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进入投资行业的时候，前辈在第一天就提问了一个问题：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我想了几个答案，投资是投企业、看盈利、做复利等等，但都不那么令人满意。而前辈给出的结论是，投资是认知的变现。盈利只是结果，认知才是根本。 这个答案我揣摩体会了好几年，而当我继续成长之后，才更加深刻体会到，何止是投资，工作、生活甚至人生，基本都是认知的“变现”。于是，我便喜欢了研究这项工作，因为这可以提升认知，是有意义的。 而聚焦中国，无论投资、创业、工作、生活，所有认知的基石，便是如何理解中国、理解影响中国经济、产业的因素。在过去一年，有三大因素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中国产业链是否会转移出去？芯片被卡脖子是否有出路？自主创新到底行不行？ 而理解这些，便能尽可能贴近科技产业的真实脉搏。 恰好，在年底，我也观看了 罗振宇2021 “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关于上述三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关于产业链罗振宇讲了一个印度小伙的故事；关于芯片和自主化，也带来了产业一线的研发、采购的信息。这些素材就像一块块小拼图，为我们理解三个话题提供了更完整的画面。新年伊始，我们便从这三个角度来进行探讨，寻找认知的基石。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依托人口红利、供应链丰富度、产业深度等等，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在中美摩擦之下，中国产业链转移出去的担忧开始加剧。一般认为有两大腹地可以承接：一个是印度；另一个则是越南。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都不太行。 先来看看印度。 “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这么多年来也从未间断，著名美籍经济学家黄亚生就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黄教授从1995年开始就为印度崛起摇旗呐喊，“龙象之争”的说法也算是他提出来的。2015年，黄亚生做客许知远的节目，谈及印度时说：中国哪个方面都比印度优越，除了制度。 国内舆论对印度的看法，一直有种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方认为印度有人口红利，也有更加市场化的制度，极具发展潜力。另一方则认为满分100考40，当然可以说有发展潜力，但这么多年下来，似乎也没上及格线。事实上，从各项经济数据上看，印度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国。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世界人口综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测算，印度去年的GDP将达到2.94万亿美元，超越英法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差不多是中国2004年的水平。而在衡量工业水平的三大硬指标：发电量、钢铁产量和煤炭生产上，印度的煤炭钢铁产量仅次于中国，发电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而制药、IT和电影工业是印度的三大王牌产业，贡献了超过10%的GDP，却也有着两个关键的缺陷。 首先，这三大产业始终是国内精英的独自狂欢，其价值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底层人民。其次，由于产业链长度和专业性的限制，注定了这三大王牌产业只能吸纳一小撮就业，三者合计不过千万人。较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实在是杯水车薪。 同时，如果看印度的制造业统计图，会发现有90%的“公司”其实都是一家几口齐上阵的小作坊。而且，印度发展制造业，在法律上有枷锁：比如著名的MGNREGA，即圣雄甘地农村就业保障法，就承诺为每个申请人在当地提供100 天的非熟练就业机会，如果15 天内不解决就业，政府还必须提供一定的失业津贴。 资源禀赋上有先天缺陷：虽然矿产种类丰富，却缺乏制造业的关键能源，原油和冶金煤。印度探明原油储量46 亿桶，差不多是中国的1/6；印度冶金煤储量337亿吨，仅为中国的3%。 罗振宇在演讲中，也讲了一个故事，中国老板在印度有个工厂，提拔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印度小伙，但没想到被提拔后小伙却遭到打骂，因为这小伙子是个低种姓，“上不得台面”。这也指向了在经济、技术之外，持续压制印度人口红利爆发的重要枷锁：印度“种姓”制度。这是非常关键、却又难以变更的社会因素。 2004年，韩国制造业巨头浦项制铁打算在印度兴建工厂，媒体惊呼“印度势头直逼中国”。然而之后的12年，浦项制铁相继经历了合作伙伴退出、农民抗议征地、许可证审批受阻、当地政府干预投资等等一条龙服务，最终在2016年宣布放弃建厂计划。 这12年的时间， 见证了一家雄心勃勃的制造业巨头，在印度逐渐耗尽耐心，最终败走的全过程，也恰似印度制造业屡战屡败的缩影。印度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本质，在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创造适应生产力的新生产关系。其难点不在“创造”，而在“打破”。对于当前的印度而言，并非易事。 而越南同样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 越南发展基本都是靠外资，先是日本、韩国（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最近几年也多了中国企业。而越南的优势归结起来主要是：零关税政策多、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目前仅为中国三分之一薪酬的人口红利。但，这些优势也并不稳定。 劳动力方面，越南毕竟“只”拥有1亿人口，相比中国和印度的14亿要逊色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但总量不大。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水涨船高，前几年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近两年增速也有5%-7%，赶上中国可能也就是三五年时间。同时，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也已出现拐点。 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税收优惠力度仍然诱人，但蜂拥而至的厂商推高了土地价格。2019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1美元/平米，北越经济圈也有3.5-4美元，与之相比，苏州是4.2美元，东莞只有3.6美元，而越南的水电价格也要高于中国。 因此，施展教授便认为，越南电子产业是“两头在外”的“半体外循环”状态，是中国产能的“溢出”而非“转移”。看来，印度、越南，做东莞可能可以，但做深圳还不行。 2020年8月，华为公开表示海思麒麟高端芯片已经“绝版”，中国最强的芯片设计公司，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锁死了未来，也令“卡脖子”问题更加突出。 虽然美国半导体行业产值大约占全世界的47%，体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韩国、欧洲、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其他“豪强”也各有擅长，与美国的差距并不是无法越过的鸿沟。 比如，韩国 在产值1500亿美金的存储芯片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双强（三星、海力士）占据65%市场；欧洲 在模拟芯片领域有三驾马车（英飞凌、意法半导体、恩智浦），从80年代起就从未跌出全球二十强。 日本 不但有独步天下的图像识别芯片，以信越日立为首的几家公司，更是牢牢扼住了全世界半导体的上游材料。中国台湾在千亿美元级别的芯片代工领域，更胜美国一筹，台积电和联电占据60%的规模，以日月光为首的封测代工也能抢下50%的市场； 中国大陆依托庞大的下游市场，近年芯片设计领域发展迅速，不但诞生了世界前十的芯片设计巨头华为海思，整体芯片设计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二；芯片封测更是有了长电等国际前列。 看似一超多强，但美国禁令一出，其他国家纷纷遵守，中国大陆面临巨大压力。而大家忌惮的，其实是美国手里的两张半王牌：芯片设备、设计工具、以及材料。 半导体设备商，不仅提供设备卖铲子，还要全程服务卖脑子，可谓是芯片制造商的外置大脑。 根据2019年资料，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商占据了全球58%行业营收。其中，美国独占三席；其余两席，一席是日本的东京电子，另一席荷兰的阿斯麦，恰巧，这两家又都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 美国靠着多年的“时间积累”和超高精密度“工艺技术”，在设备领域形成了牢牢的主动权。而时间和技术，都不是后进者可以一蹴而就的。 设计方面，素材库、IP库、以及仿真验证，对芯片制造至关重要。加州大学教授有一个统计测算，2011年一片SoC的设计费用大概为4000万美元，而如果没有EDA，设计费用则会飙升至77亿美元，增加了近200倍。 设计是芯片产业的高杠杆。 我国最大的EDA厂商华大九天在全球的份额差不多是1%，而美国三大厂商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楷登电子）以及Mentor Graphics（明导科技，2016年被西门子收购）则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 其实单纯写出一套软件，难度并不大。关键还是要有海量丰富的IP、PDK，以及产业上下游的支持配合。单点突破未必有效，需要军团全面突围。 而材料领域，无论提纯、还是配方，基本的理论原理、工艺技术都不是难事儿。但如何选材、配比，从而实现极致的效果，却需要高度依赖经验法则，即业内常说的 “know-how” 。 梳理了芯片被卡脖子的领域之后，可以发现，与其说芯片是个科学问题，倒不如更是个工程学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途径：一个是采用正确的心态，保持自主攻关的同时，也要继续保持对外开放；另一个是正确的方式，把一个个具体的挑战，拆解成庞大的工作量，然后靠资金、资源、人才、时间、耐心、决心，一口一口地吃下来。而更为重要的，就是加大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投资和精力。 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费用，在全年总研发支出中仅占5%，而这还是10年来占比最高的一年。而同期美国基础研究占比则是17%，日本是12%。正如任正非所言，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只有实现基础技术能力的创新突破，以及与工程能力的大会师，才能赢取下一个时代。 2018年，被誉为“中关村才女”的梁宁，写了一篇关于操作系统和芯片往事的文章，被产业界一致认可。这其中便提到了我国关于自主创新态度的摇摆不定。有人觉得我们不行，做不出来；有人说造不如买、反正都能买到。这种争议纠结，在操作系统领域非常突显、令人扼腕。 倪光南从上世纪90年代、PC时代就奔走呼吁自主系统；而王坚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虽然时代变了、行业的海外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还是没有一款能打的产品出来。而回顾1989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五大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 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PC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5个自主芯片，3个自主系统，那就是15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 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IBM的联想、最大的PC市场；有全球前列的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201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 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 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 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可能还是我们自己的态度。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但幸运的是，梁宁从一线而来的感受便是，自主创新的战略决心是铁板钉钉的。 共识的背后，意味着一张张的订单，一笔笔的投资，一个个的政策，放在做好准备的人的面前。比如国产的统信OS，已完成全部适配的应用包括不少日常高频使用的桌面软件，如：搜狗输入法、金山WPS、QQ、微信、钉钉等等。而海外软件，几乎都找到了一一对应的替代品。华为、龙芯也都是合作伙伴。 中国科技虽然有短板，但是并没有缺环。几乎所有的被卡脖子的领域，都有国产替代企业。未来，这些卡脖子清单，都会转化为机会清单。这是一个充满期待、也值得期待的未来。 在这场跨年演讲中，罗振宇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也很有趣，同事在机场对罗振宇说，“这块牌子（党员先锋岗），老外要是能理解得了，才算真的理解了中国。” 这个小故事，指向的正是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内生组织力。 这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既对内又对外。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这是我们面对疫情、走出疫情的勇气和实力，也是面对卡脖子、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 而理解组织力、凝聚力下的中国，是我们所有认知的基石。这也许就是高瓴、景林、红杉等众多投资公司押注中国的原因，也是无数海外企业想尽方法在中国开店办厂找伙伴的诱惑，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拼搏奋斗的憧憬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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