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一位19岁的青年遇到了一件让他犯难的事。
这位青年就是周恩来，当时他正在天津的南开学校上学，因为成绩优异，格外受到学校师长的器重。
前一年的5月，学校组织了一次全校国文特试，11个班的200多位学生代表参加。
周恩来在考试中写出的文章，引起了老师们的争相传阅，最后传到了学校创办人大教育家严修手中。
严修看完文章，大加赞赏，亲自将该文定为榜首。
优秀学生自然受到师长青睐。有过几次接触以后，严修与这位青年才俊渐渐成了忘年交。
但是这一年的一天，严修托人带来的信，却让周恩来大受震撼。
信中提到的其实是一件喜事，严修表达了想让周恩来做他家女婿的意思。严修是知名的大家，他的女儿自然品貌皆优。像严家这样的大家族相中出身寒微的士子，放在什么时代都是一段佳话。
周恩来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他想到了什么？
他可能想到了自己的身世。
周恩来的母亲早亡，父亲收入微薄而且一直不稳定，无法供养他们兄弟三人。周恩来先是过继给无子的十一叔，后又陆续被寄养在外祖母、八叔家中。八叔家生活也很艰难，少年恩来经常要陪着八婶出入当铺，全家过着“半饥半饱”的贫困生活。
直到11岁时，在东北工作的四伯的安排下，他被接到沈阳进入一所小学堂读书。后在1913年，随着四伯工作调动一起来到天津，并就读南开学校。
贫苦的生活经历使他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天资加上用功，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学校也因此免除了他的学费。
如果成为严家的女婿，自然从此让他脱离艰难的生活。但他追求的并不是解脱自我。
他可能还想到了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切身感受的家庭困苦，与亲友长辈交流中了解的国家贫弱，让他很早就产生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认知。
在沈阳的小学堂读书时，一次修身课上，校长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年仅13岁的周恩来脱口而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在南开学校，他不仅勤奋学习，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开展社会交往。周恩来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多地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华崛起付诸实现。
1915年，他在文章《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中写道：“夫有非常之时势，然后有非常之英雄；有非常之英雄，然后建非常之功业。人有非常之功业，而名以立；国有非常之功业，而邦以兴……强弱相侵，杀戮频仍，家国有铜驼之感，宗社有禾黍之悲，大厦将倾，扶危有待众木。国运既替，光复必俟后人。是诚所谓非常之时势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他的志向是为这个国家做中流砥柱，为民族挽狂澜于已倒，他的追求乃是拯救众生。
如果当了严家的女婿，对他万分赏识的严校董成了岳丈，一定会全力铺垫他的前程。同时，不可避免地，他也将成为承载家族荣耀的工具人。
周恩来要的并不是个人的坦荡前途。他想走的路，现在的师长前辈都无法指引方向。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那样的一条路，他要自己去探寻。
周恩来最终下定决心，委婉地拒绝了严家的好意。
周恩来做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告别唾手可得的确定性，投入前途未卜的未来。
之后的5年，他经历了日本求学失败的迷茫与痛苦，回国后又因组织学生请愿受过牢狱之灾，远渡重洋赴法留学祸福难料，但他最终还是从无尽的未知中找到了长久以来期盼的答案。
1922年3月，他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说到“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毕生要坚持的道路：共产主义。从此他的生命与这条道路融为一体，夙兴夜寐，孜孜以求。
1935年，37岁的周恩来又面临着重大选择。
从24岁选定人生道路后，他已经为此拼搏了13年。
回国后，他以26岁的年龄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挥洒年轻的热情与汗水。
在简直如爽文小说主角的开局之后，却急转而成地狱难度，一次次失败接连而来。
先是大革命失败。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革命的成果，悍然发动政变，把屠刀挥向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
鲜血让共产党惊觉掌握军队的重要。而在黄埔军校深耕多年的周恩来，成了抢夺枪杆子的最佳人选。身负重任的他，于1927年领导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
这就是军旗、军徽上“八一”二字的由来。党的这支军队，最早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然而南昌起义失败。他身染重病被同志们从溃军中抢出，辗转送到香港休养。
1928年，周恩来秘密潜回上海，从此进入党中央工作。
虽然后来党中央的权力结构发生多次变动，但一心为公、能力出众的他一直深受信用，始终委以重任。
然而，掌握党中央权力的王明犯了路线错误，加上周恩来重用的特科行动科长顾顺章叛变，中央在上海的处境突然变得艰难，直至无法立足。
中共在大城市开展地下工作准备工人暴动的策略彻底失败。
1931年，王明甩手去了苏联，年底中央安排周恩来进入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为临时中央的转移预做准备。
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周恩来迅速稳定住局面。在众人充满疑惑的眼神中，与朱德共同带领红军打退了敌人组织40万兵力的第四次“围剿”。
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之时，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接管了一切权力。
接下来又是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守不住了，8.6万红军不得不在1934年10月转移，开始了长征；湘江战役以后，红军拼得只剩下3万人。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这么失败下去，中国革命还有希望吗？
然而就在这反复失败的主旋律中，却有一段不同凡响的乐章。周恩来早已注意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