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面对美国现在的问题，拜登没有答案，没有药方。
美东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美航11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9时03分，美联航175号班机撞向世贸中心南塔……时任总统小布什之后发动浩浩荡荡的“反恐战争”。
喀布尔时间2021年8月26日17时48分，自杀式袭击者身穿绑着25磅炸药的背心走向美军士兵，4天后，运送最后一批美军人员的C-17运输机飞离喀布尔，撤出了其“反恐战争”主战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就此结束。
北京时间9月8日中午11时30分，环球网记者在北京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他告诉我们，“9·11”之后的20年，美国“内伤”和“外伤”都挺重，但可惜，拜登不是好医生。
塔利班的胜利与美国“9·11时代”
记者：2001年9月20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网络。20年过去了，您觉得小布什当年的目标实现了吗
金灿荣：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讲，“9·11”事件是21世纪第一件大事，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进而改变了世界。这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震撼还是挺大的，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攻击，攻击目标也非常准确，就是对着美国的要害去的。我记得小布什总统当时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宣布，这是一场“战争”，后来又在别的场合说“这是几代人的反恐，是几代人的战争”。“9·11”事件对美国刺激大，所以美国反应就大。
在当时，美国知识界、战略界有一种逻辑，即怎么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就是让那些国家“民主化”，因为美国人有个理论“民主国家间不打仗”。他们认为，如果把伊拉克、阿富汗都变成民主国家，就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事后来看，美国这个战略应该是错的。美国自己也承认“重塑阿富汗”失败了。
另外美国战略界还有不同的人表态，阿富汗战争的目标是通过控制阿富汗来威慑中国和俄罗斯。因为阿富汗是“亚洲十字路口”，正好是中亚、南亚、西亚、东亚的交界，他们觉得把这个地方控制住了，往北威慑俄罗斯，往东威慑中国，往西能吓住伊朗，往南能控制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
现在可以很肯定地讲，美国当时宣布的这些目标一个都没实现。美国有人说“反恐”的目标实现了，因为击毙了本·拉登。但本·拉登2011年就死了，美国为什么又拖了10年？美国当时为什么不走？而且现在其实恐怖主义还存在。大家都注意到，8月26日，美国在喀布尔机场撤军时还被“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攻击了一次，恐怖分子还在。
所以我认为，“9·11”确实对美国打击很大，小布什当时的决策我觉得太情绪化了，被民意绑架，然后又被塞了很多私货在里面，结果就是把美国卷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战争。
记者：您刚提到，美国其中一个目标是“重塑”这些国家。当时坚定支持小布什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近日承认，他那一代领导人“天真的”以为一个国家真的可以重塑，与此同时还警告说，美国未来对地面战反恐战越来越没有兴趣，西方要考虑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与俄中以及伊斯兰国家合作进行反恐，您怎么看待布莱尔的话？
金灿荣：我们对布莱尔讲话一部分加以肯定，比如他反思、承认了一些错误，但他总的基调其实还是在辩护，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布莱尔现在的反思是根据最新情况做出来的观点调整。
另外，他对美国领导权的信任的反思也是对的。现在看来，无论哪个党、哪个人在美国执政，“美国优先”都是一样的。从这次阿富汗撤军就看得出来，不光美国优先，而且是美国军火商优先。现在西方内部看来也得清醒，都指望美国的领导很可能是错误的，不仅伤害自己国家利益，还伤害当地人民。
“9·11”之后的20年，美国变了多少？
记者：我们来谈谈美国的“改变”吧，您觉得2021年的美国相比2001年的美国，有哪些变化？
金灿荣：这20年里，美国“内伤”和“外伤”挺重的。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外交重点，原本用于民生的资源被用于反恐，社会治理出现严重问题，以致于美国“内伤”挺重。第一，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华尔街有着超出比例的影响，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结构偏向金融资本。
第二，基础设施现状糟糕。坦率来讲，美国“铁公机”（地铁、公路、机场）布局较为合理，但基本都建成于上世界30年代，到现在快90岁了；多个城市供水、供电、通信系统非常老化。而中国的通信系统基本都是光伏、光缆，并且美国的光伏覆盖率没有中国高，其中一部分还是铜缆，美国的通信基站也只有40万个，连中国的1/20都不到。我去美国之后所感受到的就是，他曾经辉煌过。但由于资本被华尔街垄断，无法投入到基础设施上去，也导致美国的制造业无法恢复。
第三，贫富分化趋于严重。1980年时，美国五百强CEO的平均工资是白人白领工人平均工资的80倍；到2000年变成了450倍；202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00倍。
第四，种族矛盾激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后，美国的种族矛盾有所缓解，但近年又重新激化，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另外，还有社会犯罪率上升、枪支毒品泛滥等问题。总之，美国社会这些问题本来就存在，但在美国耗费大量资源去反恐后，这些问题、矛盾更突出了。
从“外伤”层面而言，美国的“双标”损害其国际公信力，“美国优先”政策削弱了其与盟友的关系。就近期喀布尔撤军而言，美国奉行美国军人、军火商优先撤离，不管朋友，部分美国平民也不管，最新消息说还有100多名美国公民依然滞留阿富汗。
记者：美国这些“内伤”，是因“9·11”事件后反恐占用太多资源导致的综合征吗？
金灿荣：我认为，今天美国出现的很多问题要溯源到197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没与盟友商量，直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是有危机的，这在国际上留下了金融隐患，但对美国国内其实影响更大。因为美元没有黄金本位的约束，美国滥发美元，起初解决眼前问题，但导致了严重后果：产业空心化，因为金融业开始一枝独大，华尔街权力越来越大，开始操纵各种领域、思想、政治；社会贫富分化，实体经济越来越困难，社会矛盾激化。总的结论是，美国在1971年犯了挺大一个错误，这个错误让美国病了。
其次，1991年12月25日是一个转折点。我始终认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时间应该是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但直到今天，美国战略界对冷战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他们把冷战结束的原因给搞混了。冷战结束的结果确实是美国赢了，因为对手自我解体了，但冷战结束的原因不是美国战胜了苏联，而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送了美国一个胜利，所以美国人心态要正常，应该谦卑。美国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保持谦卑，三顾茅庐，请俄罗斯出山共治天下。那样的话，美国今天的战略处境会好很多。
但美国战略界直到今天也没有清楚认识，依旧傲慢，而傲慢则带来内外问题。“对外欺负人”：首先欺负俄罗斯，把俄罗斯当战败国对待，欺负中国和盟友，欺负邻居拉美国家。由于没有苏联了，美国对内开始以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各种福利，那么就导致现在社会诸多矛盾。
所以回顾半世纪历史，1971年和1991年都是重要转折点，而“9·11事件”让美国病情加重。如果没有“9·11”，美国的病症会发展得慢一点。但美国精英层现在有个毛病，他把美国家里内内外外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美国自己把自己折腾病了，结果他要我们中国吃药。于是中美关系必然下滑。
记者：针对美国这些病症，您觉得拜登政府有药吗？
金灿荣：拜登政府还是技术官僚为主，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好医生”应该是大战略家，但现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坦率讲需要“伟人”，需要极其有魄力的领导者才能解决。拜登挺自负的，他想做富兰克林·罗斯福，但我个人直觉，他能力够不上。
其次，拜登所用的人中“书呆子”居多，特别是这一次阿富汗撤军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外交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理论上一套一套的，但行动不行、执行力不行。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有点像赵括，纸上谈兵很厉害。所以我的直觉是，面对美国现在的问题，拜登没有答案，没有药方。
后“9·11”时代，美国“全政府对华”
记者：拜登在阿富汗撤军时辩解提到，撤军的目的之一是为更集中精力应对中俄挑战。接下来会是大国竞争的时代吗？
金灿荣：其实美国内部在2010年前后就已经有这种声音了，在反恐有点进展后，美国国内就有人说要转向大国竞争。但我觉得真正把大国竞争放到反恐之前，是2017年12月1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大国竞争放到首位，其中点名了中俄，中国还被放在了俄罗斯之前。所以应该说从2017年底开始，大国竞争就开始重新成为美国战略的头号任务。
此次阿富汗撤军，美国也扯上了中国。从美国战略角度来讲，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其作用存疑。因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投入的资源其实很有限，20年花2.2万亿美元，一年就是1000多亿美元，实际上美国省出这一点资源对大国竞争的意义不大。另外，由于阿富汗的重建失败，撤军狼狈，美国在盟友、在美国内部的信心是受打击的。所以，我们可以听他这么一说，但实际效果上，我觉得这对中美未来博弈，对以后俄美博弈的影响是很小的，不宜夸大。
记者：美国一些战略人士认为，“9·11”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金灿荣：我们不能说它错，它有点道理。“9·11”之后，美国主要精力放到反恐上去了，对中国的遏制少一点。如果一定要说“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伊朗。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作为“什叶派大本营”的伊朗在整个世界都很孤立，整个逊尼派世界排斥伊朗，美国也拉拢西方孤立伊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伊朗处境艰难，面临战争，经济困难。但美国在“9·11”事件后所犯的错误帮助了伊朗，美国先是干掉了伊朗的宿敌萨达姆，又在伊拉克搞西方民主投票，60%人口都是什叶派的伊拉克成为了伊朗的势力范围。之后，伊朗势力范围从波斯湾往西扩张，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形成了“什叶派新月地带”。另外进入本世纪后，油价疯涨。美国资本炒油，从经济上帮助了伊朗。
所以一定要说谁获益最大，伊朗排第一。我们不否认中国有所受益，但不是“最大受益者”。
记者：如果美国接下来搞“大国竞争”，您觉得它会往哪几个方向去布局？
金灿荣：美国现在把中国当对手了，所以中国将会面临全方位的压力。
以前我们过着很穷的日子，美国就放心。美国最喜欢中国干什么呢？中国人都做农民工、当打工人，天天给美国做袜子、做家具。但这个不行，我们人民要发展，14亿人要发展，光做袜子有什么利润？我肯定要先做电视机，之后要做高铁，做盾构机，然后再做大飞机、机器人，高端机床。这是必然的，但美国不接受了。所以中美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而且做得还不错，但美国不接受，这是根本的问题。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不接受，中美矛盾就上升了。根据刚才的分析，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中国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很难受，因为压力是全方位的。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搞一个“全政府对华政策”，不许政出多门。所以中国现在压力挺大，但我们不用害怕，我觉得中国能扛得住。我们最关键的就是稳稳当当地发展，解决各种矛盾，美国的压力我们能扛住。
从长期看，中美的竞争是世纪博弈，我觉得中国胜算还是挺大的。
记者：除了中国，您觉得美国还会把哪些国家当做它的目标？
金灿荣：美国现在基本上把中俄当主要对手。拜登在1月20日就任总统后说过，俄罗斯是美国最大威胁，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竞争者。他对中俄是有所区分的。从美国角度来讲，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对美国威胁比较直接，所以美国被迫应对，但长期看中国是主要对手，所以美国第一层面的对手主要是中俄。
美国第二层面的对手就是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古巴、波利维亚等一系列左翼政府。第三层面还要关注可能会摇摆的国家，比如巴西，如果卢拉再次当选，美国就得担心。第四层面，美国对一些盟友不放心，其中有一些跟美国也是经常叫板。
所以美国要维持“老大”地位并不容易，虽然主观上把中国当第一对手，想全力以赴对付中国，但其实客观上他掣肘挺多，很难做到全力以赴对付中国。
记者：那中国应该怎么应对美国的战略调整？
金灿荣：中国首先还是好好发展自己。目标很简单，超越自己。具体而言，在政治上优化党的领导、加强法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经济上进行产业调整，促进科技进步，搞好教育。此外，也要处理好其他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
国际上，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尽量跟西方，尤其是跟美国要做到斗而不破，在第三世界广交朋友。国内和国际都理性、稳健应对，中美博弈我个人是有信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