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1982:【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3-13】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结局与左宗棠临终遗言|2021-05-13

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结局与左宗棠临终遗言

清廷接到马尾海战战报的第三天，正式下诏对法宣战。

左宗棠此前多次申请赴前线与法国侵略者作战，都被搁置。这一回他干脆直接跑到醇亲王家里去请求统兵出征。醇亲王被左宗棠说动，答应代为向慈禧请旨。此时的局面，确实已是非左宗棠出马不可了。1884年9月7日，朝廷下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以72岁高龄最后一次奔赴战场一线。

左宗棠先到南京，与曾国荃商量江浙防务。然后南下福建福州，组织福建和台湾的防御。

南下途中，法军海军已开始集中主力攻打台湾。

10月1日，孤拔统帅10艘军舰，约4000兵力，分两路攻击通往台北的两大重要港口——基隆港和淡水港。孤拔挟马尾海战之威，态度狂妄、目空一切，在舰上对各国记者宣称，将会在一周内夺取台北，然后以台北为基地挥师北上。

刘铭传亲自带兵防守基隆，与法军激战一整天，战事胶着。但在当天傍晚，他接到了淡水守将李彤恩的求救报告，淡水情况非常危急。而刘铭传手里已经没有后备队可以派遣去支援淡水。

基隆港比淡水港更大，看似战略地位更加重要。但淡水港有河流直接通往台北，而基隆去台北只有陆路。法军如果攻下淡水，就可以顺流而上直达台北。刘铭传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主动放弃基隆，集中兵力守卫淡水。

这个决策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清朝军事纪律比较死板，丢失城池将追究守将的责任。手下很多将士也不理解，认为这是临阵脱逃。但刘铭传跟纸上谈兵的张佩纶不一样，是久经战阵的武将，关键时刻能顶得住压力做出必须由个人承担责任的决策。他坚决弃守基隆，只留下300人退守腹地要塞狮球岭，阻止法军深入。

由于是主动放弃，清军有足够的时间转移全部武器弹药，并销毁了基隆的一万多吨煤炭等战略物资。法军高兴的占领基隆以后，发现不能获得任何补给，离开海军炮火的支持强攻狮球岭也无把握，才发现这是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法军原计划10月2日上午十点进攻淡水。就在集结准备之际，已经达到淡水的刘铭传指挥守军于6点35分出乎意料的主动向正在洋面上集结的法军舰队开炮，打乱了法军的进攻部署——当然，这要感谢英国方面提供了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整个中法战争期间，英国人的情报工作都相当准确到位，基本上是法军刚开完会，英国人几个小时内就能把会议决议告诉清军。

法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得放弃进攻，转而向占领基隆的孤拔请求援助，于10月6日集结了两千多兵力再度对淡水发动总攻。六百多法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抢攻，双方在海岸上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撕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11点45分，一个法国海军陆战队员走到港口灯台的石山上，用手势向舰队发出信号：“我们被逼后退，没有军火，损失惨重。”

法军随即全线溃退，争先恐后地爬上海边的小艇，向海面上停泊的军舰逃去。

这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淡水大捷”。根据法国方面的数字，阵亡9人，失踪8人，伤亡49人；根据刘铭传向朝廷的奏报：斩首25颗，其中军官两名，枪毙约300名。双方战报数据差异较大。清军的斩首数应该是准确的，但“枪毙”300人中大多数可能只是中弹受伤。

不管怎样，淡水保卫战以中方的胜利而结束。

孤拔受此挫折，承认快速夺取台北的目标已无法实现。转而宣布对台湾进行封锁，同时向法国政府请求援军。左宗棠到达福州以后，先着手整顿好闽江防务，让法国军舰不能再次入口进而威胁福州。接下来，就是紧急组织对台湾的援助。他给清廷发电报，请求北洋和南洋水师派出军舰来支援。李鸿章和曾国荃接到军机处电令，再次拒绝，表示实力太弱，无法与法军对抗。清廷受淡水胜利的鼓舞，腰杆要挺一些了，对法作战态度趋于强硬，发电报把李鸿章和曾国荃骂了一顿，严令他们必须派舰支援。这样，李鸿章才表态愿意派出2两艘军舰南下，曾国荃也跟着同意派出5艘战舰。

这七艘军舰走到半路，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鸿章极力夸大朝鲜局势，渲染日本介入的危险，吓唬清廷，请求把军舰调回去，得到批准。其实这场政变只用了三天就被驻朝清军快速平定，根本用不上军舰。李鸿章事后总结说，“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1]——明知是十年后的“远患”还紧急调走军舰，说白了就是找借口自保。曾国荃一看北洋的军舰跑路，也赶紧让自己的军舰以维修改造为名停止前进。倒是孤拔听说清军有军舰南下，亲自带队北上迎击。南洋军舰闻讯立刻躲进镇海港。曾国荃则赶紧下令返航。但这几艘军舰因为害怕返航途中遇到法舰，一直躲在镇海港内死活不肯出来。法军组织了几次攻击，都在沿海炮台的配合下被击退。

——镇海的防御条件比闽江马尾基地差得多，就这样还能保护南洋军舰安然无恙，也可以再次看出马尾海战的惨败绝不是由于清军火力不足、福建水师战斗力太差，而是清廷和张佩纶愚不可及的决策造成的。

左宗棠这边，得知南北洋水师救援无望，找德国轮船帮忙运输也被拒绝，只得采取冒险行动。他召集旧部，勉强组建了三个营上千人的“恪靖亲军”，由王诗正带领，雇佣渔船进行夜渡，以突破法军对台湾的封锁。经过数月冒险抢渡，终于将包括“恪靖亲军”在内的3000士兵、以及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等大量物资送到台湾。

1885年1月，法军又开始对台湾发动进攻。3月，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开始以基隆为基地连续组织超过2000人的强大攻势，再次试图夺取台北。由于左宗棠这边已经输送了大量军队和物资上台，刘铭传和王诗正密切合作，法军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局限在基隆港周边无法前进。只能暂时放弃夺取台湾本岛，转而南下攻占台湾海峡中部的澎湖列岛作为休整基地。

澎湖列岛的生存条件很差，也就比在海上飘着稍微好点，法军内部爆发疫情，大量士兵死去。据法国方面记载，从1885年4月到6月，法军因病死亡997人。连统帅孤拔也于1885年6月11日病死在了澎湖。尽管这些法军的死亡并非由清军直接击毙，但左宗棠和刘铭传领导的台湾保卫战让他们长期无法夺取生活条件优越的陆上休整基地，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清军在越南战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885年3月，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交界的镇南关大败法军，并趁胜利收复了凉山，缴获了法军留在凉山基地的大量粮食弹药。法国方面宣称只死亡了74人，这显然不可能。法军在镇南关投入兵力三千余人，加上凉山守军总共约5000人，死了几十个人就一路溃败把凉山都丢了，跑的太快以至于连粮食弹药都来不及销毁，岂不是说明法军的战斗意志连鸦片战争期间的清军绿营都不如？实则是以列强身份惨败于半殖民地的中国，丢不起这个人，故意掩盖自身伤亡。中方宣称击毙超过一千名法军，也可能存在夸大的情况，混杂了一些越南伪军。比较靠谱的是越南方面的记录，“一共有300多个真鬼头在龙州（位于广西境内）示众”，也就是清军取得了300多个法军尸首。法军死亡人数应不少于五百，伤员就更多。[2]

台湾保卫战、镇海保卫战的胜利，再加上镇南关大捷，说明中法战争的局面发生了重大转折。特别是镇南关大捷，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对列强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列强不可战胜的迷信，比左宗棠在新疆消灭阿古伯的侵略军意义更大。

——新疆之战时期，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法军的水平，而楚军的实力要远强于镇南关的清军，伊犁的俄军后勤补给线比越南的法军更为困难，如果不是清廷妥协退让，中国军队击败列强军队的一幕原本应该提前在新疆上演的，可惜历史没有给左宗棠和楚军将士们这个机会。

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不过，法国当时是第三共和国政权，内阁倒台跟玩一样，第三共和国总共存在了70年（1870-1940），就换了104届内阁，国际国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换内阁。打一次败仗换一次内阁实属常规操作，并不代表这对法国的殖民政策产生多大冲击。

这种情况下，远在英国的曾纪泽率先提出“乘胜议和”的想法，他在3月30日给国内发电报说：凉山克服，茹费理下野，此时若能议和，中国极为体面，虽稍让亦合算。

另一位外交官许景澄也提出了类似意见。

李鸿章一直就主张议和，当然极力赞成。在曾纪泽电报发出后的第三天，4月1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请议和。

慈禧见到李鸿章的电报，立刻表态支持。4月4号，中国海关驻欧洲代表、英国人金登干受清廷委托，在巴黎与法国代表签署了《中法停战条件》和《停战条件解释》，规定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停战议和。整个过程可谓快如闪电。

清廷一见和谈有望，于4月7下令正准备趁胜进攻的冯子材停战并逐步将凉山清军撤回镇南关。相反，法国方面，新的内阁继续主张对华强硬，议会批准了更大规模的战争预算，在签署《中法停战条件》以后，继续派遣更多援军前往越南前线。到了4月下旬，法军在越南已经集结了超过25000人，加上越南方面的傀儡军共有37000人。而凉山的清军只有15000人，清军要想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已基本不可能。

6月9号，李鸿章代表中国正式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史称《中法新约》），内容与《李福协定》基本一致，并新增了一部分法国在广西云南的商业特权。三天后，孤拔就病死在了澎湖。15日，法军从澎湖撤出，他们在那里留下了500多座官兵的坟茔。[3]

在中法议和过程中，有三个人坚决反对基于《李福协定》议和，就是督战闽浙的钦差大臣左宗棠、负责广西前线军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越南一线指挥作战的老将冯子材。冯子材非常愤怒的给张之洞发电说“议和者诛”。

这个情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好相反。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廷不知道英军坚船利炮的厉害，坚决主“剿”；东南沿海的督抚们亲眼目睹英军火力之后，吓得魂飞魄散，一意主“抚”。中法战争则掉了个个：朝廷被两次鸦片战争吓破了胆，以为洋人不可战胜，总想求和；一线指挥官反而对列强的坚船利炮见怪不怪，无所畏惧、奋勇求战。

我们虽不能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督抚们的意见就完全正确。但总体而言，这两次战争，一线指挥官对双方实力的判断都比远在北京的朝廷更符合实际。

镇南关大捷以后，国内主战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舆论和清流，他们不懂战争、不负责任，只凭爱国热情鼓吹“趁胜进攻”。这些人的立场是好的，但很多人盲目自信，以为清军就此可以平推法军，解放越南，把法国人赶下大海，议和就等同于投降。这样的盲目自信不可取——清军并不具备趁胜快速击败法军的实力。在合理的条件下，恢复和平是更理性的选择。只要法方愿意和谈，任何时候都应该欢迎。

问题是，任何和谈都必须有底线。以《李福协定》为基础开战和谈，就是在突破底线、过度妥协。我们不能因为不同意那些盲目自信的、不负责任的清流舆论，就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李鸿章“趁胜即收”的路线是老成谋国的正确选择。

真正值得重视的“主战派”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和冯子材为代表的前线将领。不同于清流和舆论，他们需要对和战决策承担最大责任，其肩上的责任比李鸿章、曾纪泽都要重得多。和谈，他们担子轻、责任小；继续打，他们不仅责任重，很多人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法军到底战斗力如何？清军还能坚持打多久？他们是真的跟法军交过手的，靠人命堆出来的经验，比任何人都更有发言权。特别像左宗棠和冯子材，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战争不是靠蛮干就可以取胜的，这种人要是只会凭一腔热血盲目求战，早就死在了战场上。左宗棠72岁，冯子材67岁，谁能比他们更渴望早日结束战争，放下担子过几天轻松日子呢？

对这些实战派的主战思想，绝不能跟舆论清流混淆起来，视之为轻浮冲动的决定。他们必然是在对战局和战略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虑以后，才明确表态反对议和的。

不管是张之洞、冯子材、左宗棠，都并不从根本上反对议和，而是主张趁着镇南关大捷后的形式，抓紧时机扩大战果，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镇南关大捷之前，法军十分轻视清军的战斗力，在越南整个北部地区投入的军队只有五千人，镇南关大捷之后，法军一溃千里，伤亡惨重，后方缺乏预备队支持，要从其它地方调集援军根本来不及。清军攻占凉山后取得大量粮食弹药物资，军队数量两万多人，处于绝对优势。由于有英国的情报支持，清军对法军援军动向了如指掌。这种情况下，趁胜追击，利用法国海外援军到达之前这一个月的“时间窗口”，进一步消灭法军有生力量是最佳选择。要谈判也是在“吃掉”这部分残兵之后再谈。这个时候曾纪泽、李鸿章等人自作聪明，提出“趁胜即收”，法国人求之不得，以闪电般的速度跟清廷签署了初步的和约，换取清军延缓进攻。清廷自以为得计，不仅延缓进攻，还主动撤兵。而法国方面则抓住时机紧急派遣援军前往越南北部。等到4月下旬，已取得了对在越清军的兵力优势。之前溃败的法军也重新集结休整，伤员得到了治疗、物资得到了补充，南下进攻已无机可乘。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很多历史研究者，不注意这短暂的时间间隔，以4月下旬的战场形式来断定3月下旬和4月上旬的清军反攻不能取得胜利，以此认为李鸿章有远见，是显然错误的。实则4月下旬的不利局面，正是李鸿章3月份的“远见”造成的。法国人就像《李福协定》一样，再一次利用李鸿章和清廷急于求和的心理，想谈的时候就谈、想打的时候就打，为自己争取到了最为有利的战略形势。

再进一步说，即使在法军援军大规模到达越南北部以后，按照《李福协定》来达成和议仍然是错误的。

中法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李福协定》签署之前。这一时期的战争性质，是清廷和法国争夺越南“势力范围”的冲突：清廷要维护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法国要把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双方在越南发生冲突。由于中越接壤，清朝这边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外线防御”诉求。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李福协定》的条款还算比较合理——中国实力弱于法国，只在名义上保持宗主国地位，实则不干预法国对越南的控制。中方吃亏不多。条约一经签订，从法理上讲，战争就结束了，双方进入和平状态。

但法国很快就撕毁了《李福协定》，主动向清军进攻，并以此为借口直接侵犯中国本土，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攻打台湾、镇海，夺取澎湖列岛。这样，中法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中法争夺越南影响力、中方维护外线国家安全的斗争，而变成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是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本质上并不是第一阶段中法在越南冲突的延伸，而是前两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三次鸦片战争”。说白了就是西方列强找了个借口侵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是林则徐禁烟，第二次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传教士被杀、换约受阻等一大堆烂事，第三次就是借口清军没有遵守法方伪造的《李福协定》“三个补充条款”。这三次战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正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惨败，才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又惨败，才有了第三次鸦片战争——也就是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总之就是看准了清廷好欺负，打一次占一次便宜，就没完没了的来找借口开打。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主导，中国割地赔款加东南沿海通商并设立租界，列强取得对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租界等殖民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合、英国为主，继续割地赔款，加内河、华北通商并设立租界，英国夺取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主导，其目标不是要控制越南，而是让中国继续割地赔款，然后把广西、云南、福建、台湾等地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第三次鸦片战争，法国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清廷既没割地也没赔款，也没有给予法国更多对华特权。根本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李鸿章会谈判，而是以左宗棠、张之洞、冯子材、刘铭传为代表的清军将士奋勇作战，给予了法国侵略军迎头痛击，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目标无法通过武力来实现，或者说，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法国的承受能力，只能草草收场。

势力范围争夺战和反侵略战争，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维护势力范围和反侵略的战争目标也因此截然不同。前者可以让对手草草收场，甚至根据实力和形势变化适度的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而后者则必须不惜代价，让侵略者受到足够的惩罚。所以，《李福协定》的条款对应第一阶段的中法战争是可以的，因为那主要是一场势力范围争夺战；而对第二阶段的中法战争，《李福协定》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法方撕毁《李福协定》，挑起战争入侵中国，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荼毒东南沿海，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制造了巨大的伤害之后，说一句：算了，我不想打了，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吧，《李福协定》从新生效好了。然后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算是哪门子的反侵略战争呢？

任何一个国家，但凡稍微有点自尊，想要在国际上保有独立自主的地位，最低最低的底线，就是能让胆敢入侵本国领土的敌人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更何况是中国这种大国？

东汉时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将领陈汤带领孤军深入帕米尔高原，在荒漠戈壁中秘密行军五千里，击斩匈奴单于，事后给朝廷汇报说：“犯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才是一个大国——不仅是中国，而是任何一个大国——对待侵略者的真正有尊严的做法。到了李鸿章这里，就成了“犯中华者，来去自由”，这怎么成呢？

从4月下旬法国增兵越南之后的局面来看，清军显然不应该再谋求南下主动进攻法军，能守住凉山就不错了。凉山守不住，还可以退守镇南关。法军越往北部山区推进，人员就越是疲惫，后勤补给就越是困难。清军无法继续南下，并不等于清廷应该轻易议和。因为清军此时的核心战略目标并不是保卫越南，而是反侵略。守住镇南关、威慑凉山，让法军主力被长时间拖在越南北部不能撤走，不断的被战争和疫病消耗，也是胜利。越南北部远离法国本土，而靠近中国本土。法国作为一个海权殖民帝国，它的势力范围遍布全球，这些势力范围会不断的受到来其它列强和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威胁，维持其殖民霸权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海上运输优势不断的把军事实力从全球的一个地方投送到另一个地方。它可以用这种办法在任何地方取得局部的和短暂的兵力优势，但无法持久。当它从全球调集的军队被长期拖在遥远的越南北部山区，进也不能进、退也没法退的时候，就会极为难受，其殖民帝国就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甚至它的本土安全也会受到来自德国等相邻列强的威胁。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它第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跟德国争雄，报普法战争一箭之仇，维护本土安全。1882年，中法战争前两年，德国联合奥地利、意大利组成“三国同盟”，对法国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不得不开始寻求与老对手英国和俄国结盟，组成协约国。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开始形成。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同盟国和协约国这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协约国内部，法国还在跟英国争夺地中海对岸的北非殖民地特别是埃及，这是它第二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又联合英国在巴尔干半岛跟俄国对峙，这是它第三重要的国家利益。在遥远的东亚跟中国对抗，处于法国国家利益的最边缘，短期投入重兵搏一把可以，长期来看是耗不起、不值得的。

——后来，毛泽东在做抗美援朝决策的时候，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美国的总体实力虽然比中国更强大，但美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无法承担其军事资源长期被拖在亚洲东北部的代价。所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军持续对抗了三年之久，逼迫美军在中方认为合理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目标。而抗美援朝还主要是外线防御，不是直接反侵略。对日本的反侵略战争则是打了十多年，以日本无条件投降、惩治战犯、同意接受巨额的战争赔款而结束。

清朝这边，西北的叛乱已被肃清，俄国因为国内局势自顾不暇，日本还比较弱小无力威胁中国，英国对在华殖民利益感到满意，躲在幕后支持清军对法作战，海关税收按时足量的交给清廷。“洋务运动”兴办的军工企业源源不断的生产着武器弹药，拥有英美等国最新武器的清军陆军在装备水平上并不比法军差。国际国内整体局面非常稳固，要继续支撑两三年的对法作战是有底气的。

在东南沿海战场，情况也差不多。马尾海战以后，英国人宣布：由于中法已处于战争状态，出于“中立”原则，拒绝法国军舰利用香港和其它通商口岸进行补给休整。法军要想仅靠澎湖列岛和基隆港就长期封锁台湾海峡是不可能的。军队疫情导致法军士兵不断死亡，士气低落，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延只会越来越严重。《中法新约》是阳历六月份签的，接下来的七八月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海军士兵们的生存状况将会更为恶劣。孤拔在《中法新约》签订后第三天就病死了。如果中方不急于求和，局面只会越来越有利。

总之，清军方面的抗战固然有诸多困难，但从总体来看，持久战对清军更有利而对法军更不利。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应该咬牙坚持而不是妥协求和，因为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而非势力范围争夺战。战争的目标不是让法国人毫发无损的撤走就算了，而是要让他们接受足够的教训，并收回前两次鸦片战争丧失的部分权益。和谈的底线绝不应该是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来实现和平，而是法国放弃对华殖民特权，中国取消对法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收回通商口岸的法国租界，并对法国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以此来弥补中方军费开支以及福建水师和马尾造船厂的损失。只有这样，法军在越南才能安全的撤退，去顾及它在全球其它地区的利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步摆脱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走上独立自强的道路。

坚持战争，就需要继续花很多钱，付出更多的牺牲。但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确实值得打下去。战争是最残酷也是最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要坚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削弱李鸿章为代表的腐朽无能的投降派势力，转而重用从战争实践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左宗棠、冯子材这些人都是战争选拔出来的。通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残酷筛选，之前一大批尸位素餐的腐朽官员被淘汰了，涌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批来自于汉族士绅中下层的精英分子，支撑了清朝过去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开展，对内兴办近现代工业，训练近代化的国防陆军和海军，对外能够消灭阿古柏、收复伊犁、抵抗法国侵略，已经有了富国强兵的苗头。

但是，这批人毕竟是镇压革命起家的，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跟旧势力的关系密切，很快就受到旧势力的腐蚀影响，迅速走向腐化堕落。在此过程中，这批人内部出现了分裂，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能够坚持公忠体国、清廉为官，他们所推动的改革，是真改革；而已李鸿章为代表的淮军集团，依赖英国列强支持，以富国强兵为借口，将国家资源转变为自己这个小集团的私利，对外主张妥协投降，对内跟满洲统治集团沆瀣一气，把改革变成假改革。曾国藩、曾国荃为代表的老湘军集团，曾国藩在的时候，路线方针算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等到曾国荃当两江总督的时候，也跟李鸿章淮军集团狼狈为奸了。

表：清末主要政治派别一览

上面这张“清末主要政治派别一览”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的理解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清廷政治格局。主张对满洲权贵集团进行严肃整治的肃顺早在“辛酉政变”中就被干掉了，满洲内部振作已不可能。有人会疑惑李鸿章为何是“保守派”而非“改革派”。在现在的主流观念看来，那个时代只要主张学习西方就应该是改革派。实则中国真正自强，光靠对外学习西方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自身内部的变革——要肃清贪腐利益集团，更换新鲜血液才可能成功。要彻底的完全做到这一点，只能革命。革命被镇压之后，要想仅通过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那也得政府和军队起码的廉洁高效，这是最低要求。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朝这个方向努力，仅主张学点西方的技术或制度，就谈不上是改革派。

在与反洋务的极端保守势力作斗争方面，李鸿章和左宗棠没有区别，他们都是“洋务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国家实权已完全掌握在洋务派手中，反洋务派只剩下打嘴仗的本事，被清廷拿来充当和地方实权派斗争的工具。跟这帮人斗争不需要费多大力气，真正需要费力气的是“向自己开刀”——在掌握实权的利益集团内部推动革新。由于满洲勋贵仍然掌控中央政权，又有英国控制的海关支持，中央层面的改革肯定推不动。但对实权派汉族士绅而言，在地方督抚的位置上，除了拿钱“办洋务”以外，能否对自己开刀、破除自身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才是判断“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关键。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才说，集团利益至上、带头贪污腐败的李鸿章只是洋务派，不是改革派，他主持的改革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洋务的旗号，干着损公肥私的勾当。只有以大公无私的态度严肃治军治吏，抛开利益集团小圈子提拔任用人才的左宗棠，才是洋务派中的真改革派。

检验左宗棠的“真改革”和李鸿章的“假改革”，最权威的标准是对外战争。在对内宣传方面，利益集团可以掌握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挂羊头卖狗肉。但外敌入侵不是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内部腐烂的集团，不可能单独在军队内部实现团结高效。就跟明末东林党一样，对内攻击政治对手和编造历史档案水平一流，光看他们写的奏折和笔记，其中的家国情怀、理想主义能把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奈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支持这种情怀，一打仗就现原形。光看李鸿章写的奏折和书信，比左宗棠还要忧国忧民。但左宗棠的军队经过洋务运动，装备了近代化武器，拉出去跟外国军队打，就能打的赢；李鸿章的军队拉出去打，就一败涂地。西北战争，完全是左宗棠的军队主导，胜利如同摧枯拉朽一般；中法战争，前期是李鸿章的广西淮军主导，一溃千里，把镇南关都丢了；后期换成左宗棠的部下王德榜配合冯子材的指挥，加上清流中的杰出人物张之洞的支持，就能取得镇南关大捷。马尾海战，左宗棠说不上话，李鸿章能发挥一点影响力，但主要是满洲集团的附庸——朝廷清流派主导，输的惨不忍睹。台湾保卫战，左宗棠在福建统筹后勤支援，违抗李鸿章“旨意”的淮军“叛徒”刘铭传和左宗棠部下王诗正在前线作战，也能取得胜利。左宗棠去世后十年，中国变成淮军集团的天下，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和满洲统治集团联合主导，北洋水师输的跟马尾海战一样惨，陆地战场输的跟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第一阶段一样惨。两相对比，谁在搞“真改革”、谁在浑水摸鱼搞“假改革”一目了然。

这张表格中，曾国荃前后的变化也值得一提。

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荃虽然有屠城劫掠的暴行，但也不是全无理想和良心，起码对手下将士的纪律约束比较严格；安庆杀降，刚开始还有点犹豫，是曾国藩再三催促才下的手；对李昭寿手下的士兵烧杀抢掠的暴行，也一度想动手制止。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还不算是丧尽天良。湘军遣散以后，曾国荃被迫称病回家休养，过了一段时间复出担任湖北巡抚，配合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军。他上头有个湖广总督官文。这是个无耻无能的满洲权贵。当年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幕府擅权、差点让左宗棠被杀、最终把左宗棠赶出湖南的幕后黑手就是官文。左宗棠收复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二人还在奕䜣举办的宴会上见面了。左宗棠旧事重提，当众把官文羞辱了一番。

官文经营湖广多年，与当地的官场利益集团关系极深，曾国荃想要收拾几个侵吞军饷的贪官，遭遇官文掣肘，一怒之下上奏弹劾。这个事情惹得朝廷非常不高兴，因为官文是唯一能跟镇压太平天国沾上边的满洲高官。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善于协调跟官文的关系：事情都是胡林翼在干，功劳则推到官文头上。清廷对此心知肚明，但怎么着也要留着官文作为满洲的颜面，不然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就彻底跟满洲勋贵无关了。

见曾国荃弹劾官文，远在福建的左宗棠也跟着上奏附议——他与曾氏兄弟一向不和，但在弹劾官文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湘军楚军两位大佬联合驱赶官文，清廷没办法，只好把官文撤职查办。但却记下了这个仇。等到曾国藩主持镇压捻军不力，这事儿就被翻了出来，曾国荃也跟着丢掉了湖北巡抚的位置，再次回家休养。而官文则再次复出，担任直隶总督，反而升官了。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曾国荃身上原本就不多的那点理想良知也就基本上给折腾没了。回想起当年因为咸丰皇帝一句“谁攻下南京就给谁封王”，自己被搞得热血沸腾，拼了老命硬抗李秀成几十万大军，结果等到南京城破，清廷不仅把封王的许诺抛到脑后，还想玩一把“兔死狗烹”的好戏。如此种种，实在是让人寒心。此后，曾国荃做官就一直以表面上过得去为原则，对下不整人，对上不弹劾，大搞一团和气。在两江总督任上，乐得跟李鸿章等人同流合污，以保全两江湘军集团利益为唯一责任，其它事情一概不管。中法战争，朝廷两次下令南北洋水师支援福建，他和李鸿章展开“找借口比赛”，为保存自身实力，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救援。最后当然还是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赢得了比赛，北洋水师连法国军舰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跑路了，南洋水师好歹还躲在镇海港里跟法国军舰远距离对轰了一场。但曾国荃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完成了几次漂亮的闪躲。

彻底沦为保守派的曾国荃赢得了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认为其老成持重，可谓国家柱石。两江总督的位置也坐的极为稳当，在这个“天下第一肥缺”一直混到了老死。

曾国荃前期后期的变化，是整个镇压太平天国的那一批精英分子从奋发到堕落的一个缩影。“甲申易枢”和中法战争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改革派的主心骨左宗棠已经72岁，来日无多了，接下来怎么办？内政改革短期内是改不起来的，革命则当然不会被任何派别所接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变革。一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便是很好的契机——依靠血与火的“硬核”考验来淘汰腐化的保守派和堕落的中间派，从残酷的战争中锻炼和选拔出真心敢于为国牺牲、智勇双全的新一批精英群体，才可能有效制止统治集团的加速堕落，维持“同光中兴”的局面。左宗棠要想让自己的路线压过李鸿章路线，最后的机会就是把目前的反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打到侵略者投降认输，才能培养和筛选出来合格的新一代改革派领袖。一旦战争按照李鸿章划定的条件结束，此后“李鸿章路线”就必然大行其道。

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签署正式停战合约之后九天，失望至极的左宗棠正式上书请求退休回家养病，得到批准。

两个月后，左宗棠去世，留下遗言：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以左宗棠的才能和地位，竭尽全力，也不能扭转国运，以至于有死不瞑目之叹，实则是“后太平天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镇压革命，苟延满洲残喘；借师助剿，催生淮军买办；倚靠团练，力保土豪劣绅。干了这些事之后，左宗棠还要想富国强兵，上有满洲，外有列强，下有遍地贪官污吏和士绅豪强，中间还有李鸿章，无一不贪婪无耻、各怀私计。左宗棠夹在中间，看似功高位显，其实孤独无助。即便是西征新疆的功绩，背后也是毒害中国人的鸦片税收和侵略中国的列强控制的海关关税支撑起来的，不过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枯骨中大部分不是死于疆场的战士，而是“丁戌奇荒”中死于大规模鸦片种植的千万中国人。一开始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便错了，后面再怎么奋发努力，也注定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