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一）1|2022-01-22

    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世界将向何处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进入没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列宁曾将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页。]，本文认为21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美帝国”。[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中国与美帝国的矛盾。美国人民面临的真正敌人不是白宫，而是“美帝国”。毛泽东始终是这样区分的。1961年8月18、19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友人。谈到美国时时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时，毛泽东说：“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在谈到巴西发展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1966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友人时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英国一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543、615页。]

一、 新冠肺炎，哀鸿遍野，天灾还是人祸？

    2020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爆发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合二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年）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笔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发在中国武汉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九省通衢”的武汉（以及随后的北京）。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年9月9日，华尔街大佬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话很重。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全文结尾时说：“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华尔街邮报》2019年9月9月。]

    公历的8、9月间是犹太历的6月，是犹太教以禄（Elul）月，出自《圣经·旧约》“以禄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约》咛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参见谢金良、卢关泉主编：《圣经典故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9月9日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27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暴发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年8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美国）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事件201(Event201)”全球流行病演习[据2020年3月20日《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桑格（DavidE.Sanger）发表独家报道，称2019年美国官方与学界分别组织了两场关于大规模流行病的推演，一场是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HHS）在2019年1～8月间进行的“赤色传染病·2019”推演，一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联合世界经济论坛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2019年10月18日在纽约市共同主办的针对大规模流行病的“Event201”桌面推演。两次推演都以由外国输入病例在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传播为模拟情景。推演中想定的一个场景：一名从中国返回的游客从芝加哥开始在全美境内传播呼吸道病毒;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病毒感染了1.1亿美国人，其中超过50万人因病死亡。该报告及结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重视和应用”。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曹以雅：《美国“赤色传染病·2019”大规模流行病推演纪事》，http：//www.knowfar.org.cn/html/zhanlue/202004/09/923.htm。]；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状肺炎很相似：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止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54，871人。[实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tab4。]以至有人惊呼：“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参考消息》2020年12月12日。]

    2020年7月6日，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明年7月退出世卫组织》，http：//www.xinhuanet.com/2020-07/08/c_1126208931.htm。]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2020年4月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时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群体免疫即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有了某种病毒的抗体后，就产生了群体免疫效应，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理论表明，当群体中有大量个体对某一传染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很少时，那些在个体之间传播的传染病的感染链便会被中断。拥有抵抗力的个体的比例越高，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间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爵士（PatrickVallance）表示，他认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通过轻症患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医学与哲学》2020年第11期，第3页。]

    2020年3月14日，229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信的联署者同时对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官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10万人请愿，229名科学家联名批评，英国“群体免疫”是不是豪赌？》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202481970236564&wfr=spider&for=pc。]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VanSchaik）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MatthewBailes）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非常担忧”——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50%～60%（约3600万）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口的死亡。英国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JohnOxford）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认为它带有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群体免疫”策略：科学还是赌博》，《世界科学》2020年第5期。]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遏制”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医学与哲学》2020年第11期，第3页。]在这种消极“群体免疫”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东方中国抗击新冠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21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对可能造成这次疫情的人为因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2021年1月14日，根据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TOR），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无证据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曾光：《为什么我说“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https：//www.guancha.cn/zengguang/2021_02_09_580841_s.shtml。]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2019年7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发问：“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月11日，华春莹再问：“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7月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记者会，汪文斌说：“说到真相，我们倒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10月16日例行记者会，赵立坚说：“既然蓬佩奥如此‘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追问：“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在海外设立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允许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1月18日例行记者会，华春莹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以上信息来源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4月27日，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俄国家杜马主席：新冠可能由美国实验室泄漏，美方应赔偿全世界损失》凤凰网，https://i.ifeng.com/c/85o0NQ74GfU。]

    2021年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ClinicalInfectiousDiseases）杂志网站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这比美国此前报告的首例病例时间（2020年1月中旬）早了数周。研究样本发现，来自五个州的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的感染时间都早于所在州报告首例新冠病例的时间。而且这9个新冠抗体阳性样本居住城市都不邻近于美国首波疫情暴发中心——纽约和西雅图。该报告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克里·阿尔托夫博士（KeriN.Alttof,PhD）表示，在对超2.4万份血液样本分析后发现，其中1个血液样本在2019年12月24日就已感染了新冠。据悉，这些血液样本于2020年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集而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参与了该项研究。其官网也于2021年6月15日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日报（ID：chinadailywx）综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官网、华盛顿邮报、美联社报道：《美研究显示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已在美国出现》，https://m.sohu.com/a/472392983_157164/?pvid=000115_3w_a。]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 、高利贷帝国主义是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是半是主义，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的风标。[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在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小政府’原则是杰斐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政府’（又称‘有限的政府’）意味着取消常备军与大大缩小官僚机构……因为他认为一个拥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常备军的机构臃肿的政府，就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因此，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了减轻人民的税务负担，就必须取消常备军和精简官僚机构，以便实现一个‘小政府’。这是杰斐逊终身追求的一个政治目标。”刘祚昌著：《杰斐逊全传》上，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788页。]，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随着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的影响力和权力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国会也一直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1951年，美联储与财政部签署一项协议，美联储的决策不受财政部的影响。至此，美联储成为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参阅王华庆著：《央行·人民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这使得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实施前，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至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参阅王华庆著：《央行·人民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7～10页。]如图1所示：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时，美利坚民族又在借贷中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华尔街金融财团是集中在华尔街以提供融资货币的资本家垄断集团，它根据预期效益为美国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其中获得最大最有力支持的是赢利最大的中军工资本集团。]的控制：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页。]，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华尔街（WallStreet）原为1792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的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沿墙形成一条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下来并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通常把华尔街作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异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本文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使用这一词语的。]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页。]

    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财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50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600亿美元，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490亿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000亿美元。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1000亿美元的时期了。[戴金平，张素芹，邓郁凡著：《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信用神话的破产》，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186页。]

    今天在美国“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页。]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债务。由图一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偿还。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从华尔街军工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2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油的专享权力。2008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13.11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83.77%；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到16.78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107.18%。[羌建新著：《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如图3所示：

    由图三可见，截止2016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参考图一）。问题是1945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2016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三百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并于20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笔者提出“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概念基于已有的相关专题的研究。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越战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在《美国新军国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我们时代的美国人已经陷入军国主义的困境了。”另外，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状态和共和国的终结》、诺姆·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统治地位的探求》、卡尔·博格斯主编的《战争主宰者：美帝国时代军国主义及其后座力》等，都是研究美国军国主义的力作。参见［美］安德鲁·巴切维奇著，葛腾飞译：《美国新军国主义·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能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转为高利贷民族。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结论：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