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回头看看这一百年走过的路，我们该如何总结这一百年？
几乎不用看，我都能预测外媒将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腔调说什么内容，他们能将中国人追求和平幸福生活的过程说成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也能将中国民众与政府治理疫情的配合说成是专制的压迫，甚至能将人工治理沙漠说成“不自然的绿化过程”，各种超出人类理解能力范围内的血喷，我每天都要大量阅读各种信息，几乎很少在欧美媒体上找到一篇正常评价中国的文章，半褒半贬的都看不到，都在千方百计给中国扣上邪恶国家的帽子，处处暗示自己是人类文明的希望，不喷不舒服斯基。
而让近亿人脱贫这样抵得五十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工程，他们则假装视而不见，只字不提。
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国内部分媒体的宣传方式，我自己从小接触到的宣传方式常常进入“只喊口号、不讲故事”的模式，《觉醒年代》、《山海情》这样讲中国故事的电视剧是极其稀缺的，最近才开始陆续冒了出来，我们小时候几乎见不到这样的好片。
西方媒体总是通过细节故事来铺垫情绪，等到读者情绪到位了，再趁机抛出自己的理论，让人不知不觉受到感染，从而信服他们所说的内容，这种宣传方式在全世界无往不利，掀起过一场场颜色革命，能轻易挑动年轻人的心智，曾一度对我们这代人造成过极大的心理冲击，虽然他们的目的不纯，但他们的手段还是值得学习的。
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当然不能看西方的脸色，我们要综合各种元素一起看，要站在全人类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取得了惊人的伟大成就，但我不赞成将这段历程描绘得近乎完美，我个人认为，应该用“成长论”来看待。
为什么要用“成长论”来看呢？是因为这世上人无完人、事无完事，一个人的成长是磕磕绊绊的，要学会走路总会摔几跤，但他只要禀性在、智慧在，出发点是好的，犯过错后进行总结、反思，再大踏步往前走，并最终实现了理想，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党的成长经历。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他的初生阶段，这时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辈主导，这时候的中国，1921年的中国，内部有军阀割据、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张作霖、阎锡山、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等将中国各据一块，外有帝国主义虎视，培植代理人在国内夺取经济利益，比如将上海切成各个租界，催生了各种买办、黑帮，而全国城市居民平均寿命是40岁，比清朝早期的55岁平均寿命都不如，1932年时，全国234796所小学一共只有422247名教职工，每所小学只有1.8个教职工，按教育家舒新城的统计，民国时每864人只有一个人能读完中学，读完初中就是知识分子，1933年全国大专以上毕业生也仅有15216人。
民国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言情剧里的民国，电视和小说里的民国都是有钱人家的故事，普通人没有机会读书，吃饱饭都异常艰难，最富裕的上海每天也要冻饿死上百人，黄浦江里每天都有浮尸，上海闸北区普善山庄曾专门建立一支收尸队，每天在大街小巷收殓儿童的遗体。
许多无知的人幻想穿越到民国去做大小姐，其实到了民国，你能有口饭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能念完高中，能活过四十五岁，就是天大的造化了，800多人里才有一个读完中学，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村才出一个高中生。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民国每一个平民身上的大山，与它们勾结的买办们，则过着逍遥自在的人上人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下，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求的是一条救国之路，求的是团结民众、为大多数农民与工人阶级服务的路线，最初的一批创始人，一般家里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明知道搞革命有杀头的危险，放着平静的日子不过，还毅然抱着救中华的理想而来，而同时期看起来眉清目秀的胡适，最后却只管自己过安生日子，只想多骗几个博士学位，拥有极好的社会资源，却逃避为国家利益去战斗，根本不顾民族大利。
在最初创业时期，大家充满热血，但也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疑惑，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充满未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会对敌人抱有幻想，掉以轻心导致党组织遭到蒋介石的屠杀，那时的共产党，既需要国际共产的资助与指挥，自己也同时犯下刚烈与幼稚同存的毛病，那时的党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但质朴的根基在、伟大的理想在，陈独秀的挚友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长子陈延年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次子陈乔年被捕后遭枪杀，陈独秀也没有退缩，宁肯守着贫苦，也拒绝应已经叛党的学生张国焘出山。
1938年周恩来去重庆探访他，让他写个检查回延安，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为了革命，陈独秀一路相伴的人都死在敌人手里，话语中满是酸楚。
他儿子陈乔年就继承了这种骨气，临死前，陈乔年还对狱友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生阶段，既有不成熟的一面，也有不屈的一面。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时，就开始摆脱了过去的幼稚期，开始学习武装斗争。
但这时也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军事水平还不够，二是当时还要被共产国际控制大局。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快就解决了，中共领导人的学习速度快得不可思议，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1930年开始反围剿，第一次就以诱敌深入的战术打出龙岗伏击战，歼敌1.2万，活捉敌师长，之后几次都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开始搞穿插和大兵团伏击，连续四次反围剿成功。
而且这四次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战役都是以少胜多，第一次是4万对10万，第二次是4万对20万，第三次是3万对30万，第四次是7万对40万，锻炼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就是在这里刷到大量经验值完成升级，为后期解放战争奠定了军事人才基础。
从1921年建党，到1930年就开始反围剿，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过短短12年时间，已经从陈独秀时期的对斗争抱有幻想，变成以弱击强，最高时力扛十倍敌军的军事胜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成长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到了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聘请了一战时德国总参谋长做军事顾问，调集100万大军，采取层层修筑碉堡的方式向中央苏区腹部推进，而中央苏区的指挥权落在了博古手里，这时候的博古才仅仅二十多岁，不懂军事，也受王明的激进思想影响，任自己的熟人德国人李德做红军军事顾问，李德采取“短促突击”法跟蒋介石的军队硬扛，放弃原先优秀的游击作战经验，致红军承受了巨大损失，被迫开启了长征，长征刚开始的湘江战役，红军再次惨败，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军事上，中国的领导层更了解中国，打仗就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那一套理论，同样，社会主义放在中国，也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死的，事情是活的，理想要有，方法要随机应变。
共产国际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有帮助，也造成了极大的牵制，长征路上，毛泽东也完成了个人的蜕变，更懂得如何说服人、团结人，找张闻天、王稼祥不断探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分析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军事上改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指挥，红军立时恢复了前四次反围剿时的作战能力，于10月到达陕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经了无数磨难站稳脚跟后，1937年王明再次从天而降，他在苏联学习多年，有机会亲近斯大林，因此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掌握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革命进入危难时期，王明10月份调头就去苏联避难，留下博古遥控指挥，造成了红军的大灾难，1937年红军局势已稳，他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回延安来抢头把交椅，但此时中国的革命团队已经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知道什么才是适合中国的路线，王明夺权失败。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成长阶段，清楚地意识到了什么才是适合中国的理论，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必须要用中国的方法，由中国人亲自来完成。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时，陈独秀就曾经愤怒地对友人说：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事实证明，陈独秀的判断是正确的，从苏联回来的王明救不了中国，只有经历过基层，一步步从人民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等人才懂得领导中国革命。
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中，暂时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了敌后斗争，将丢失的农村地区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了回来，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了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了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根据地范围，从陕甘宁的一小块，迅速扩展到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由于日军深入中国后军队数量越分越散，此后抗日战争形成以国民党为正面战场，日军龟缩在交通线沿线，共产党拿下农村地区与日军相持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农村，也为后面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当时全国绝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了解农民就是了解普通中国百姓。
在解放战争时，蒋介石依赖的是江浙财阀，当他派蒋经国去上海打虎时，蒋经国提出的口号是“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还喊出“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打倒豪门资本”的豪言壮语。
蒋经国到上海先把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荣鸿元抓进牢里，平缓了上海物价，又把投机倒把的杜月笙儿子杜维屏给抓起来判刑6个月，杜月笙说抓我儿子可以，那你也不能放任你表弟孔令侃（孔祥熙长子、宋美龄外甥）的扬子公司囤积物货啊，蒋经国只能带头查封了孔令侃的货物，孔令侃跑去跟宋美龄撒娇哭诉，宋美龄最疼这个外甥，发电报给还在东北前线的蒋介石，蒋介石只好飞回上海，痛骂蒋经国下手没轻没重，叫他赶紧息事宁人。
结果蒋经国打虎一无所获，上海物价报复性上涨，蒋经国在日记里写道：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蒋介石归根结底还是依赖江浙财阀，他代表的终归是财阀的利益，财阀为了赚钱可以操纵物价、为所欲为，再依赖蒋介石的权力得到保护，这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在蒋介石维护财阀利益时，中国共产党则在苏区“打土豪、分土地。”，将生产资料分配到农民手里，让农民们免于受到地主重复了上千年的剥削。
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是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的？为什么淮海战役叫“百万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胜利”？是因为从陈独秀、李大钊一代人建党开始，就是为了基层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财阀的利益，你要人民做选择，人民会支持谁？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仅仅用了28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这一宏伟的历史功绩，政治、军事、组织能力，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因地制宜开始搞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学习吸收、灵活应变能力之强，才是共产党能生存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要知道毛泽东等人刚上井岗山时，这支队伍国民党是不怎么看得上眼的，结果连续反围剿过程中，诞生出了林彪、陈毅、罗荣桓、粟裕、谭政、黄克诚、黄公略、伍中豪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练就了一身穿插战术宗师级水平，从反围剿、解放战争到朝鲜战争，将穿插战术玩到了极致，把敌人一个个的都插坏了。
如果把共产党看成是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人才梯队建设、企业内部培训就是超一流的。
建国后，共产党面临一个比打赢战争更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领导一个贫穷到极点的国家，在保证独立主权的情况下走向富裕。
建国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保卫现有政权、保护国家主权的阶段。
这中间包括朝鲜战争、承接苏联重工业、西南剿匪、兴修水利、全国卫生运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对越自卫反击等，共约29年。
当中最难的是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以一个刚独立的农业国在朝鲜迎战全球16个国家，跟他们打了个五五开，打得美国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打越战时，坚决不敢越过北纬17度，以免激怒了中国，要同中国陆军交手。
但这中间也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12年。
这时候最早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陆续离世，像我这种80后出生的，其实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机会接触那一代人，根本没有见过祖国铁与血的风骨，这个阶段大约34年时间，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但是国家失去了建国时的凝聚力，民心失去了精神支柱，一大波知识分子开始向民众宣传各种践踏中华民族的思想，欺负当时中国人出国少，宣扬一个从来不存在的美好欧美世界，这时共产党在抓经济建设时，放松了对党内的自我管控，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开始抬头，使共产党在民间的威信下降，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阶段当中。
这个阶段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拨乱反正的时期，是共产党回归初心的时期，在第二阶段时，曾经出现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对毛泽东同志一边倒的攻击，也出现过剧烈的官民矛盾，第三阶段通过反腐、扶贫、强军、调动社会财富分配的方式使国家重回正轨，这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国内的矛盾，而是国际上被美国打压的矛盾。
建国后这一段历史，依然是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间好几次修正方向和错误，及时自我纠错，才使共产党在一百年之际重新焕发出生机。
由于社会主义只是由马克思提出了构想，具体怎么操作从来没有人实践过，理论是理论，实操是实操，在实操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和打击，社会主义是由人类不断摸索前进的，前苏联就在摸索过程中走火入魔，自己把自己干掉了，我们在摸索过程中遇到偏差是正常的，如果我们一帆风顺就到达共产主义，反而是不正常的。
打天下是一次共产党的成长，治天下是另一次共产党的成长，而且这次成长的过程更痛苦、更漫长。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遇到过文革这样的错误，甚至提出“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这样的口号，是因为党在这个阶段处于治天下的少年时期，跟陈独秀建党时的状态有点像，过于理想主义，在第二个阶段所犯的信任危机错误，是因为党在这个阶段处于不成熟的青年时期，发展经济不惜代价、激烈凶猛，但没有面面俱到，现在第三个阶段通过精心治理，国内除了房地产泡沫，没有极其强烈的社会矛盾了，因为这时候的党进入了中年，思虑成熟、行事稳重，也回归了先烈们的初心。
在苏联倒下后，东欧剧变，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曾经发生过剧烈的斗争，就是大家觉得社会主义没办法搞下去了，那么强大的苏联都倒了，中国怎么搞得下去？就好像一家公司失去了企业文化，整个中国在思想上也是焦虑的、痛苦的，大家感觉除了学习美国，好像找不到新的出路了，中间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激荡，主要还是来源于此。
但幸好走了一圈，走完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又走回来了，重新恢复以前的学习状态和自我纠错能力，看看共产党初生之时，只用十几年时间，就能培养出一批顶级军事专家，只用了不到28年，就创造了一个崭新国家，只用了29年，就让一个积贫了一百多年，被欧美日列强吊打的国家，能把全球最强的军队打退到三八线外，打得他们一辈子心理阴影。
这么恐怖的学习能力、组织能力、自我纠错能力，在他一百周年之际，终于又全部回来了。
今天的共产党，还要在浙江建设人类第一个全民富裕区，走出人类从没有过的政治实验，还要继续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做斗争。
今日中国的成就，确实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中国的成就，还需要他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好民族的引路人。
如果93年前最先为革命遇害的陈乔年能看到今天，他在泉下，也应该倍感幸福吧，他说的那句话，终于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