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花猫哥哥:反华是生活,亲华是工作,新加坡的生存之道|2022-11-26

提起新加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莫名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虽然新加坡离中国很远,比日本韩国乃至越南都要远,但毕竟是一个华人国家,跟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还采用简体汉字,过中国新年,在中国人朴素的认知中,天然地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远房亲戚,应该是站到中国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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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就像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视以色列为精神母国一样。

只是可惜,华人不是犹太人。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华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但对中国却不像想象的那么友好。

事实上,这也是新加坡独特的立国之道

 反华起家

说起新加坡,不能不说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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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1923年生,2015年去世,享年91岁,是新加坡的主要缔造者,其对新加坡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且巨大的。

所以,我们要探究新加坡的国家特点,都要从李光耀的身上找原因。

李光耀是一个什么人呢?简单来说,是一个海峡华人。

海峡指的是英国当年在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设立的海峡殖民地。海峡华人是指这里的精英阶层华人,虽然是华人血统,但受的教育完全是英式的那样一种人。

李光耀出身于新加坡一个富有的华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商人,而一开始,他也不叫李光耀,而叫Harry lee。

李光耀从小聪慧,是个总是考第一名的好学生,1935年,李光耀考入莱佛士书院接受中学教育,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莱佛士学院,随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

所以我们会发现,李光耀从小接受的教育全部都是英式的,甚至连名字也是英文的,按照现在的标准,光耀算是一个“精神英国人”,这也就为他随后的一系列政策埋下了伏笔。

等1950年李光耀从剑桥毕业回到新加坡,马上就赶上了一个大时代。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开始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在二战中曾被日本占领,但二战结束后再次回到了英国的殖民体系。

但此时的英国已经元气大伤,二战中英国人的拙劣表现和不战而降也让新加坡华人彻底看清楚了这帮英国老爷的底色,新加坡的独立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李光耀也投身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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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光耀是学法律出身,在辩论时先天就比一般人要更有逻辑性,很快就在独立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啤酒俱乐部”的灵魂。

但是李光耀很快就发现,走精英路线的“啤酒俱乐部”无法争取新加坡基层,尤其是华裔基层民众的支持。

因为在华裔基层民众的眼中,“啤酒俱乐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李光耀做出了一个决定,联合当时的新加坡左翼反殖民主义先锋——一直接受中式教育的左翼革命派,成立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事后回忆,“这只不过是为了钓走那些(华文学校受左翼思想影响的)鱼罢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联合起了很好的效果,英国人迫于压力,同意新加坡成为自治邦。

1959年5月,新加坡进行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选,人民行动党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了新加坡自治邦的首届执政党。

因为当时新中国打赢朝鲜战争后的赫赫威名,在确定旗帜的时候,基层的左翼党员要求必须要有类似中国国旗的红色元素和五颗五星图案,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新加坡国旗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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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

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唱戏”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关于新加坡应该走“资”还是“社”的道路的问题上,李光耀和当时的左翼领袖林清祥的矛盾也日益激烈。

最终在1961年,二者决裂,林清祥率人出走,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打擂台。

李光耀很清楚,基层都是左翼的,如果再搞大选,人民行动党必败无疑,李光耀想反左翼,但又怕脏了手,于是想出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

李光耀知道,当时身边的马来西亚是非常反左翼的,不利用一下简直可惜。

于是李光耀先利用执政党身份,让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在1963年,由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行动,派出军警大肆搜捕“社会主义阵线”人员,将左翼力量一网打尽。

然后李光耀又通过华人平权运动,挑战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被马来西亚踢出了联邦,新加坡于1965年正式独立。

这就相当于李光耀既铲除了左翼心腹大患,又避免了一个屠夫的身份。

但是,此时的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弹丸之地,只有一个港口,没有国防,没有资源,甚至连水源都没有。

就像李光耀在就职仪式上说的那样:“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缺少躯体一样。” 

如何保证新加坡的生存?李光耀注意到了当时日益激烈的冷战,开始利用冷战做文章:

西方不是恐惧苏联的势力扩张吗?周边国家不是恐惧左翼力量革命吗?我如果高举反华大旗,是不是就有了一张免死金牌?

只要我反华足够积极,就能得到美国的重视。反正当时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所以新加坡走上反华之路,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的。

为了和新中国划清界限撇清关系,新加坡独立之后,就通过法律规定左翼组织为非法组织,还在国内兴起了一股“白色恐怖”。

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5·21事件”。

为了对抗“左翼思想渗透”,防止华文学校传播左翼思想,李光耀下令关闭新加坡“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

为了对抗强大的中华文化圈影响,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清除中华元素强制第一语言是英语,华文只是第二语文。

我们都知道,俄乌仅仅是语言有点差异都能让同一人种反目成仇,何况文化的洗脑呢?

为了彻底让新加坡华裔没法走回头路,新加坡还专门建立了一座反左翼斗争纪念碑,把当年的血债当做政绩来夸耀。

为了加强自己的反华旗手地位,新加坡还发起倡议,在1967年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是一个类似于亚洲北约式的反华组织,最早的宗旨就是巩固“反华阵线”。

李光耀还多次公开发表言论,抨击中国大陆的体系,处处和中国为敌。

中国乒乓球队访问新加坡,球场上大批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吓得李光耀心惊肉跳,马上下令禁止30岁以下新加坡人前往中国,防止被“左翼思想”影响。

最终,新加坡作为“坚定反华的华人国家”,被美国认可,在美国东亚“反华防线”中站稳了脚跟。

新加坡独立三年后,尼克松专门访问了新加坡,在与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谄媚地说:“有的国家就像树,长得高大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就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树才能往上爬。

他认为日本、中国、美国,甚至越南都是树,但谁是匍匐植物呢?李光耀没说,但毫无疑问,李光耀是在暗示新加坡就是匍匐在美国这棵大树下面的植物。”

尼克松访问新加坡后,美国的越南战争行动升级,新加坡为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大行方便,成为美军战争物资的重要供应地,新加坡逐渐演变成美国的“前哨站”。

这种密切的军事关系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也没有改变,特别是菲律宾政府拒绝了美军续租菲军事基地的请求后,新加坡马上表态愿意为美军提供樟宜军事基地。

时至今日,每年都有100艘美军舰船在新加坡停泊。

图片樟宜军事基地

李光耀还洋洋得意地说:“只有美国第七舰队留在东南亚,我们和中苏的交往就会轻松自在得多”。

在美军从台湾撤离后,从1975年开始,新加坡还直接以训练的名义在台湾省驻军,还参与台湾的演习,其实都是和台湾共谋“分裂大业”。

新加坡的卖力也的确得到了回报,作为对小弟的奖赏,美国开始同意将电子产业转移到新加坡。

1968年,德州仪器、惠普等公司决定来新加坡设厂。随后,一批美国电子公司接踵而来。

70年代,新加坡出口工业的外资年增长率达到了10%—20%。到1973年,新加坡经济年平均增长达到了12.5%。

同时,在美国的要求下,新加坡放开外汇管制,允许资金在新加坡自由流动,外籍居民在新加坡开户存款的利息可自由汇出,外籍居民在亚洲货币金融机构的存款、亚洲美元债券、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免税公债均可免收产业税。

借此,新加坡迅速吸引了大批外资汇入。

另外,新加坡也赶上了美国全球化的快车,依靠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新加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就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经济实现腾飞,成为当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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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靠着反对母国得来的红利,新加坡成功让新加坡人看到了西化的好处,于是这个人造国家在短短两代人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国家认同,剪断了新加坡华人的母国脐带。

 忽远忽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加坡看上了中国的潜力,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新加坡开始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回顾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我们会发现新加坡的对华政策完全就是按照李光耀的“匍匐植物”理论。

从实用主义出发来执行,哪一棵大树枝繁茂盛,新加坡就靠拢哪一棵大树,所以在对华关系上,给人的感觉一直处于一种拧巴和别扭的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李光耀时期,积极靠拢美国,对华以划清界限为主。

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环境中,很容易被渲染成“海外游子归来”,李光耀为了避免留下这种印象,动了很多小心思:

李光耀的访华代表团中,华人很少,本来是新加坡少数族裔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倒是有不少,而且全程讲英语不讲汉语。

图片李光耀与教员

李光耀在会见完教员后,《人民日报》在头版进行了大幅报道,李光耀专门找到中国领导人说:“《人民日报》在封面大肆报道我们的会面,必定叫东南亚各国不悦。这次宣传引起了邻国疑虑,在疑虑消除之前,中国最好不要派贸易考察团到新加坡来。中国越要以‘亲戚国‘的身份同我们亲近,反而越叫我们的邻国起疑……”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拿了一本1962年中印战争的书送给李光耀,这显然是在暗示母国的实力,但李光耀看了一下封面,马上把书退回了,说:“这是你们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个版本,而无论如何我们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现场沉默了很久。

根据后来的新加坡总统纳丹(印度族)回忆:“李光耀把书交回去的那一刻,证实了他虽是华人,却绝不从属于中国。”

所以,新加坡一直到了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和中国建交之后的1990年,才和中国建交。

第二阶段,前李显龙时代,中国崛起,新加坡就忽左忽右,在中美之间反复横跳。

中国加入WTO后,李光耀虽然已经不再担任总理,但却一直留任内阁资政,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认识的很清楚,中国加入WTO后必将凭借自身的体量和比较优势迎来腾飞,而新加坡可以发挥其金融和国际贸易丰富的优势,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所以,当年禁止华语的李光耀,又开始推广汉语,名义上是为了让新加坡人了解自己的根,但事实上是方便新加坡人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

新加坡对华投资规模也不断增加,比如由李光耀一手创立、李光耀儿媳妇掌管的新加坡央企淡马锡投资,在21世纪初就进入中国,开始在银行、房地产、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

依靠李光耀和中国领导人比较紧密的政治私交,淡马锡得以明确地知道中国的改革方向,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产业动向,帮助淡马锡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下重注,分享巨大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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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31日,淡马锡在华投资组合约4160亿人民币,占全球总投资额的22%,投资范围涉及小米、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精准踏上了中国互联网浪潮的风口,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除此之外,新加坡和中国在科技、教育、人文、环境等多元合作不断推进与深入,双边贸易额持续增加,在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后又开始了重庆合作示范项目,中新合作前景广阔且发展顺利。

出于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新加坡媒体没有西方媒体那种“逢中必反”的政治倾向,而是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和报道中国,《联合早报》更是成了中国人唯一知道的新加坡报纸。

汶川地震期间,新加坡不仅及时派出救援队,新加坡政府和民间捐献的救灾款位居世界国家前列,让中国人对新加坡的好感大增。

但是我们会发现,新加坡对中国的这些友好行为,仅仅限于民间和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却并不热络,特别是李显龙从政后,更是处于一种情分不再的状态,对中国友好一点,就一定要干点不友好的。

比如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爆发,很多国家都为中国捐款捐物,关键时刻帮中国渡过难关。

可是新加坡做了什么?

4月6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响应美国华盛顿邮报“封杀中国”的号召,取消了之前已经定好的访问。《联合早报》论坛得意洋洋地说“吴作栋的举动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赞扬和欢迎”。

但是很快吴作栋的脸就被打肿了,2003年4月25至26日,法国总理让·拉法兰访问中国。

5月2日吴作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又公开质疑中国治理SARS的能力,宣称中国会花掉2到3年的时间来治理SARS,在此期间,外资应该撤离中国,而不应该“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东盟召开“防SARS峰会”开始是有中国的,新加坡坚决反对中国参会,不惜以分裂东盟为代价,最终中国没有参加。

中日钓鱼岛争端,李显龙直接选择为日本说话,并阴阳怪气的表示:你们中国不要得了小岛,丢了世界。

李显龙还为日本军国主义行径开脱,他称现在的亚洲并没有“和解”,暗示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及日本侵略、慰安妇以及要求日本道歉等问题才导致了现在亚洲内部的不和谐。

2004年3月,陈水扁靠着枪击案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两岸关系瞬间紧张,此时李显龙却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前往台湾进行所谓的非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结果一年后,李显龙又赌咒发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新加坡国庆大会上公开说“不承认台独。”

中国为了破解马六甲困局,投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该项目的一期工程交给了中国来做,2002年正式开工,2007年第一期项目正式完工。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原本理应属于中国的二期项目,被新加坡以十倍的高价攫取,并且随后拿下了该港口长达40年的经营权。

但奇怪的是,新加坡花费巨资拿下的工程,在完工后基本不投入使用,任由其荒废,甚至有时候一年在瓜达尔港停靠过的船只一共不超过10艘,如果不是巴基斯坦强行收回经营权给中国,恐怕中国的前期投资都会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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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南海问题有了争端,新加坡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却执意要在此问题上出头,甚至比一些声索国还更积极,屡次在国际场合让中国难堪。

对于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仲裁结果”,李显龙竟公开表示:“这是强有力的定义,有关国家都应遵守”。

所以,新加坡的这种变脸行为,让中国人觉得新加坡这个亲戚若即若离,而西方也觉得新加坡不是个真正的“盟友”。

也许,这就是新加坡的处世之道,国家之间没有亲情,只有利益。

第三阶段,后李显龙时代,从中美博弈中吃红利。

如果我们足够关注中新关系,就会发现,大概从2017年开始,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明显热络了很多。

新加坡为什么突然转变态度?这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关系。

2017年发生了什么?特朗普上台了。

特朗普实行的是“美国优先”政策,一会退群,一会敲诈盟友,这让新加坡陷入了深深的焦虑:自己会不会被美国抛弃?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腾飞让新加坡刮目相看,北边的这个母国竟然不声不响成长到了能和美国分庭抗礼的地步。

新加坡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具备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与其处处与中国作对,最后引得雷霆之怒,不如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渔翁得利。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直以反华态度著称的李显龙,对中国态度明显好了不少,比如在疫情期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烈谴责西方关于排华的论调,并指出抵制中国人并不是战疫的关键,美国本身便在新冠疫情一事上拖了世界的后腿,如果世界没有美国,照样可以正常运转。

他认为,中美关系作为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必须要接受已经势不可挡的中国,如果同中国对抗,将两败俱伤,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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