战斗里边，有时候确实需要发挥各种地方的基层的这种能动性。
顾炎武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中国历史上，封建时期叫其专在下，就是权力过于沉在下面，郡县时代叫其专在上，权利过于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就是怎么处理集权和分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平衡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制度，自上而下的这种组织状态，它容易在具体的政治生活里面，让基层的官员、干部受到政绩观的影响。
比如很多事情在上面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基层就缺乏主动性，然后等到上面一旦做出反应，基层呢，就急于达成指标，甚至有时候会层层加码。
最近中央刚刚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讲的非常好，说“绝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因为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忘了初心，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干部，他会因为丧失了初心，然后产生一种比如像“低级红”这样的现象。
比如像魏延康元年，因为皇帝崇尚节俭，所以当时有士大夫故意穿脏衣服上朝，然后上朝的时候自己带便当，自己带饭，而且吃得很简陋。
为什么呢？就为了表现出我很节俭，这就是典型的过犹不及。
当时有一个官员叫和洽，他就说，对这种现象应该要“贵处中庸”，“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就是但凡当你做事的时候，做得过于极端，过于激进，然后甚至激进到“诡”的程度；
就是我们中央批评的叫“低级红”这种现象，“则容伪矣”，它背后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初心了，它就是一种“伪”了。
王夫之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借鉴的，他这句话叫 “无求成求可之躁愿”，什么意思呢？
只要保持我的初心，我去努力地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推，而不要急于去追求那个结果，或者说追求那个政绩。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是需要我们不管是干部、官员，还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应该有的这样一种修养。
第三点，就是我们政治生活里面经常要去克服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这方面东西。
中国历史上一贯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在这个方面，我倒觉得恰恰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批评，而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为什么？因为有了官僚制度才会有官僚主义，中国恰恰是在人类历史上，是官僚制度发展最早、最成熟的一个文明。
西方因为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封建制度，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私权制度，所以不存在官僚，也就不存在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恰恰是我们制度在历史上的领先，带来的一个副作用。
包括这次疫情里面，大家在媒体都看到了，有的地方会填表抗疫，医生在拼命地在抵抗病毒，但是还要天天去填各种报表。
包括我们，不管是党的学习，包括一些教育活动，有时候确实会被基层转化成文牍，层层传达，动作就变形了。
有时候中央的精神，它在形式主义的这种传达的过程里面，就被解构掉了，甚至会出现，比如说用文件来传达文件，用文件来落实精神这种等等。
包括还有前些年出现的各种留痕，各种检查考核这种现象。
我觉得都不光是需要我们的官员干部，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努力克服的这样一些弊端。
在历史上，比如像晋武帝，他就曾经让河南尹杜元凯制定考核官员的办法。
这个杜就说了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上下级之间没有了基本的信任，然后你就会不再相信，就会产生靠检查、靠考核来获取信息。
那么这种检查、考核过多了，文牍过多，最后反而会导致虚伪、巧饰的东西出现。
隋朝有一个谚语叫什么？叫“老吏抱案死，事烦政弊”。
就是说如果上下级缺乏了这种信任，或者缺乏这种责任担当精神，他很偷懒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程序、文牍。
这样呢，检查就代替了执行，大家都去搞形式主义，谁还敢有真的作用、有担当，谁还敢真正去为人民服务？
第四点，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次疫情里面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层治理。
疫情初期，我们武汉、湖北地区的基层组织，几乎被压跨了。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那种重压之下，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但是好在我们的基层干部、群众，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社区越战越强，最后硬是挺过来了。
比如说随着我们城市化、和社会的高速的变化，我们原来的居委会、村委会包括在社区里面的这种基层党组织；
还有过去的这种单位大院，以及户口制度，所有这些基层的制度，在这种流动的社会里面，它会变得越来越松散和模糊。
这个社会流动性越强，你这种基层单位的这种解构，受到的解构威胁就越大。
所以实际上，这次疫情就非常及时地暴露出我们基层组织已经存在，面临比如涣散或者失能这样的威胁。
而且在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基层的社会之间，存在组织的脱节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一方面要通过加强我们，比如像基层党组织，社会团体这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是反思我们选拔人才、培养干部的方式。
比如今天我们公务员体系，干部的招考体系，过于重视标准化的招考，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缺乏基层的历练。
实际上我们在政府里面我们也看到，确实包括我们学术界都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学生官，从大学直接进到政府、进到机关里面工作。
那么确实，当然我们有一些制度，让一些干部去基层去锻炼，但是毕竟还是不够。
韩非子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我们今天领导人也经常引用这句话，就是强调干部要在一线工作中成长。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历史上有一些制度智慧，也是很宝贵的。
比如说《尚书》，里面就讲，我们上古的制度是什么？叫“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就是每三年对这个地方的官员进行一次考核。那么三次考核之后，就是九年决定这个好的官员提升，不好的官员贬斥掉。
后来比如像后汉光武年间，当时也有人提出来，当时说叫“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不得察举孝廉。”
就是你在基层的锻炼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时间，没有足够的经验，你还没有能力去负责全面的这种工作。
《周礼》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
就是说，从学校里出来，培养的这些人才非常宝贵，但是要把他放在哪里呢？
要把他放在“州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放在我们的社区、基层、街道这个层面上要去锻炼。
就是你要去和这个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居民，和那些流动的人口，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去打交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方面有很多的制度保障，做得非常好，但我觉得还需要加强。
比如加强我们的基层建设，在干部、官员的任用中，给基层的干部也留出更多的上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