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普世价值，只有普遍的社会科学真理。? 第三代文明与民本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具有普遍意义，以及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论总结和阐述。
? 四个自信的核心是理论自信。如果没有理论自信，就不能从逻辑上说清楚其他的自信。逻辑上说不过对手，即使做得很好，虽然可以“气壮”，却难以“理直”，总会有被人压着抬不起头的感觉。
? 包括9671.2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仔细阅读的文章。这不仅是为更好地认清中国自己，也是为更好地引领世界的未来。这是时代对中国的召唤。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日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首百年，中国已经迈向全新的征程。今天，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文明，如何在理论上也获得普遍性的科学证明？
即使中国已经不断地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却依然面对很多来自各方面“普世价值”“合法性”等疑惑、质疑甚至是诘难。坦率地讲，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量的共产党员，理论家，其实内心并不踏实，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自信。连中国人自己的认可都还不踏实，更别提全世界的普遍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并不是自动地就可以实现的。尤其理论自信，需要理论界给出真正的、可以让全世界普遍认可的科学证明。
一个可能会令人们很惊讶的事实是：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今天面对很多西方的诘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开始，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诘难和疑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说我们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等。可是，我们就一直是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中，逐步创造出了世界上全新的、注定将引领全人类未来的第三代文明。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抄袭他国的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在大量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精化，也包括了自身五千年、甚至上万年文明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属于第三代文明的“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是不是一个最合适的词汇，人们可以提出不同意见，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客观上需要采用一个新的词汇？这是从西方制造的已经很深的概念陷阱中超脱出来的客观必须。毕竟，“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的原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从苏联引进的，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从欧洲引进的，它的原创者是欧洲。马克思是欧洲人而不是苏联人，更不是中国人，我们引进的来源苏联又解体了，这说明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成功。在西方，由于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长期的妖魔化，已经注入了太多我们无法去洗干净的脏水和误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对他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很自然地，绝大多数人就会把西方人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堆脏水直接泼到我们身上，根本连说清楚事实和逻辑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欧洲人要是不接受，我们还真不好说什么。人家是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我们能说什么？虽然现在欧洲对社会主义妖魔化很严重，可是如果你去欧洲社会深入了解和调查过就会明白，他们很多国家名义上打的旗号不同，但是都可以看到浓重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影子，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脸谱化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最终失败至少证明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成功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与失败了的苏联社会主义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一个理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有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与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硬要当成相同的，我们该如何精确地从理论上回答清楚？因此，为了准确地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对“中国特色”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总结。
这里人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以上问题为什么过去没有解决，而现在是解决的最合适的机会？这是由于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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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迫急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使我们的硬实力尽快提升起来。没有这个前提，即使我们说自己的社会模式是很好的，最多也只是理论上的。因此，只要不会对硬实力的发展产生根本影响，就放弃理论上的争论。甚至于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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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论界深受国外思维框架的束缚，不是受到苏联理论的桎梏，就是受到西方理论的桎梏。在这种环境下放开讨论就不是陷到苏联陷阱里，就是陷到西方陷阱里。在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思维方式之前，是无法成功总结出自己一套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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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成功建立起一套最先进的理论体系，必须在完全继承中国和世界文明一切精华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个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不断吸收消化国外一切先进科技和文明成就。随着第三代科学的建立，我们已经拥有当代最先进的全套科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来解决将中国特色理论化的问题也拥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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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虽然还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科技与文明创造，但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基础。国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也并不一定都是他们文明的精华，越来越多的是干扰和忽悠。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对抗舆论战的攻击，需要系统地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了。例如，中国在新冠抗疫中的实际成就是世界最杰出的，但为什么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的舆论上，中国都是处于显然的劣势呢？中国为什么在国际话语权上明显居于劣势，舆论渠道的掌控只是一个方面，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一套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国际上支持中国的话语权。不要简单地以为谁掌握了舆论渠道，谁就能够掌握话语权。中国的舆论渠道显然是被中国掌握的，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也经常处于劣势？全球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们对全球舆论场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最精英的知识分子们从内心深处就不理解我们却认同别人，他们不可能支持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说服了全球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全球舆论界的写手们会去倾听他们的意见，从而严重影响整个国际的舆论。
每一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有宣传工作存在。这种宣传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自己有什么优点与好处，二是比别人好在哪里，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舆论战非常不同，他是以攻击他人为主要目的。毫无疑问，我们是长期持续地受到各种舆论战的攻击。舆论战的方法主要为三个方面：
一是把所有的好词从对手身上全转移过来，穿到自己身上。例如，毛主席在世界上首创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全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不希望自己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呢？美国却把这种思想附会到他所谓的民主头上，让人感觉民主就是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其实并不是。我们必须把全世界精英和人民普遍认可的好词都戴到自己身上，只给对手留下丑陋的词汇。因为我们本身实际工作就是做得最好，怎么能不占有所有的好词呢？不能占全了，只能说明是理论界工作做得不到位。
二是创造一些新的概念，至少让对手一时被搞晕，摸不着头脑。这是美国人特别善于炒概念的原因所在。如果一个概念是自己创立的，至少一时半会我们就掌握了对他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其他人就得听我们的。这就是掌控话语权的基本策略。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只跟着别人的词汇去谈别人提出的问题，我们得用我们自己创造的词汇去向别人提出问题。当然，这种提出的问题也得有水平，得最符合逻辑和科学。
三是选择或创造一些丑化的概念戴到对手头上去，让对手难以脱下来。例如，只要不是接受美国的民主，就是专制、独裁、威权、侵犯人权等。不要以为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足够了，如果不懂舆论战，事情做得再好也会被人认为很差。我们不能只是指责对手善于妖魔化我们，也得学会“妖魔化”的技巧，把对手妖魔化到他说不出话来，这才叫本事。你光说别人妖魔化我们是没用的。例如，明摆着中国在抗疫上做得最好，但总有人在问中国什么时候“结束封闭”并“放开”，这个问题本身就把中国的防疫污蔑为封闭，而把它们的躺平美化为放开以及自由。必须明白，他们躺平不是选择，而是无能导致的没得选。所以，那不叫“躺平”，而是叫“无能躺”。这样起名字才能抓住本质。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具备“保证经济发展的有效防疫能力”，还是“无能躺”？你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无能躺吗？你认为无能躺是美式民主自由的本性吗？提问题本身就已经决定了答案。如果你去直接回答对手的问题，本身就已经中招了。要学会提问题，并且提出有自己答案的问题。如果你提的问题还有可选择的答案，那只说明你提问题的水平不够。看完本文就会明白，名字起对了，一切问题就全都解决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学会给对手戴上他脱不掉的邪恶和丑陋的帽子。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学学人家特朗普。他不说竞选对手的名字拜登，而是叫“瞌睡乔”(Sleepy Joe)。
需要强调如下两点：
1. 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后面会深入讨论。
2. 我们使用的词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单纯的西方人认为的，苏联曾使用的社会主义概念也是有本质区别的。
更重要的一点：“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使其高度局限于“中国”这一特定的范围，这样其人类普遍性的意义方面就难免受到影响。“中国特色”这个限定词具有策略上的防御性价值，使得其表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研究出来的，适合于中国的。
第二，我们并不去主动对外搞意识形态输出，不干涉其他国家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人头上。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创造我们都会研究和学习，但其他人也别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到我们头上。
第三，适合中国的，很可能同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也可能不适合其他国家。这个如何选择是其他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去干涉。采用“中国特色”这一限定词汇，显然不是说其所有内涵全都只能适用于中国，没有任何人类社会普遍性的。我们今天就需要将其普遍性总结出来。这就需要使用一个不是采用“中国特色”限定语的词汇。建立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中国为全人类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同时，这也可以使我们自己防御外敌的攻击和诘难更加有效。
第四，我们强调这种普遍性，同样不是要去把它强加到别人头上，而是与一切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一样。其他国家要去应用它的话，需要自己真正学会其本质规律，根据自己的国情将其落地。我们永远尊重各个国家和人民自己的选择。
人类是从原始的智人、更早的能人、直立人、纤弱型南方古猿等进化而来的。直到近万年前，人类的祖先都是以很小的群落状态生活，而后在农业文明时代逐步进化成数量越来越大的社会性物种。人类的大社会化并不是天然存在的。直到目前，社会性也并没有成为人类天然的本能，而是要依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来支撑。要清楚理解这一点，可以对比一下动物界的蜜蜂和蚂蚁，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社会性上的进化是远比人类更完善的。它们即使形成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社会群体，本身的运行也会有条不纹，并不需要什么法律、社会制度等来进行管理。当然，动物界也有很多种类是以个体形态生存，有一些是以小群落的形态生存。原始的人类更准确地说是以小群落（或称小社会方式）生存。不能说是非社会性，但社会性非常有限。
显然，成为更大的社会性物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否则的话，人类就不如退回到原始微小群落的生存状态。社会性的最重要优势就是可以形成社会分工，从而使人类可以创造农业尤其工业、信息科技文明。这种文明创造使人类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动物。因此，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但是，人类不仅不是天然的大社会化的物种，甚至有很多天然的非社会化或离散倾向。所谓人类文明相当多的成分或其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自我认知的自觉、各种约束、遏制、甚至打压人类天然的离散倾向，才使人类从不适合大社会化生存，变成适合大社会化生存的。
所谓人类的文明，就是以什么样的依据去克服不适合或不完全适合大社会化的天性，从而使人类可以顺利地以更大社会的方式生存。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要选择它？你不能说它就是不证自明的，它就是应该如此，它就是普世价值，所以应该如此。作出任何判断必须得基于更基本的依据，更基本的标准。这种更基本的标准和依据，我们就称它为“元文明”。不同的文明依据，或者说“元文明”，形成了文明的分代。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文明可以分成三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