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
其二，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经济战争（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
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经济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1 币改方案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制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
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云五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
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
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
“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
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
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的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的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俞鸿钧
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
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
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决，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
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
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令财政部的主管人员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政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
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
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
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
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
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
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2 具体措施
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
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
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
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3 多管齐下
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1948年9月12日，上海街头出现一场诡异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市民发表演说。
老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
在灵车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诡异的出殡
（来源：搜狐网）
这场精心策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通过戏剧化表演来强化游行宣传的效果。
10月，蒋组织规模更宏大的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
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除了游行宣传，蒋经国还在上海街头设立“建议箱”，鼓励民众检举不法商家。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金银外汇以及囤积物资价值的3成作为奖励。
加上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蒋经国在上海的造势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十分成功。
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
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
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4 政治铁拳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
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
”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
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到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
到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更了解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
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也发布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
对违令大商人蒋经国毫不软手，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大批违反禁令的商人，被蒋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
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5 注定失败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因为前方军费开支巨大，导致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
一些商人为逃避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
同时，商人们还收买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更严重的是，由于商品限价，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政治高压下不敢停工——蒋经国杀气腾腾声称，停工企业一律没收，逼迫生产企业不得不将产品亏本出售。
当生产企业只能亏本出售产品时，国民党的金圆券改制已经面临重大危机。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搜刮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组织则缺乏基本的重视。
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
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
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通过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
上海商店纷纷托词歇业，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
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
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扬子案。
6 一泻千里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
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
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
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
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扬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扬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
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
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这两项规定等于承认币改失败。
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
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
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
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与《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
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的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
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上海人民挤兑黄金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
到11月底，发行金圆券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
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
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
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五百万元金圆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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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
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
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
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
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
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
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
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
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
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 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7 生机断绝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事实证明，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
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政权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搜刮了大量金银。
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分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
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
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又缺乏国际承认的中共用什么手段来赢得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