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顾子明:通讯科技VS金融科技 |2020-10-26

昨天召开的外滩金融峰会,各路群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各说各的好不热闹。

而随着今天蚂蚁科技IPO3100亿美元市值的确定,全球首家金融科技巨头也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

今天,政事堂专门写一篇通讯科技(新基建)与金融科技(新动能)的对比,让读者们更清晰的理解背后的历史进程。

话说通讯科技的进步,在于打破信息的垄断,降低信息传递的成本。

就像周朝的竹简取代了殷商的甲骨之后,诸子百家才得以崛起和收徒,推动士阶层的崛起。

随后,四大发明中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先后出现,更是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变化,使得权力从世袭罔替的公卿世家,传到了最快累积三代便可崛起的士族,又传到了最快一代人就能够翻身的读书人,不断加快社会流动性的迭代速度。

先是“王与马共天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明和改进的造纸术,大幅降低了知识传承的成本,门阀士族积累几代人时间就可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崛起,推动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门阀士族社会前进。

然后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隋唐两宋明清时发明和改进的印刷术,将知识传承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读书人只要自己努力,在自己一代就可以通过读书改造命运,权力也从门阀士族传承到读书人这个阶级。

而把视野放到全球,随着工业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出现,收音机和电视使得知识的传播成本进一步降低,获取知识不再是知识分子独享的权力,勉强识字的工人阶级也得以获取最新的知识和力量,于是,工人阶级力量也迅速崛起甚至建立了不少的政权。

而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的出现使得信息大爆炸,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微信和抖音获取廉价的获取信息,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全球民粹化泛滥的根源。

当然,这种民粹化也是历史进程中不得不承受的痛苦,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获得知识,而被知识武装的他们就会觉醒,并发挥先锋队的带头作用,推动上层建筑的改良甚至颠覆,以及权力逐步的下放。

甚至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再到特朗普,这些被狂热的民众推上台的领导人,不过是在每个时代适逢其会,喊出了那些刚刚觉醒了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进一步我们会发现,随着通讯新基建的铺设,普通人崛起之路越来越快。

马云李彦宏十年就能赶上传统富豪的三代家业,而移动互联网的巨头们五年就能追上马云之前的十年,现如今科创板的小巨头们两年多就能追上移动互联网之前的五年…….

好了,明白了通讯技术创新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话,就会发现,金融技术的创新正好反过来,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客观来说,无论是宋朝时期出现的纸币,还是明朝时期张居正用白银搞的一条鞭,都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但是,历史上只要金融技术的创新脱离了监管制约,就会迅速引发贫富差距的扩大,形成赢者通吃和土地兼并(托拉斯化)。

譬如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就很快就抽干了北方,导致北方迅速被少数民族占据,而南宋可以与金元媾和后可以继续向北方倾销,且不用承担治理成本,也使得南方对收复北方毫无兴趣,并对岳飞等主战派动刀。

同样,一条鞭之后的明朝,南方利用白银对北方的抽血力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导致公务员失业的李闯叛军无穷无尽,随后,被挤兑破产的北方好汉们更是欢天喜地的迎接清军,作为先头部队杀向南方。

所以,马云的那句金融创新没有风险是纯属扯淡,蚂蚁的科技肯定能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增量,但蚂蚁搞不好也是未来系统性风险的最大根源。

因为金融发展的确大幅提升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但是不控制的话,也会逐步锁死底层的流动性,甚至对底层开启激烈的掠夺。

历史上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甚至老蒋战败的主要原因,也是跟宋明两朝类似,推动金圆券造成了少数寡头对底层的疯狂盘剥,导致了其北方基本盘的迅速崩溃。

所以,花大力气教士兵识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的解放军最后取得了胜利。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上映的《金刚山》引发激烈的吐槽,这些年轻的导演们并不理解,那一群跨国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们,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跟联合国军对抗。

最后,我们再回到信息科技和金融科技的对比。

两者都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但通讯科技会推动资源分散给更多的人,而金融科技会驱使资本向更集中的地方汇聚。

而两者本是闭环的。

譬如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美国就是一手通过信息技术的扩散,推动全球生产力的提升,而另一手过金融技术的收割,让生产力提升产生的利润汇聚于美国,维持了这个平衡。

举一个最简化的例子,美国给我互联网技术和模式,卖我们芯片和操作系统,提升了我们的生产力,同时通过资本市场开放和美元税等金融机制,再把大半利润收回去。

因此,通讯科技(新基建)和金融科技(新动能)的相辅相成,才能够使得这个循环能够持续下去。(今年8月就是基建动能逻辑转换的分割线)

而把这个机制缩小到国内也是如此,就像今天A股老大哥茅台发布的公告,一边通过金融衍生的手段全国收税,一边花大价钱给贵州政府推动公路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反之,就像08年的次贷危机以及今年的疫情,都导致了美国金融和互联网巨头的财富迅速扩大,以及中部地区的大规模失业,这样下来,美国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矛盾只会越来越不可调和。

因此,对比古今中外之后,我们会明白,中国并不怕金融创新,害怕的是金融科技创新之后,升级为高科技的资金空转和抽血。就像宋明乃至民国时期的江浙财阀,不去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反而裁撤邮局去逼红脖子的李自成造反。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可以知兴替。

从屁股的角度,我们应该加入金融科技,但是从脑子的角度,我们则更应该把金融科技的创新之路,放在人民监管之下,跳出历史的周期律。

也许这样,才是向那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最好的致敬。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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