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我们用了大概20年时间，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的工业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使用的招儿跟日韩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我们都是搞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然后强政府，政府深度参与工业化的组织，搞基础设施、投资等。

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日韩并不欢迎别的国家在产业上去投资它，日韩都是扶持本国资本，本国的制造业企业。

而我们在92年到2012年之间，则是向外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欢迎人家到中国来投资。

这个超国民待遇包括税收上的减免，土地的优惠，环境和其他方面要素价格的低估。

这就好比金庸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北冥神功。主人公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对手进行较量，对手极其强大，主人公打不过他怎么办？

跟他抱在一起经脉相通，把他的内力吸成我的。

当今世界大国争霸所需要的内力，主要就是制造业。20多年下来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

实际上日本在最初设计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规划，提出了“雁行模式”。

日本是头雁，然后第二梯队是四小龙，也就是韩、台、港、新；再接着就是四小虎，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再后边才轮到中国大陆。

在日本的设计之下，中国大陆主要是为此前东亚地区的海洋性生产网络提供原材料以及作为它的商品倾销地。

但小平同志在92年南巡讲话之后，所发动的一轮快速工业化浪潮，整个打乱了日本雁行模式的规划。

1994年1月1号，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30%多，一下子贬到8块7毛钱左右。93、94年前后，我们推出了一大批的优惠措施，进行大力度的开放。

请注意，我们敞开大门欢迎的外资主要是指制造业的外资。

而对于那种想跑到中国来炒房子、炒股票、炒外汇的portfolio investment，也就是金融投资，我们是严防死守，不让进来的。

这样一个做法，在全球的工业化历史中其实都非常少见。

中国的“通吃”能力导致东亚生产网络“短链化”

中国进入到东亚供应链之后，我们的角色开始出现一个持续的变化。最初我们做苦力，做低端，后来慢慢往中端、往高端进发。

我们不接受日本人和美国人给我们安排的“作为外围、作为一个低端工业国”的命运，所以就开始不断地搞自主研发。

就这样，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尤其是东亚地区内部的产业链上，开始一段一段地往上吃，像爬梯子一样一段段地往上爬。

一开始给外国人打工的许多打工仔、打工妹，他慢慢地也会琢磨说“原来这个买卖其实我也可以做”。

那么积累了一点资本、人脉和知识、技能之后，他通常会愿意跳出来自己做生产商。尤其是本土的品牌崛起之后，带动本土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在大幅崛起。

2015年春天，我在世界银行开会的时候，听过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部长分享了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中国人是要通吃，本来是made in Asia，也就是东亚生产网络大家一起来产业链上做，现在里边越来越多有含金量的、有利润的东西正在被中国人吞掉。

所以made in Asia正在变成made in China。

近年来我们听到学界开始讨论一种概念，叫短链化。

就是说这个供应链原本是很长的，方方面面牵扯到很多个国家一起加入到一个生产过程中来。

但是现在参与到生产过程中的国家数目正在减少，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因素，我们正在把原本别人做的中高端的买卖抢过来。

中国经济体非常特别，是全产业链。我们整个工业序列的所有东西，从缝纫机针到原子弹、导弹，将来到大飞机我们都可以自己生产。

我们能不能通吃？或者说，一个经济体在一个开放市场体系中间，我们该不该保持一个通吃的状态？

我个人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不能接受别人对我们命运的安排，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违背经济规律。

因为你生产不同的东西，它里边的附加值是大不一样的。

比如做芯片、做软件和做缝纫机针、做低端劳动、做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它能产生的收益可以差几十倍。

这种巨大的差距就带来一个悖论，就是你的汇率定价，或者你的要素价格配置，到底是适应低附加值的那个，还是高附加值的那个？

因为无论是缝纫机针的生产商，还是芯片软件的生产商，当他们都在中国经营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汇率。

假如有一天中国攻克了所有的芯片和光刻机，然后又攻克了大飞机，这样的话每年中国可以省下大约4000亿美元的外汇。

再假如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不再是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商，反而是汽车，包括电池、电机、整车的一个重要出口商。

这样一来，我们贸易顺差又进一步扩大了3000亿美元。

也就是说，通过产业的进一步升级改造，我们如果全部都搞定的话，每年的贸易顺差就可以扩大七八千亿美元。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将会往上升，迅速地就要升到1:5甚至1:4.5这样一个水平。

在这样一个汇率水平之下，缝纫机针、服装、鞋袜、箱包的这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商，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空间？答案是没有，他们活不下去。

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不成功，恰恰是因为我们在高端领域太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汇率的。

中国经济的真正安全源于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许多人想要说我们一定要保持中国的制造业，绝不让一个制造业外流出去，低端的也是能够创造就业的。

这里边其实就牵扯到对中国就业结构、人口结构的理解。

1990年开始，中国每年生的孩子大约在1500万左右，前几年我们放开生育之后，略有反弹，反弹到1700多，然后现在又掉到1500万以下。

而此时此刻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60后，每年的人数是两千大几百万，最高峰的时候3000万人。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劳动力供给总人数其实是在持续收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会变得越来越贵，这恰恰就是我们发展的目的。

我们可以这么想：作为地球村里边的一家人，我们这一大家子以前只能干苦力，现在生活水平终于越来越高了，我们可以挣很多钱了，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垄断村里打扫下水道、扫大街这样一些工作呢？

恐怕就没必要了。

我们要做的其实不是说保持一个所谓的全产业链，而是要确保我们把持那些真正重要的、高附加值的岗位。

也就是说在整个全球竞争中间，我们要获得一个优势地位，但毕竟我们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而不是属貔貅的，不能只吃不拉。

第一，我们要不断往高端爬，这种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事我们都要能做，不能有被人卡脖子的事情。

第二，那种低端、高污染的、劳动密集的、低附加值的产业，我们要适当地让别人去承担一部分。

中国经济的真正安全不是来自于所有东西全部都自己生产，这个东西叫闭关锁国，叫封闭式经济，也是纯粹内循环。

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以内循环为主，内外两个循环相互促进。

那你怎么跟别人外循环呢？你总要留一点饭给别人吃，你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别人没钱可挣，别人成穷光蛋了，那你的买卖也做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跟别人共生，当然这个共生过程中是我们获得优势、定价权和掌控力，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而不是说全世界你们都坐着，地球村里边你们都旁边看着，地球村里所有活，不管是低端的脏活累活，还是高端的那些吃香喝辣的活，全都我干。

这个事情其实是违背基本经济学原理的，是一种内在矛盾和偏执狂。

所以我总体上比较倾向于支持一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但注意，绝对不能集中到一个国家。

在调研中有学者谈到这样一个统计现象：

越南许多制造业的零部件是由中国大陆提供的，所以越南向美国或者向欧洲每出口一美元的商品，里边大约就有0.55~0.6左右的附加值是由中国大陆的零部件供应商所获得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部分组装工业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对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如果转移到印度，转移到墨西哥，转移到非洲，那性质就是两回事了。

因为它就开始在地理上脱离了东亚生产网络，跟我们就开始产生更多的竞争关系，而不是一种共生关系。

中国龙头地位对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

新冠背景之下，一方面新冠导致东亚供应链断裂，另外一方面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呼吁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许多商品都由中国生产，我们要把产业去中国化，或者至少“中国化+1”。

这导致许多人都担心，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产业去中国化加速？

我预测，新冠疫情先从东亚然后扩散到全球的爆发，它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是一个好事而不是坏事，甚至最终会强化中国制造业的地位。

因为东亚供应链先断裂，但我们恢复得最快，人员往来也恢复得最早。

而西欧、北美这两大供应链，它们恢复得比较慢，所以它就导致我们许多的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切入到原本排除我们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中去。

大概是在2014、2015年前后，中国总出口占全球贸易份额的比例曾经达到过14%的高位。

但在过去几年它是持续下降的，因为一部分的低端制造业组装工业正在迁移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

可是到了今年的二季度，中国的出口居然占到全球总贸易额的20%，一下子跳升上去非常多。

当年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生产网络领袖的时候，它在政治上是非常软弱的，无力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离岸制衡的地位。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地区大国，现在是一个全球性大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产出规模超出了北美和西欧之和

日本的地区首要地位被中国所取代，而美国的经济规模虽然仍然明显大于中国，但是由于危机救援以及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余额10年内扩大了4倍，它的财力开始变得越来越有限。

让美国更难接受的是，东亚地区开始出现了那种摆脱美国离岸制衡，摆脱美国羁縻政策的地区自立的政治与安全趋势。

首先是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亚洲新道路的理念，接着就是中国快速发展区域拒止的能力。

尤其是2010年在新加坡以及此后在河内两场地区的多边外交中间，美国国防部长盖特纳，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他们这些美国高官都能感受到：

中国代表团开始显示出同美国分庭抗礼的一种姿态，中国表现出的地区领导力开始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