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军事冲突的战场之外，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战也正在展开。
5月2日，以色列外长拉皮德要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涉及犹太人不恰当言论”道歉。以色列外交部当天召见俄罗斯大使，要求其进行解释。
美国国务院也跳出来，发言人普莱斯谴责拉夫罗夫“将大屠杀归咎于犹太人自己”，实际上拉夫罗夫并没有这么说，但美国要把批判的调子升高，把文章做足。
英国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跟进，这件事在西方舆论场闹得比较大，倾向性相当明显。
西方媒体将拉夫罗夫立成了一个射击标靶，一口咬定是他捅了犹太人问题的马蜂窝，挑起了争吵。
此事导火索是4月底一次媒体专访，拉夫罗夫在接受意大利Mediaset电视采访时，主持人问到乌克兰“纳粹化”与犹太人泽连斯基是否有联系？
拉夫罗夫表示：“泽连斯基提出的论点是：如果他是犹太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纳粹主义？这不一定对。希特勒也有犹太血统，但这绝对没有任何意义。明智的犹太人说，最狂热的反犹太分子通常就是犹太人。”
新闻播出后，以色列炸窝了，拉皮德外长称，“这是不可原谅且令人愤慨的评论，是可怕的历史性错误，我们期待俄方道歉。犹太人没有在大屠杀中自戕，指责犹太人本身秉持反犹太主义。”
俄罗斯又回应以色列，“以色列外长拉皮德的言论是反历史的，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以色列现政府为何支持基辅的新纳粹政权”。
俄方再次强调，泽连斯基的犹太人血统并不妨碍乌克兰被“新纳粹”控制。
美国国务院加入争吵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其实以色列对泽连斯基没有什么好感，3月20日泽连斯基在以色列国会发表视频演讲时，台下反应平平，没有欧洲议员起立鼓掌，热泪盈眶的场面。
在2020年1月23日，以色列举办”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国际论坛（World Holocaust Forum），就曾拒绝邀请泽连斯基上台发言。
以色列与乌克兰当局关系冷淡是因为乌克兰的亲纳粹倾向越来越明显，今年1月，基辅、利沃夫等城市举行纪念班杰拉匪帮的火炬游行，以色列外交部就对乌克兰提出过抗议，往年也是这样。
在二战期间乌克兰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是格外凶残，大约杀害了十几万犹太人向纳粹德国邀功。
1941年，利沃夫暴徒追杀犹太妇女，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
二战之后，效忠纳粹的班杰拉匪帮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与苏联红军站在一起反击纳粹分子的乌克兰人民才是正义的代表。
这些历史绝不允许翻案。但乌克兰在2004年、2014年两次”橙色革命“之后，社会上对历史的认知完全被颠覆，许多青年人认贼作父将班杰拉匪帮视为英雄。
但西方国家对这种行为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它们需要乌克兰建立一种”反苏反俄“情绪，这样才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
以色列作为西方阵营一员，也不可能跟乌克兰为此事闹僵。
但以色列对于泽连斯基以及他的背后金主科洛莫伊斯基（寡头、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这两名犹太人支持”亚速营“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犹太人支持新纳粹”这是一件令以色列非常难堪的事情。
在网络上，这件事并不是什么秘密，包括媒体也经常讨论，但在各国外交层面上都在回避这个话题。
拉夫罗夫作为俄罗斯外交部长，为什么这次在意大利媒体面前“自我放飞”了？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普京在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时，提出过三个目标：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政治中立化。
为了否定俄军行动的合理性，尤其是“去纳粹化”这一点，于是有人提出了“用泽连斯基犹太人身份来否定他支持乌克兰新纳粹”的逻辑。
而将这个逻辑搬上外交舞台的人就是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
温迪•舍曼在3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举行的会议上宣称，泽连斯基是犹太人，“乌克兰的犹太总统绝对不是纳粹”。
并不是拉夫罗夫先将这个话题搬到外交场合，而是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先这么干的。
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切掉舍曼的讲话而突出拉夫罗夫，给人一种拉夫罗夫挑起事端的印象。
温迪•舍曼是犹太人，出生于马里兰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政治恩师奥尔布赖特（前国务卿，刚刚去世）也是犹太人。
为了给泽连斯基辩护，温迪•舍曼用自己作为例子表示，“我作为一名犹太人和美国公民，不得不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与纳粹无关。”
她真正动机当然是–否定普京提出的“去纳粹化”，既然乌克兰无关纳粹，那么，俄罗斯“去纳粹化”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舍曼提出的“泽连斯基是犹太人，所以他不会支持纳粹，所以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就不是纳粹分子”，这种逻辑能够成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反驳她的逻辑，拉夫罗夫就得用历史来证明。
希特勒身上是否带有犹太血统，二战之后，讨论就没有停过，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荒谬性。
2010年8月2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根据最新DNA检测发现，希特勒很可能是犹太人后裔。这是比利时记者保罗·穆德斯和历史学家马克·维尔米伦对希特勒家族39名亲属进行DNA取样检测的结果。
当时以色列也没有说什么，这次让以色列受到最大刺激的是拉夫罗夫所说的“最狂热的反犹太分子通常就是犹太人”，这是以色列最无法面对的历史“伤疤”，于是出来谴责拉夫罗夫。
关于此事，今年1月曾发生过一起令以色列尴尬的事情–《安妮日记》，人们一直想知道到底是谁出卖了安妮一家？
答案就是犹太律师阿诺德·范登伯格，他还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Amsterdam’s Jewish Council）的成员。
通过出卖犹太同胞，他得以继续过正常生活，并隐去了犹太人身份。
俄罗斯方面肯定有更多的档案资料，舍曼也好，以色列也罢，再跟拉夫罗夫吵下去，恐怕对犹太人非常不利。
早在1933年，“世界犹太人复国主义”曾召开大会，有人提议号召全球犹太人反对希特勒，结果以240张反对票对43张支持票被否决。
在德国马克不断贬值情况下，犹太人还帮纳粹建立中东和北欧的商品销售网，并提供融资服务（巴勒斯坦银行）。
1934年，为了表彰犹太复国主义者，德国还定制了一款勋章，正面是纳粹符号，背面是六芒星。
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纳粹的紧密合作持续到了1938年。
那时候遭到迫害的是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集中营一开始是为这些人设立的。
193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想改变限制犹太人入境政策，写信反对的恰恰是美国犹太人领袖怀斯（Stephen Samuel Wise）。
1943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拯救法案》时，又是怀斯到国会作证，反对该法案，他们弃欧洲犹太人于不顾，生怕拯救行动会影响征服巴勒斯坦的行动。
在英国也是如此，1941年1月27日，英国议会有100多名议员提案对犹太人提供庇护，跳出来反对的是英国犹太人领袖。理由是提案没有包括征服巴勒斯坦的内容。
也就是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言，不管是谁，只要能帮他们征服巴勒斯坦，他们都可以合作。同时，也可以抛弃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同胞。
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的全球宣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连中国都有一大批只要提到犹太人就心生敬意的人。
像《安妮日记》事件今年曝光后，还有人在那里讲那个出卖同胞的犹太人是可以理解的。反正，犹太人这样做也对，那样做也对。
拉夫罗夫所指出的问题，值得欧洲反思。
欧洲政客出于个人小集团私利，故意无视泽连斯基2019年上台后大力扶持“亚速营”等新纳粹分子的行为，现在还把他捧为“英雄”。
乌克兰新纳粹是欧洲的毒瘤，也是世界的毒瘤。
2019年，它们还跑到中国香港，想趁机作乱，这种货色不消灭行吗？
至于说犹太人，我们不要将他们看得太高，也不必歧视他们。
他们值得同情，但也应当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