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82年，张瑶全家从黑龙江北安市，随工厂迁到了河南许昌。
张瑶那年还不到一岁，父母所在的军工厂原先是1921年张作霖于沈阳所建，由于规模扩大，从她爷爷那辈开始，分出一波去了黑龙江北安，名叫庆华机械厂。198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负责制造50式冲锋枪、54式手枪、56式冲锋枪等轻武器的庆华机械厂举厂搬迁，选址在了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农大旧址，编号126厂。
于是到了1982年秋，张瑶全家随厂兴高采烈从东北去了河南。
照片最右边还在吸奶瓶的就是张瑶，这是他们全家到达河南时的情景
据张瑶回忆，当时兵工厂有2000多名员工，加上家属一共6000多人的小世界，各家都是双职工，工资开始时只有20多元每人每月，但待遇好得出奇，1980年还在东北时，厂里职工家家户户就有了当时非常奢侈的电视机、烤箱、收音机，到许昌后，厂里定期用火车从东北往许昌厂里运物资、粮食，粮票也给得充裕，逢年过节，鱼、米、油都发放齐全，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厂里每天只要一放音乐，大人小孩集体从家里涌将出来，大人去厂里上班，小孩去上学，工厂什么都管，幼儿园刚出生的宝宝都可以托管在里边，子弟学校系统齐全，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技校，后来有了自己的高中，每年寒暑假都是很多人一起结伴回东北老家，因为是一个封闭的久居环境，人情累积，家家户户都相处得特别愉快。
这座工厂被四面大墙围了起来，周围都是河南农村，工人们颇有些优越感，不怎么和周边的农民来往。
然而126军工厂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铁饭碗的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在张瑶全家奔赴河南的那一年，在遥远的国土南端，日本人大坪昌二赶到深圳蛇口赴任。
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李鸿章洋务运动时设立）想出来的名堂，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创办工业区，1979年破土动工蛇口工业区，当时的方针是“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市场以外销为主”，1979年只引进了2个项目，获得投资2000万港币，到1982年就引进了15个项目，获得投资1.1亿港币，在这些项目中，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就是日本的三洋电机，大坪昌二就是在此时来到深圳蛇口的。
1983年的深南路（何煌友摄）
大坪昌二对当时的深圳印象深刻，他说“水、电等设施正在建设中，经常遇到因不能及时满足急剧增加的需要而发生的停电停水的现象”，以致“从日本来的三洋本部的领导们在视察工程时竟因突然停电吓出一身冷汗”。
不仅仅是电力供应不上，打电话都必须到香港，传真要通过香港中转，当时的蛇口是在完全不具备工业发展基础的条件上硬着头皮搞起来的。为了留住外资，深圳进入了疯狂的基础建设投资，我们第一次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
为了解决工业发展的能源动力瓶颈问题，深圳市率先用BOT模式（Build-Operater-Transfer）引进外资兴建了沙角B电厂，由于是个新模式，上面迟迟未批，深圳市政府等不急了，干脆边批边建，1987年电厂投产，每天能提供1100万度电，是1984年全市用电量的十几倍，大坪昌二再也不担心上班时突然停电了。
与人们通常印象中去往南方打工的凄惨遭遇不同，最早蛇口工业区的普通工人工资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金领水平，蛇口当时有个凯达玩具厂，陆丰妹子黄月洪从1988年在这里一直做到工厂解散，据黄月洪回忆，工厂包吃住，转为正式工还享有迁户口等各种福利，基本工资350元，加班另有200港币一月，当时全国普通职员工资不到100元人民币，蛇口工业区普通工人的收入居然是普通人四五倍（但进去工作也非常难，一是要有合法的边防证，二是你得有熟人认识行政部的人，三是要支付400元介绍费给行政部人事），到1990年代初，凯达厂女工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元，加班厉害时能拿到1700元，而上海市资料显示，1992年社会平均月工资不过356元，凯达厂的女工的收入是上海普通职员的5倍。
2018年上海市平均工资是7832元（官方数据），放在今天，凯达厂女工约相当于4万一个月。
1980年代神一样的凯达玩具厂（感谢南方都市报供图）
当年凯达玩具厂的妹子洋气得不得了，每月不停地往家里捎彩电、冰箱、电风扇、电饭煲，穿的是香港走私过来的牛仔裤、泡泡袖衬衣，烫一头高刘海长发，部分员工将攒来的钱在家里连开几家士多店，回乡做起了老板，凯达厂当年的女生，连深圳海关的公务员都看不上，嫌他们工资低，厂里男工极少，男搬运工都会被半条流水线的女生倒追。
当时深圳南下打工不仅工资高，福利也极好，袁庚为了保障外来工的养老医疗问题，成立了蛇口财务公司和蛇口社保公司，当时有一位工人手指被割伤，获得香港商业保险一万元的赔偿，直接跨越到万元户行列，在厂里引起轰动。而蛇口财务公司，最后发展成今天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蛇口社保公司，则创办了今天的平安保险。
1995年，凯达厂解散，中国南下打工者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深圳还是港日外资的天下，国内的企业家们还没有开始他们的远行，在张瑶到达许昌，大坪昌二到达深圳，黄月洪还没混进凯达厂时，后来的深圳大佬之一安徽芜湖人王传福还是个16岁的高中生，他出身贫寒，家里八个孩子，另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靠他父亲一手木匠手艺养活，3年前，他父亲因久病而逝，1年前，母亲也突然去世，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五个姐姐都已出嫁，妹妹被送去寄养，哥哥王传方18岁提早退学养家，做点小生意撑到王传福读完研究生，王传福原先想考中专，提早出来包分配，母亲病逝时恰逢中考，他错过两门考试，进入无为县第二中学（幸亏没读中专，中专太坑了），读高中时，他每周回一次家，向大嫂张菊秀要10元生活费，有一次张菊秀实在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借，也只凑齐了5元给他，后来他考上中南工业大学，哥哥王传方将唯一的一块“上海”手表和家里的新东西都给了他，并亲自陪同他到长沙。
1985年，正读大二的王传福（后排左二）与系团总支主要成员。
据同学们回忆，王传福过去性格腼腆，不太爱说话，读大学时好像突然被长沙给开了光，变得十分活跃，特别爱跳交谊舞（同学语），王传福经常去学校食堂跳舞，只要把桌椅往两边移开，打开录音机，“中南大学食堂交谊舞之王”王传福就能跟着音乐边跳舞边喝酒，大家一起玩得很嗨。
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将来技术狂魔的样子嘛。
1982年，王东升则刚刚从杭州电子工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781班毕业，小伙子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大框眼镜，看起来很是帅气，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担任财务科科长，在里面才过了三年滋润日子，电子管厂就开始年年亏损，王东升根本不知道十年后自己会力挽狂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快乐单纯的小财务。
1982年，农民工吴五四在湖南郴州出生，他长得又高又壮，留着两撇小胡子，爱笑，性格大大咧咧，他的人生乏善可陈，只因为家庭贫困很早就去了广东打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错过了黄月洪所经历的南下打工者最好的时光，将见识广东曾经黑暗的另一面，他会用另一段视角，陪我们走完这段波澜壮阔的三十年。
1982年，中国共有工业企业38.86万个，工业总产值2162亿元。（见《中国历年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统计》）
贰
1991年，朱镕基同志说：“国企要减少滞销产品生产，压缩长线产品库存，现在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亿元的库存积压问题……”，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宣传外因太厉害了，不是说不要讲外因，分析问题本来就有内因和外因，但是外因讲得太多，内因讲得太少，这样不利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当前国内赤字这么大、银行透支这么多，已经难以为继，还减什么税？还让什么利？”
1998年，朱镕基已经是总理了，他又说：“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解决公众利益问题，如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而不能去乱搞项目，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措施。”
1990年代，大量国企已经病入膏肓，老旧的体制和庞大的赤字已经让政府撑不住了，下岗潮全国蔓延，在朱总理这两段话的中间，1995年时，曾经兴盛一时的126军工厂就陷入了衰落，张瑶回忆，那年她读初二，工厂里的日子十分困难，已经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126厂的生产线和检验枪支的靶场顺利建成后，上峰却一直没有下达造枪任务，此时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和平时期，国家不需要那么多轻武器，126厂开始“军转民”，决定转型生产发令枪、三轮车、摩托车、内燃机、开关，可惜根本卖不出去，张瑶说只记得邻居坐在一起，就会相互讨论欠了几个月工资了，他们家父母一人只有100元下岗补贴，工人们只能另寻活路，张瑶家做起了猪血肠，她同学家有做炸花生米球的，有做香肠、卤肉的，有卖衣服的，大家在厂里的市场区百无聊赖地摆着摊位，其实也就是内部的资金在小范围内流来流去。
《钢的琴》记录了东北下岗工人的辛酸故事
有很小一部分工人结伴去了深圳，在一些加工厂做工人，张瑶三舅妈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会她每个月的工资是600人民币，“是令人震惊的高薪”，张瑶母亲看着也很想去，可是家里有两个小孩 ，实在走不开，才开始跟她爸做了猪血肠的生意，农村杀猪都是早上4点，张瑶父母都是凌晨2点起床在寒冬里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接猪血，回来后用冻僵的双手加工猪血肠，可惜她父亲皮薄，推着自行车卖血肠时，见着熟人都会低下头去，这门生意很快便做不下去了。
她爸随后又带着几个兄弟瞒着家里拿了全部积蓄在许昌开了个小厂，主要是对许昌市的灯具厂加工制作一些配件，也很快倒闭，擅自开厂的事又被兵工厂知道，她爸被停薪留职，失去下岗补贴，全家重担都指望在母亲每个月100块钱的下岗补贴上。
张瑶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全家四口人的生计都指望着***每个月这100块钱，居然也活过来了。
最惨的时候，每到秋天，张瑶母亲就跟邻居的一些阿姨、奶奶，一起拿着布兜或者麻袋骑着自行车，头上蒙着个头巾去附近农村捡玉米跟豆子，说是捡，大多其实就是偷，因为穷极了，全厂都去农村偷吃的，收割机在前边收割，126厂的人拿着麻袋子在后边一粒一粒豆子捡人家剩下的，最后农民报警了，警察来了一看工人穷成这样，也是饿急了没办法，也就没有抓人。
张瑶说，她小时候吃捡来的豆子、玉米长大，她们那时候，就是一群要饭的。
张瑶她爸建厂失败后又带着几个兄弟去重庆工地打工，主要是拆楼房，拿着铁锤砸墙，一天100块，才做了十天就不行了，肩膀轮锤子轮肿了，无比沮丧的回到家，肩膀肿了一大块，不过拿回了1000块工钱，够她们家一年的开销，再后来她爸实在走投无路，去了附近一个机械厂里做镀铬，大夏天在高温房里做配件，环境就像个桑拿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300块，家里才缓了过来。
张瑶的爷爷那会留在了黑龙江北安市庆华机械厂，那边过得更是水深火热，老年人相约组织去闹绝食，她那会回去过暑假，邻居家的爷爷喊她爷爷去，说一定必须要派个人，她爷爷没办法拎着小板凳去了，只是坚持了几天，做了做样子，大伙便纷纷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