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韩国作为正式会员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并由此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很多文章说，这是韩国加入北约的第一步，也是美国加大围堵中国的又一“突破”。
今天我们给大家转发一篇深度好文，让您彻底看到美国“北约亚太化”的核心以及我们的应对之道！
本文来源公众号|恒星通讯社 (FTPLab )，作者：守常，经授权转载，原文略有修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最近，在北约亚太化问题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韩国和日本就要加入北约了，而且是在抢着站队。
这样的文章看上去很唬人，结果让大家读完之后更加焦虑：既然这两个国家都要“加入北约”了，我们为什么还不着急？还不出手进行反制？
这种迷茫，其实源于此类文章对问题一知半解，内容经不起深入推敲，因此观点自然要和现实决策产生矛盾。
举个例子，写这些文章的同志有没有了解过，加入北约的条件是什么？
五、建立健康的国内民族及人权关系，加强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对话和合作，保持国内长期的政局稳定
六、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坚决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当初美国搭北约这个架子是精打细算的，它只想别人为自己所利用，而不想自己为别人所利用，所以特别要求“没有领土争端”这条。
试想：假如我和邻国有领土争端，然后我加入了北约，不断挑衅邻国，邻国忍无可忍，对我发动了攻击。这时，难道北约要帮助我打邻国？
北约不可能做这种傻事的——美国建立北约的目的是让你为其服务，而不是它为你服务！
这两个国家不仅在独岛/竹岛问题上争得头破血流，就连二战后韩国在麦克阿瑟、杜勒斯、腊斯克等人力压下放弃的对马岛，这两年其国内也有呼声要跟日本人争回来。
难道美国让它们加入只是为了将来有可能与中国发生一场毁灭自我的大战？
由此可见，韩日加入北约论首先在政治上和操作上就不能成立，问题还没有大到需要我们焦虑的程度。
我们所说的反对北约亚太化，也并非指亚太国家加入北约，而是指反对美国把对北约所做的那一套复制到亚洲，打造出亚太版的军事集团。
既然亚太国家不可能加入北约，我们为什么还要高度重视美国这种打法？
就因为我们要承认一点：美国人是不笨的，它做事情多数时候也还是有步骤有规划。
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它就会想办法来变通，以求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冷战军事工具的北约能存活到现在，就是它不断变通的成果。
后冷战时代至今，美国对北约总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手术，分别是在1990-1991年、1999-2002年、2010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手术。
我们分别来梳理这个过程，就能知道它现在要做什么、准备怎么做。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柏林墙已经推倒、冷战行将结束、与北约针锋相对的华约也行将解散。
《华约组织同意在3月31日前解散军事联盟》，1991年2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角落
面对内部盟国提出北约逐步解散和基辛格等战略家提出不应再扩张的声音，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顺应苏联威胁消失的背景弱化北约的安防底色，把北约从纯军事组织变成军事-政治组织，以此压住内部的质疑。
1990年，趁苏联尚未解体、华约威慑犹存，它于该年7月5日召集北约伦敦峰会，主动宣布冷战结束，然后趁势提出组织转型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对欧洲国家提出一个要求，即北约可以减少军事力量规模，但不能解散，还应该继续扩大。
“巧合”的是，一个月后的8月2日，萨达姆打进科威特，美国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动用六十万军队冲进中东。
在苏联放弃对抗、美伊军力悬殊的具体条件下，美国为什么还要下如此大力气去打伊拉克，而且又不打完，故意留一个尾巴？
因为对它来说，之所以用最高烈度来打这场战争，其目的和伊拉克根本无关：
它除了要向全世界展示后冷战时代自己独步天下的军事、政治能力，同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用此来向其盟友展示一个道理：今后就算苏联不在了，世界还是会不太平的，因此北约必须继续存在。
于是第二步，就是把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组织上的成果。
1991年4月海湾战争结束，11月北约罗马峰会就如美国所愿，通过《联盟的新战略概念》决议，正式转型为政治-军事组织。
军事上，北约由冷战时期的“前沿防御”战略转向新阶段采取更广泛安全措施的“全方位防御”战略；政治上，则由“遏制苏联”转向向前苏联地区的“扩展”战略。
在这个思路指引下，这次罗马峰会成立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NACC），开始面向东欧建立对话平台，并于同年12月召开第一次机构会议。
大家看，后苏联时代，美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急于拉拢东欧国家，而是通过建立对话的形式展开接触，方式十分细腻。
就这样对话了三年，1994年1月，美国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宣布启动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与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国家等27个国家正式建立双边关系。
从北约集体对话，到北约和这些国家单独建立双边关系，美国推进得十分有耐心。
北约东扩的政治准备，就是通过这个过程逐步完成，绝非一蹴而就——这就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美国人在亚太一举一动的原因之一。
换句话说：我们宁可把现在的美国决策层当成三十年前那批冷战中锤炼出来的长期主义者来对待，也不可因为现在他们内部的政治斗争极化而将其本阶段决策层视为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的平庸敌人。
又到了1997年，在完成了和中东欧国家的双边对接之后，美国人在这年5月的辛特拉会议上正式成立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以此取代91年那个集体对话的合作理事会，开始实质性推动第一轮扩张。
此后北约的数轮扩张，只不过是这三步工作的后续收尾。
因此就算普京接手俄罗斯数年后后逐渐意识到问题，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个既定事实——这绝非因为普京弱势或者后知后觉，而是美国人这项工作已经深耕了十来年，在这些地区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至此，美国实现了其维持并改变北约的目的，北约也由此从一个防御型军事组织，变成一个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等政治旗号到处欺负人的进攻型政治-军事复合组织——这个阶段发展到最高峰，就发生了1999年北约悍然入侵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
尝到了加强北约、架空联合国的甜头后，美国在整个九十年代飞扬跋扈，彻底沉迷进以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毒药之中。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恶人自有恶人磨，就在美国快飘到天上去的时候，恐怖主义开始找它寻仇了。
1998年8月7日上午10：45，美国驻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两座大使馆在同一时间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24人遇难、超过4500人受伤的重特大损失。
美国不得不先放下一鼓作气推平中国的执念，转头收拾自己造成的烂摊子。
这时的美国，“一超”优势达到顶峰，因此它要干得更加轰轰烈烈 。
于是1999年4月的北约华盛顿峰会上，美国提出冷战后北约第二份战略概念文件——《北大西洋联盟战略概念》，这是它的第二次变阵。
根据这个新的战略文件，美国对北约的组织宗旨、任务、活动范围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大调整。
其核心方向，就是要在已经转型成政治-军事复合组织的基础上，赋予北约绕开联合国自行裁决处理国际地区事务的权力。
这份新的战略概念共有六十五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修改了此前只有在成员国受到军事进攻时才能采取集体自卫行动的规定，转而提出北约可以在没有受到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对外进行军事干预。
同时，这次战略调整还把种族冲突、侵犯人权、政治不稳定、经济动荡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通通纳入北约的责任范围。
这两个步伐之大，引起了内部强烈的反弹声音，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相继表达了对北约越来越热衷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担忧。
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众提出美国一直避谈的尊重联合国问题，让克林顿差点下不来台。
面对这种抵抗，美国人也没办法，只能再一次徐图进攻。
就在美国人苦恼的时候，“机会”又一次降临：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在本土遭受如此惨痛教训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数十年间错误的地区政策、思考怎样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反而变本加厉推出“以暴制暴”的反恐策略，彻底走上了军事霸权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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