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刘辰莹:听,穿越80载,延安窑洞里的女主播仍在向你播报……|2022-12-31

两鬓秋霜忆当年,空间舌战敌伪顽。

红色电波传军令,大军欢腾敌胆寒。

三座大山脚下踩,五洲同庆尽开颜。

满目青山山烂漫,北京广播全球传。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最早的播音员是四名女性,她们分别是:麦风、姚雯、萧岩、孙茜。这首献给人民广播事业诗篇的作者,正是其中的萧岩。


2010年,在人民广播即将迎来70年华诞的时候,我们曾经采访过时年91岁的萧岩老人,而今距离那次采访也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们再次翻检出那次采访时的资料,重新聆听这位耄耋老人讲述那个年代的清凉山、王皮湾……


图片2010年11月16日萧岩在家中接受采访】



去延安,作一块刺破黑暗的岩石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叫麦风,她本名徐瑞璋,到延安后改名麦风,后来又成了中国人民的第一个“麦克风”。而“萧岩”的名字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采访,就是从这个名字开始的。


图片萧岩家中陈列的麦风(前排左)的照片】


萧岩,本名常丽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国民党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令很多爱国人士极为不满。很多爱国青年纷纷奔向革命根据地延安,寻求真正的救国之路。而当时,常丽华还是在河北省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一名学生,因抗日战争爆发,她随学校迁到了北京,后来又撤退到了陕西安康。受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她和姐姐常顺华、表姐常易彬也决定奔赴延安。当时,在爱国团体民青盟的引领下,她们先到达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她们与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从西安徒步前往延安。


徒步行军对于常家三姐妹这样的来自大城市的、没有经过艰苦生活锻炼的年轻女学生来说,其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怀有一股投奔革命的热情,她们把困苦当成了试练。在步行前往圣地延安的途中,有一天姐姐常顺华对她说:“到了延安,参加革命了,我们改个名字吧。”这时,姐姐指着路边坚硬的岩石,说:“我就叫‘路岩’吧,我想做一块如路边的岩石一样坚强的革命青年。”妹妹常丽华想了想说:“那我就叫晓岩吧,东方破晓的晓。”这样,两个怀揣着坚定革命理想的女孩都以坚强为自己重新命名,由于“晓”并不是姓氏用字,所以后来到延安登记姓名时,改为了“萧”。


据萧岩回忆,当他们这一队向往真理的年轻人,经过漫长的跋涉,走到延安城南看到宝塔山时,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声呐喊:“我们到家了!”直到2010年我们采访时,回忆起这段1938年的往事,萧岩那份激动依然荡漾在脸上,70多年的岁月仍未曾冷却当年那个19岁青年的热情。


图片萧岩(右)和姐姐路岩在延安的合影】


当时,中国爱国青年都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政治、军事等各种本事,然后到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用鲜血浇灌民族的希望。而萧岩当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战场竟是在电波中。


到延安后,萧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萧岩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那两年中,萧岩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着马列主义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建立了更好的世界观、方法论。提到当年的学习经历时,萧岩说,记得在女大学习时,毛主席还到学校给她们做过报告呢。那时,风华正茂的她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理想是,在高级班毕业后,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打好理论基础,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


1941年夏季的一天,组织科的同志和萧岩谈话,说要分配她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去做播音员。这个决定出乎她的预料,当时的她对广播一窍不通,觉得所谓的播音工作不过是念念稿子,这样平凡的“技术活儿”和她的抱负大相径庭。尽管思想上不认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第二天就卷起行李,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活,告别了领导和同志,在通讯员的陪同下,到中央军委三局领导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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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走上空间战场的花木兰


到达设在盐店子的中央军委三局机关报到时,正值开午饭的时候,秘书把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姑娘介绍给三局局长王诤。王诤同志热情地招呼她:“来,我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王诤仔细地询问了萧岩的经历,亲切地和她聊着。慢慢地,萧岩对播音工作的偏见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王诤温和地笑笑,说道:“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工作呀!而应该是一件头等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知道,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对边区实行封锁,延安出版的报纸运出去很困难。新闻封锁的结果就意味着我们党失去了自己的喉舌。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人民尽快听到党的声音,打击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党中央才开辟了这条广播战线,决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呀。你可能还不知道,广播电台用的发射机,是共产国际援助的,是周恩来副主席费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重重阻碍从苏联运回来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广播和敌伪展开空间宣传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对敌斗争,争取抗战胜利呀。你是女大培养出来的干部,又是一名即将出征走上空间战场打击敌人的战士。党期待你在这个战场立战功啊!” 图片

牢记着王诤局长的一席话,当天下午,萧岩就奔赴了代号为九分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王皮湾。


我们的代号“三局九分队”


王皮湾是一个离延安城四十里地,离三局也有十多里地的偏僻村子。但是,那里景色宜人,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树和枣树。全村有十多户人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就建在村对面的山坡上,坐拥一派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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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电台只有两孔石窑洞和十多间土房,那两孔石窑洞用来做发射机房和发电机房。十多间土房住着电台技术干部、工作人员和警卫班的同志们。播音室是另外的一间土窑。


当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代号为九分队。任队长的就是曾经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学习的傅英豪同志。1940年,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并亲自带回了一台广播发射机后,为建立广播电台,党中央特意调来了傅英豪夫妇。在技术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建立起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虽然有了发射机,但没有好的发电机供电,只能用木炭炉烧煤气,用煤气代替汽油供发电机发电。因为没有钢丝架,天线架在机房山顶的树上。为了保证发电机发电,每天要有十来个人出去捡拾木炭供木炭炉烧火。由于电压不稳,在播音期间,技术员需要始终不断地修理发射机,手摇发电机发电。甚至连王诤局长有的时候也都亲自来到发电机房与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摇滚筒帮助发电机发电。


再说播音室,是一孔面积仅有十几平方米的窑洞,窗户是用边区生产的毛边纸糊起来的,地上铺的和洞内的墙上钉的都是延安生产的灰毛毯,这种毛毯可以起到一定的隔音效果。室内的陈设也很简单,不过是一张白茬木桌,一只话筒和一本字典,还有一台破旧的手摇唱机和毛主席特意送来的二十几张京剧唱片。


虽然,我们党创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播音室的全部家当只有这么多,包括技术员、警卫员、炊事员和政工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十几个,生活很艰苦,工作条件很简陋,但那里点起的人民广播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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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同志回忆绘制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机房工作情景(左为发电机房,右为发射机房)】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1940年底到1943年因发射机故障不得不停播,前后共有四名播音员,这其中,萧岩播音的时间最长。此外,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开设日语广播,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起点。三局通讯学校校长程明升的夫人原清子(到延安后改名原清志),是日本人,已经加入了中国籍。她每星期三到电台,用日语来播送对日军广播节目,旨在向日本士兵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他们积极投身反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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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清子】


电台的汉语播音稿,由新华社编辑部供稿,日语广播稿则是由王家坪敌工部提供。每天上午,新华社广播科的编辑人员把新闻稿编辑完成,由通讯员把稿件送到三局,九分队的通讯员每天下午从三局取回来交到电台。这条传递稿件的路,山水交错,通讯员每天都要跋山涉水,最怕的是遇到暴雨,延河水涨。那时,通讯员就只好用一块油布把稿件包好,顶在头上,泅水过河。日复一日,风雨无阻,通讯员总能在下午四点左右按时把稿件送到电台,其稿件大约为七八千字,可以满足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播音一个小时的需要。稿件中有党中央军委的决定、我军军事战报、解放区情况等内容。


从拿到稿子的时候开始,萧岩等播音员就开始备稿了。原本没有播音经验的萧岩,逐渐摸索出一套工作规律。那时候,电台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只能是对着话筒直接播出,因此一旦有了差错是无可挽回的。萧岩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播音,在两年多的播音工作中,竟从来没有读错过字。


除了新闻稿件外,电台还播放一些文艺节目。作为播音员,萧岩也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着演一些文艺节目。她曾经在广播电台演唱过《延安颂》等不少反映抗日斗争的进步歌曲。在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帮助下,萧岩还参与播送过郭沫若写的话剧《屈原》《裳棣之花》的片段。还用电唱机播放过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唱片。


当时,收听广播成为各解放区首长每天不可缺少的工作。人民广播在敌占区也发挥了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作用。1942年,党中央接到西南联大寄来的群众来信,信中说听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和社论,并把延安的广播比作“黑暗里的一盏明灯”。


“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广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是XNCR,X是国际上规定的中国电台的呼号,NCR是New Chinese Radio,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意思。每天开播时,首先都要呼台号。在日本侵华的岁月里,中华大地陷入沉沉的黑暗,而每天晚上,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都会有人守在收音机旁,搜索着这个XNCR,不间断地寻找黑暗里的这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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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设立的“中国人民广播诞生地”纪念碑】


耄耋回首,那就是她的青春岁月


萧岩回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重要特点是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由于延安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围攻、封锁之下,生活十分困难,全队每天只有一两多油,全月是一斤半油,伙食很简单。当时延安各地都在搞大生产,三局九分队自然也不例外,他们就在场地内外种蔬菜,种土豆。为了给菜地上肥,他们有时会到山路上去捡粪。没有铲子,就用手去捡。每次看到路边有驴粪蛋,就高兴得很,赶紧捡到筐里再放到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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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岩家中陈列的傅英豪(右)的照片】


尽管生活艰苦,不过当时全队亲如一家,过得生活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傅英豪夫妇因为是大学生,可以每月补贴十五斤面粉,技术员每月每人有一块肥皂。而像萧岩这样的单身青年,什么补贴也没有。她就经常去“蹭饭”,被他们称为“打牙祭”,看到哪个队员家蒸馒头,就去吃一个。洗衣服没有肥皂,就借人家的肥皂用。当然,由于大家都不富裕,更多的时候是遇到困难自己想办法。比如女同志们洗头发,就用灶膛里掏出来的木炭灰水洗。这种水碱性高,可以去脏,洗出来的头发很干净的。年轻的女同志当然爱美,但又不可能有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就用小米汤来洗脸,洗过的皮肤很滋润。


九分队在政治生活上也抓得很紧,每周到三局去听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政治讨论,开展组织生活,相互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也就是在两年最美的青春岁月里,萧岩结识了后来闻名新闻界的吴冷西,并最终和他携手一生。和萧岩同岁的吴冷西,当时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年轻编辑。两人谈恋爱的时候,每到休息日,吴冷西都要步行四十里地从清凉山到王皮湾来看望萧岩,当时同志们拿他俩儿开玩笑说这是“爱情长征”。后来,在延安,两个人建立了革命家庭。吴冷西,后来历任新华社社长、广东省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上世纪80年代初,吴冷西部长提出的广播“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影响了一代代广播人,至今仍发挥着指导作用。这也更加深了萧岩与广播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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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吴冷西同志】


惜别广播,她依然在宣讲延安学到的真理



1943年,延安广播电台因为机器故障不得不停播了。此后,萧岩转到了新华社工作,曾任延安《解放日报》国际部资料员等职。解放后,萧岩曾经在新华社新闻学院担任教员、教务科长,为新中国培养新闻干部。再以后,又历任北京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书记,教育部政教司副司长、高教司副司长,全国记者学会新闻学院院长、顾问,中央教委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务。1986年离休。


萧岩讲,不论走到哪个工作岗位,她都忘不了青年时期在抗大、女大接受的革命教育,忘不了在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和生活,那段经历为她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一方话筒走向三尺讲台,她依然用洪亮的声音宣讲着从延安学到的救国真理,依然在向世人发布着民族振兴的消息!


2010年接受我们采访时,时年91岁的萧岩老人嗓音依然洪亮,采访的近两个小时里,她时刻充满激情的谈话,一下子带我们回到了人民广播刚刚诞生的那艰苦却激情奔腾的年代。而今,101岁高龄的萧岩,依然每天看《人民日报》等报纸,仍然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忠实听众、观众。


十年前,当我们面对这位从人民广播原点走来的耄耋老人,听她讲述人民广播事业最初的故事,感慨油然而生。采访的最后,记者满蘸着感情写下祝福词:我们感谢并祝福您——我们广播事业的母亲,空间战场上的花木兰!


80年前,一条咆哮的巨龙从延安的窑洞里直冲云霄,它划破黑暗的天宇,用正义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80年来,延安的一点火种,已成熊熊烈焰,助推着华夏民族奋力前行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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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拍摄的电影《声震长空》】
(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刘辰莹;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载自《中国广播》杂志,修订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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