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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这样看,乌克兰危机与台海问题相似|2022-03-01

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事仍在继续,结局尚难预料。俄乌双方刚刚启动了谈判,但最乐观的期望也只能是取得一些技术性的结果,因为这场冲突真正的战略性主角并不在谈判现场。

交战双方到目前为止只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北约没有直接出兵,但众目睽睽,事实上这仍是一场由美国挑起的战争。根据既往的历史经验,美国在远离本土的地区挑起的战争,从来都只有开始,不管结局。

战争发生在北约集团与俄罗斯势力范围相互交错的地带,从文明理论上看,也是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两大文明板块相互交错的地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地带,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它不是地理上的分界线,而是宗教上的分界线。

如他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说,“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族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南斯拉夫。”

历史见证,这条分界线数百年来战火连绵不断,紧张局势频频出现,少有和平安宁的时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无论有多少缺陷,应用在这条分界线上却总是正确的,是能够对主要冲突事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包括现在乌克兰土地上发生的武装冲突。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无力

“文明冲突”理论受到诸多批评,主要由于该理论所基于的欧洲历史经验并不能直接抽象成为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解释框架。但是,仅就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这三大文明板块的交界地带而言,这种理论的适用性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要比流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具有解释力。

关于这场战争的爆发,很多人早就公开预测了,例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兼政治家基辛格博士。他在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的一篇文章中预测,除非俄罗斯、西方和乌克兰这三方能够达成某种解决方案,否则“走向对抗的步伐就会加快。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他写道:“乌克兰问题经常被搞成一种摊牌的局面——乌克兰是加入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如果乌克兰想要生存和繁荣,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一方对抗另一方的前哨……”

此文写于8年前,理性且客观,中心意思是:俄罗斯、西方和乌克兰这三方,现在“每个人都使局势变得更糟”,在他看来,避免战争的唯一指望,是当事的三方分别遵循某些既定的原则。

俄国方面,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只要它试图迫使乌克兰成为卫星国,在西方眼里,就相当于俄罗斯再次向西移动它的边界,这也就注定会引起欧洲和美国的对等施压,导致历史再次陷入自循环。

西方这边,必须明白决不能试图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永远不可能只是一个外国。……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那之前,他们的历史就已经交织在一起。”

乌克兰国内,其政治领导人必须学会妥协的艺术,保持正确的历史观,避免让乌克兰作为东西方对抗的一部分,“乌克兰的任何一派试图主宰另一派,就像一直以来的这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内战或分裂。”

预测到乌克兰早晚爆发战争,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文明冲突理论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可以通过某种解决方案避免战争,后者则不抱如此乐观的期望。

曾担任过美驻苏大使的外交官小杰克·马特洛克是另一个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一个多月前发文说:“今天,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一场可以避免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可以预见的,是故意促成的,但只要运用常识就可以轻松解决。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所推行的政策都为我们走到这一步做出了贡献。”

理论家的茫然和理论的无力在此问题上暴露无遗。既然通往战争之路早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各方却仍然你追我赶地一路走了下来?既然避免战争之原则早早就明确了,甚至可以简化为几条常识,为什么却没有人遵守,无论哪一方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有一些远比现实主义理性原则更为强大的力量始终在事情的背后起着作用。在文明冲突理论中,将和平默认为各方的共识是根本靠不住的,在文明这个永恒的主题下,总有一些章节写满了战争。

 

文明冲突理论视角

与基辛格所说的原则和马特洛克所说的常识不同,在文明冲突理论上,还有另外一些原则和常识。但不幸的是,它们都更为不祥乃至凶险。在乌克兰问题上,通过文明冲突理论所看到的,该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可否预见的问题,而是注定要出现的,也不是能否避免的问题,而是完全无法逃脱的。

在当今这个可以按照几大文明板块划分的世界,乌克兰危机并非孤例。如果塞缪尔·亨廷顿是对的,冷战后的世界实际上划分成了“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那么,当前乌克兰的困境,就属于那些地处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非西方文明势力范围交界地带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

类似的国家,在东欧、中东、东亚、南亚各地区还有很多,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困境的本质一样:该地区在历史上属于一方,而现实中又被另一方当作了争夺对象,结果是,在基于文明历史而形成的边界之外又形成了基于现实政治的边界,两个边界并不重合,甚至相差极大,紧张关系因此而生。

在去年11月份的一次访谈中,我根据新书《文明的逻辑》中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提出了一个观点:中亚的阿富汗、东欧的乌克兰和东亚的台湾,三个相距遥远的地区,可以归为同一组,作为理解当前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大焦点。

表面上看,这三个地区处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到目前为止各自的危机也是各自不同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相互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而一旦将它们置于文明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地区热点有着一个显著的共性,即:它们都处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文明势力范围交界的地带,并随着西方文明势力范围整体上的时进时退而不断爆发危机。

在访谈中我说:

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这个角度看,这个大扩张一旦开始收缩,必定会在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进行挤压并发生冲撞的各个前沿地区留下一些长期拉锯争夺的地缘冲突热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这些地缘冲突热点都可以清楚地辨识出来。阿富汗就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乌克兰就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台湾就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势力范围前沿留下的地缘冲突热点。

乌克兰在历史上与俄罗斯密不可分,这一点无法否认。从文明划分上看,乌克兰社会属于东正教文明,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拜占庭文明,就是东西罗马分裂之后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向东北方向扩展的那一支文明。

公元10-13世纪的基辅罗斯,指的就是斯拉夫人在刚刚从维京人游居传统转入定居文明后所建立的、以基辅城为中心的领土国家;由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公元988年接受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基辅罗斯就成了“北方拜占庭”,基辅城就成了第聂伯河上的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的圣城;从君士坦丁堡派出的传道者,让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有了教区和教堂,人民有了语言和文字。而无论今天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如何争辩自己的历史,谁都无法否认这一共同起源。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面积与法国相当的国家又正好处在“欧洲之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要冲的位置上,时而成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桥梁,时而充当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这也就注定了乌克兰成为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在其互有攻防的漫长冲突历史中的必争之地。

历史上,先后成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公国、王国和帝国多达几十个,18世纪的乌克兰被圣彼得堡、维也纳、华沙和伊斯坦布尔轮流统治,19世纪的统治者主要是圣彼得堡和维也纳这两个,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成为乌克兰土地上唯一的最高级主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乌克兰进入了新时代,名义上主权独立完整,并可以自主选择同盟关系。

而这个突然到来的选择自由,也恰恰就是乌克兰危机的开始。因为在文明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正好处在两大文明势力范围的交界线上,文明分界线与政治边界线两者严重错位,差别巨大,先天地决定了它不太可能以当前的疆域和人民为基础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中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单位。

这属于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原则和常识,只要现实政治中的边界线不断冲击基于文明历史形成的分界线,战争就迟早会爆发,无论是几十年还是上百年。

开战前夕的2月21日,普京总统在演讲中说:“我再强调一遍,乌克兰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国。乌克兰是我们自己历史,自身文化,是我们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我们同事、朋友中的同志和好朋友,更是有血缘的亲人。”注意,普京这里说的就是文明的分界。

开战后的2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欧洲新闻电视台表示,“乌克兰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希望乌克兰加入欧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属于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一员,我们希望他们加入。”注意,冯德莱恩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边界。

根据亨廷顿对文明给出的定义:文明是最大的“我们”。作为西方文明中人的冯德莱恩完全明白,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在文明的意义上属于“他们”而不是“我们”,但是她却试图用欧盟这个政治经济组织将整个乌克兰纳入“我们”的范围。

这就相当于是挑衅,因为这意味着政治边界与文明分界两者的错位大大超越了沿第聂伯河的东西分界,已包括了整个乌克兰版图。按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原则和常识,这场战争不仅无法避免,而且难以结束。

 

西方文明特殊的扩张模式

2月24日,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说:

过去30年间,我们一直展现坚持和隐忍,不断尝试同北约主要国家就欧洲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达成共识。但我们等到的回应只有无耻的欺骗、谎言,亦或是施压与恫吓,北约置俄的抗议与关切于不顾,仍然不断继续扩张。北约的军事机器已直抵俄边境。

普京说,“只要是西方试图染指建立所谓‘秩序’的地方,就会发生流血和伤痛,就会给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可乘之机。”“其中就包括曾向俄罗斯做出的北约绝不东扩承诺。他们欺骗了我们,满嘴跑火车。”所以,他的结论是:

我们完全有理由自信地说,美国按照其设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帝国”。

“谎言帝国”是普京对西方的最新定义,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指控。所谓覆水难收,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首脑,普京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到不得不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不会如此直白地说出这个事实真相。

很多人认为,从俄军越过乌克兰边界那个时刻起,历史又一次进入了新阶段。在我看来,普京关于西方集团是“谎言帝国”的定义和指控,更是一个历史新阶段的开始。

众所周知,西方一直以来使用“邪恶轴心”、“独裁政权”、“专制暴君”等给自己的对手和敌人贴标签,并以此名义为自己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披上合法外衣。现在普京开始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直接升级到最高级,使用的是“谎言帝国”这一个核弹级的话语战争武器。

这个反击,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如果假以时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终于认清了这一点,将“美国按照其设想和模式建立的西方集团”认定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帝国”,那么,西方关于世界事务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就都毫无价值了,没有人再去相信了。考虑到舆论权力是美西方集团世界霸权的最主要支柱之一,这样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但是普京所揭示的也的的确确就是一个长期被掩盖的事实真相。根据他的说法:第一、西方可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只通过连续不断的欺骗和撒谎,就搞乱一个地区,达到扩张西方势力范围的目的;第二、只要是西方试图染指建立所谓“秩序”的地方,就一定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可以说,一直以来西方就是这样通过“谎言帝国”与“金融帝国”、“军事帝国”的协同合作,实现其全球扩张的。这是一种成本很低的扩张,由于拥有不被挑战的舆论霸权,仅仅依靠撒谎和欺骗,或者更直接一些,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定义的“信息恐怖主义”,西方就可以让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步步滑向内乱、分裂直至全面内战,以利于它的从中渔利。

汤因比曾经说过,“近代西方惊人成就的秘密,在于精神武器和世俗武器的巧妙合作。”精神武器这个概念显然是太文雅了。事实上,无论是在早期历史上迅速崛起的那个西方,还是如今这个作为全球霸主的西方,谎言从来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武器,其他的武器一旦与这个关键武器结合起来,力量就会倍增。

当年西方为了将其他民族的家园土地“合理”、“合法”地据为己有,必须要公开撒谎;今天西方为了在经济、文化、技术、信息等非领土的空间领域继续“合理”、“合法”地巧取豪夺,更需要公开撒谎;一直撒谎到今天,终于彻底蜕变为一个离开谎言就无法存在的“谎言帝国”。

可以认为,这正是如今在西方文明与其他几大文明势力范围交界地带频频发生文明冲突的最主要根源。

当今世界根据历史文化的不同划分为几大文明,这是客观的现实。对于这个现实,中国政府的观点是: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交流互鉴,不应该分高低贵贱,这也正是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的深刻内涵。但是,如果其中那个事实上的主导文明执意要让自己高人一等,执意要以“谎言帝国”面目出现,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那么,任何共同的美好前景都将破灭。

俄乌战争还在继续,西方集团的谎言继续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战事的始终。从文明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在实际的战场上是东正教文明内部的两大兄弟互残,无论谁输谁赢都是这一文明自身的内耗;而真正的敌人,却在那个由谎言编制的虚拟战场上舒适地收获着各种战争红利:军火出口、热钱回流、道义加分、他国国家破裂、经济倒退、人民遭殃……

很容易联想到,这与台海问题很像。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
  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enry-kissinger-to-settle-the-ukraine-crisis-start-at-the-end/2014/03/05/46dad868-a496-11e3-8466-d34c451760b9_story.html
  3.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22/02/15/nato-and-origins-ukraine-crisis
  4. 文扬著《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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