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中国某方面科技不行的舆论是怎么来的——可能超出网友想象
我们就以大飞机为例来谈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中国的C919等大飞机正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阶段，另外中国又向空客下了292架飞机的订单。因此，关于这个话题也是近期的热点。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曾于1970年7月启动代号“708工程”的运十项目，前后投资5.377亿人民币（请注意这可是几十年前的5.377亿）研发出了运十大飞机，并于1980年9月26日试飞成功。但试飞成功后不久，于1986年下马了。
2003年，中国启动十一五计划的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当时很多专家，包括研究创新理论的路风教授撰写了建议启动中国大飞机项目的论证报告。我当时因为与李进良等力推中国3G技术标准TD-SCDMA，被支持中国创新的一些专家了解，当时将路风的论证报告发给我看过。关于这些历史情况，我在“中美科技大决战（六）——需要对华为说的心里话，华为终极瓶颈在哪里？”以及受邀为路风教授的专著《新火》《走向自主创新》写的书评文章“中美科技大决战（八）——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本文后面的参考文献里有介绍。
路风教授的报告基本思路是什么呢？主要是这样几个要点：
从经济学上讨论了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禀赋理论”，国际产业分工就是以这些各类禀赋理论为依据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就去做自己禀赋有优势的事情就可以了，例如因为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所以主要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了。但是，禀赋并不是绝对的，它是可以积累的。我在《科学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累积禀赋原理，应该说是受了路风教授这个报告影响的。
运十下马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如果当时不下马一直坚持下来，中国在大飞机上的技术资源会累积到很强的程度。因为运十的下马，当年参与研发运十的工程技术人员全散伙了，中国到2000年前后在这个技术领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
该报告也讨论了空客，印尼等在大飞机发展上的经验教训。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应当马上启动大飞机的项目。
路风教授的这个报告是当时讨论大飞机项目的决策报告之一，很多业界人士也大量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论证过程。
我当时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火力有点太大了。我尤其不认同把运十下马看作是一个错误决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下马的项目很多，运十只是其中之一。因为大飞机涉及到的相关产业链太多了，并不是说运十研发团队本身能够解决的。我也曾与多位当年参与运十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交流过。因为当时的工艺材料问题，运十的重量比美国同类的波音707等要重很多，因此从单位乘客的耗油量等经济性指标来说是差太远的，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运十项目团队本身力所能及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中国当时的产业配套环境。钱学森等人可以在材料等配套产业环境很落后情况下通过系统工程方法把导弹等搞出来，可这是中国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出来的保命的东西，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这么干。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运十等大批项目下马，一是腾出资源先用在见效快的领域，快速获得积累；二是中国放弃这些项目，也让美国等更放心地与中国合作，使我们快速地获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量科技。但到2003年，中国已经入世，经济、科技、大量配套基础产业都已经发展起来，因此2003年之后重新启动大飞机项目也是正确的。总结一句话：运十下马是正确的，商飞的大飞机在2003年之后上马也是正确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果说下马运十是一个错误决策，这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因为这个观点一旦公开，会使很多人产生误解，甚至不知道会偏到什么程度去了。事实上，后来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当成反对改革开放的借口之一。
但另外一些专家对我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如果这么来说的话，一是把路风教授的整篇报告基本思路全推翻了，二是如果按这个真实思路来谈，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或者美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很容易找到反击的点：当时要上马大飞机项目，并且要做成，这个涉及到成千上万配套产业环境。你怎么去一个一个说清楚所有这些产业配套环境全都是可以解决的？有一部分可以说清楚，但大飞机项目一搞可能十年、二十年，很多在当时并不成熟的产业配套环境，是需要通过预测去判断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中国是全都可以解决的。这个就麻烦大了，反对的人如果跳出来只要找部分的产业链说这个很难，中国未来三十年也做不到，你凭什么说它一定就能在未来十多年内做到？十一五计划是要交给很多政府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非专业人士去讨论，如果陷入成千上万种配套产业链能不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内可以成熟的专业讨论上，几乎可以肯定会把这些决策者全给绕晕，而且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就集中一点说当年运十下马决策是错误的，那就证明了应当尽快上马大飞机是正确的了。否则这个建议提案的活几乎就没法做。这个思路非常有道理，我当时也非常认同这一点，有什么负作用先不管了，只要能上马大飞机项目，等中国大飞机成功地批量出货的时候，有什么负作用影响到时候再去解释吧。
现在，中国大飞机经过20年发展成功在即，已经到了该为“运十下马是错误决策”这样的论调做出澄清的时候了。这个论调就是为上马大飞机项目而制造出来，而后被公知们大肆传播的。他们懂个鬼，根本就搞不清楚这种论调最初是怎么个来历，真以为当年下马运十的决策就是错误的。
我们的媒体经常说美国军方制造“中国威胁论”，目的就是为向国会要钱。其实我们国家也经常存在类似问题。只要是民主决策过程，就一定会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你要大量非专业的议员、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去对高度专业的问题做出决策，给什么理由呢？如果陷到真正专业的问题中去，纯属浪费时间。因此，这些首先得在专业委员会或专业群体里进行论证，专家论证出结果后，用什么理由去说服决策者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最好就是采用政治性的语言和理由。当你听到突然出现一个论调说中国某个领域不行，比国外差太远，很丢人，其背后的故事往往就是专家群论证过，准备上马这个领域的项目了。传出中国在这个领域不行，很丢人，言下之意是不上这个项目不行，政治上会犯严重错误。那决策者一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所以，当大众媒体上突然大肆炒作中国某个领域不行的时候，事实上在背后就是新的五年计划或某科技发展计划要上这个项目，但可能有一定障碍。要突破这些障碍，就得进行一定的舆论宣传，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是个严重问题。其实早就知道不行，原来怎么不说？因为原来没条件上项目，你说了有啥用？有条件上了，就开始说这个领域不行了。所以，一旦说不行，其结果往往就是准备开始上项目了。一旦项目立项，最开始炒作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的真正专家们就没兴趣继续再谈这个话题了。项目经费已经拿到手了，那就赶紧干活去吧！项目还没有结果时，哪有功夫再谈这个领域中国行还是不行的？
但是，这个信息一旦传出来，公知们的兴趣马上就上来了。接着这个话题不厌其烦地说一遍又一遍。真正的专家一没兴趣，二是在做出结果之前也不应该跑出来再说什么。由此就导致这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完全失去专业控制，单纯地被媒体添油加醋、越传越邪乎。况且，有公知们天天在那里说中国这个领域不行，每年新增的项目投资就不用发愁，搞这一行的专业人员闷声笑纳即可。公知们帮了这些忙，业内的人就不去感谢一下？根本用不着，有美国中情局用五美分、台湾方面用五台币走专项经费去打发，哪里用得着他们出钱？
在项目有结果之前，人们可以无止尽地去谈这个话题。但项目一旦立项，一般来说5年、10年往往都会有结果，中国在这个领域就变得很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行——很行”会成为定律的原因之一。
二、国外制裁创造的机会
所以，在公知们眼里，被制裁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在做实事的内行人眼里，被国外制裁甚至被“打脸”本质上是一件好事 —— 有钱投入了，不用再费事一遍又一遍地搞那么多立项的可行性论证，还不一定能成。即使还是按正常流程去交立项论证报告，那也就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这也是“遏制背反定律”的原因所在。很多国家都遏制过中国。飞利浦等欧洲公司在彩电、节能灯、机顶盒等领域利用专利对中国公司进行过毁灭性的打击，这刺激中国形成了专利战略。发展到现在每年申请的专利申请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到了需要限制，更注重质量的程度。美国遏制中国的事情干得最多，所以对中国科技立项帮助也最大。美国只要遏制什么，公知说中国什么不行，那就相当于为中国在相应领域进行科技立项，获得经费铺平了道路。
这些领域中国搞成功了会感谢美国和公知们吗？当然也不会。所以我很同情美国，也很同情中国的公知们。他们是以特别的方式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贡献的，结果却被人骂，落不到什么好，都快让我想起雷锋了！尽管中情局和中国公知本意是要让中国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但在中国科技发展上起到的意外作用的确就是接近于做雷锋 —— 做好事不留名，被人骂，坚持做。
三、为什么要讨论“不行——很行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