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毛主席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精神、理论、实践和艺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是毛主席斗争精神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生坚持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伟大的社会实践，总是以极富宏达的战略眼光，完美地诠释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一个斗争迈向另一个斗争。毛主席自己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都评价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但本文认为，毛主席一生为中国人民做的最伟大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1. 坚定地信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付诸开天辟地式的社会实践；2. 在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彻底的思想改造运动，建立并锤炼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的民族领导核心。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就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中国人民至今都生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的红利之中。
全文共10万余字，分为五篇连载：第一篇，阶级斗争理论；第二篇，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第三篇，两条道路的斗争；第四篇，群众路线与斗争艺术；第五篇，奠定中华民族前进的基础。此为第一篇，就教于广大读者并供研究参考。文中括号内凡仅标时间的，均请参阅《毛泽东年谱》；凡注明文章名称的采用缩写方式，由于篇幅关系不甚规范，谨致歉意。
第一篇： 阶级斗争理论
毛主席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正如他在《论联合政府》里所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1956.10.4)，针对国内各类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1926.3.18《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1、坚持、应用和发展核心观点
年轻时期的毛主席读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史》等书之后，“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发现到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941.9.13《关于农村调查》)。在其早期著作中，阶级斗争曾有很多不同的叫法，如阶级战争、阶级奋斗、阶级决战、阶级专政等，但其内涵都是一致的。毛主席在哲学的高度上认识阶级斗争理论，“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要求搞哲学的人，“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去寻找思想武器”(1964.8.18)，“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955.3.31《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结论》)，讲哲学就讲“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1957.1《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是“经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得出来的结论(1963.1.6)。“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阶级和平的学说”(1960.5.28)，“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1964.2.9)，“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 (1959.12.24-26)。“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1966.1.12)。共产党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1959.2.14)。否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就否定了辩证法(1959.12.18)，“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965.10.8)，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世界上只有两门知识，“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改造我们的学习》)，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中国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毛主席总结，“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1957.3.17)。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怎样坚持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就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课题，要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发展、建立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可能没有斗争，而且，斗争是有益的健康的过程，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颐年堂的讲话》)。必须遵守马克思老祖宗的基本原理，也必须“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1959.12.10)，然而，发展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 (《七大结论》)。
毛主席坚持一贯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七大口头报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主张阶级斗争的党”(1960.9.25《和夏基、狄克逊的谈话》)，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是要分阶级的(《世界大会后的谈话》)。阶级斗争不是个人恩怨，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七大选举方针》)。在国体这一根本问题上，毛主席认为“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资产阶级总是试图“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 (《新民主主义论》)。
在毛主席看来，阶级斗争是一切问题的最根本要点，种族问题(1963.8.8)、民族问题(1963.8.9)实质上都是阶级斗争，宋玉写的《风赋》(1958.5.23)、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使他联系到阶级斗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1959-1973《关于〈红楼梦〉的一组谈话》)。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课题中，最主要也是最复杂的困难课题。单有理论和纲领还不够，还要有具体政策，认识问题的本质需要一个过程，过去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有明确的斗争对象，这些具体对象在表面上消失之后，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毛主席后期探索的问题。究竟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如果承认有阶级斗争的话，斗争对象和性质是什么？这个答案就是道路问题、路线问题。
2、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中国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没有争论，在建国初期也没有争论，但是，在初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主席认为“阶级还是存在的”观点(1958.9.5)，却引来不小的争论。毛主席将阶级分为“经济剥削的”和“政治思想上的”两层概念，并认为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1958.11.21《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并且提出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点(1964.5.15《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针对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说成没有”(1964.3.28)。“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1957.6《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当然要针对和结合实际情况，“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1941.10.30)。在农村合作化完成之后，形成集体经济，问题暴露地最早，这些问题有些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封建势力遗留问题，“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1960.12.23)，但其要害是“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960.11.15)，所以“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1960.12.23)。在城市，也出现了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的情况 (1966.3.20)。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要求全党进行思考这些基本问题，“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1962.8.6) 毛主席十分注意党内的变化，提出了“官僚主义阶级”这一概念，认为这是“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并认为他们“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1964.12.12)。毛主席认为，反对修正主义不仅仅是反对赫鲁晓夫的问题，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能“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段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1966.12.21)。
在毛主席晚年计划去见马克思的时候(1962.8.5)，他一再强调“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但矛盾分为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道路之争本身是对抗性的，“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62.8.5)。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引下才完成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国内国际古今中外的多方面因素，如何理解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二、基本矛盾的争论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矛盾的认定，在毛主席在世的时期，曾经有过争论。这场争论是毛主席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与不断发展的过程，回忆这场争论对于我们理解毛主席的阶级斗争观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八大与八大二次会议
八大于1956年召开，时隔不到两年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两次会议的层级是一样的，都是全体会议。这两次会议最大的变化是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结论，从发展生产力，改回到阶级斗争。八大召开之前，毛主席在多次同外国党代表团谈话时，就戏称自己是“跑龙套”(1956.9.24《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多次批评斯大林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1956.9.22)，并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1956.9.23)。多年以后，毛主席自嘲：“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1963.6.3)。八大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当然基于很多原因。在那个具体的时段，有马列主义自身的局限，有国际共运社会实践的局限，有结束不久的国内战争年代阶级斗争形式变化的反差，有刚刚结束对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知，也有苏共对斯大林晚年评价的影响，苏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林林总总，有很多原因，形成了很多历史局限。正如毛主席在审阅八大政治报告时所说，这种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1956.8-9《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毛主席率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在谈及中苏关系问题，提到阶级斗争问题(1956.11.5)。“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1957.4.4-6)。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且这样讲，并“没有什么害处”，“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1958.6《关于主要矛盾问题》)。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957.2.27)，这种认识不是调和的结果，而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当然会有辩证的、不同的侧重。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8.5.5)。不能只看到大规模轰轰烈烈的表面的外在的阶级斗争，要充分意识到还有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1959.12.18)。毛主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方面和宇宙观的上层建筑方面，这种斗争要求不断改变一些政治制度(1960.3.24)。
2、阶级斗争的长期性
毛主席并不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在经济上中国就可以实现全面赶超英美的目标，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根本性问题。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是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做最基础的谋划,并非仅仅出于对于理论的执着，更也不是个人恩怨。毛主席的这种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党内广泛的支持，普遍认为政治挂帅很重要(1962.9.26)。
A、“阶级斗争为纲”
毛主席说话很形象很有个性，他经常以纲目之说强调一个中心问题。他曾经说过“以粮为纲、以钢为纲”(1958.11.10)，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要有一个重点，以点带面，在强调培育畜禽新品种的时候，他还说过“以猪为纲”(1960.2.29)。在确认“纲目”的过程中，不能胡子一把抓，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纲只有一个。在政治层面，他主张“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1971.9.12)，就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四清运动期间，当有人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毛主席当即表示赞成(1964.3.29)，认为这是抓住了重点。
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改变中国面貌的过程，肯定是漫长而艰辛的，在毛主席年轻的时候，他就对自己的亲友们说，革命还才刚刚开始，“还得三四十年”(1927.1.4)。建国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主席认为这种斗争将持续“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将“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1959.8.16)。到了晚年，他说，“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1964.12.13)，“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1966.2.8《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
早在1956年刚刚完成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就在给黄炎培先生的信中，谈及了后来几十年革命实践的大致轮廓。首先是“阶级矛盾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要回避矛盾，“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其次，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予以解决(1956.12.4)。最后，当时全球化尚未展开，所谓国际交往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即使是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局限内，毛主席已经充分考虑到“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1956.12.4)。果然，几十年以后的后来，国际性因素对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主线，是指各项工作的指针，不是要替代其它工作。在各行各业都在抓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认为，主要矛盾之外，“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1960.3.25)。他反对唯心论、形而上学的一些做法，把阶级斗争理论“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1960.3.24)。及时提醒“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1962.9.24)。
B、道路问题和思想问题
毛主席最先发现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后来才聚焦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再后来他发现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因此，如果政权被篡夺，“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975.2.18)。已经被推翻的反动势力、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总是企图复辟”，“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使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962.9.26)。
中国到底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典型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复辟。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首先，在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早期形态已经不可能复制了，因为帝国主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国家复制这种形态了。其次，蒋介石政权固然有强烈的封建色彩，但其本质上是官僚买办政权，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从阶级性质划分来讲，属于殖民地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是指蒋介石政权下的形态。因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党总是一分为二的，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1963.4.21) 对于执政党而言，自身也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悄然变化，毛主席深信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之后，是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关键在于领导权，“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而他深信人民向往的是社会主义(1948.9《政治局会议报告和结论》)。中国无产阶级具备这样的领导力，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无产阶级早于中国资产阶级就出现了，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有资格代表进步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备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七届二中报告》)。
对于如何保持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这个大问题，毛主席的思考也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民族的利益，实现了国共合作，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这一根本问题(1937.9.1《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并及时提醒“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于右倾机会主义”(1937.9.14)。建国、土改、合作化“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1958.1.3-4)，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破坏的了，再次破坏什么结果。在晚年，毛主席充满忧虑地担心下一代会不会“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1965.1.9《和斯诺的谈话》)，所以，他特别注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能掌握权力，要继续“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967.1.14)。
在和平年代，阶级斗争理论依然是信念建立的根本，是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策反的利器。对此，毛主席强调“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1958.1.3-4)。虽然斗争的性质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主席坚持“革命战争时期那股劲”没有过时，“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1962.8.17)，但是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人们，不能“把阶级斗争忘记了”(1962.8.17)。对人们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实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1963.5.9)。
毛主席坚持继续革命理论，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必然反映在党内(1959.8.16)，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他在1958年，就不同意把促退派视为少数，而特意改为许多(1958.1.3)，防止出现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本质上是政权问题(1967.11.3)。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斗争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1959.8.16)，由于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毛主席主张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1963.6.3)。“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1959.8.16)。他以昔阳大寨经验具体阐述了“什么是基本矛盾，这就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1963.5.7)，“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1963.5.7)。毛主席非常清楚思想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持之以恒，“一下子变不过来”(1959.8.16)，“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1964.3.30-4.1)。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坚定地警示：“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1976.3.5)。
三、国际化环境下的阶级斗争
在召开八大的时代，国际化、全球化程度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体化程度，人们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基本上还局限于国内的阶级划分状况。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国际化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对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影响，和今天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当时的国际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军事层面，很直接具象，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内部渗透程度，尽管如此，毛主席依然看到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相互影响，“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1958.10.2《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
1、阶级斗争的国际性
从年轻时期起，毛主席就开始审视全球，在分析中国社会时，紧扣已经变化了的全球形势，具有人类发展的国际化宏达视野。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这种判断的背后，是对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刻分析和透彻理解。贯穿于毛主席国际观的核心理念，正是阶级斗争理论，中国无产阶级所对抗的绝非仅仅是本国的反动派，而是全球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曾经的“落伍”(1949.9.21《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和现在“绝大的变化”(1940.1《新民主主义论》)，无不充满了国际因素。资产阶级内部尽管有矛盾，“但是在对付革命这一点上他们往往是能取得反革命的一致的”(1939.9.18《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实质上是美国问题，美国是中国生存发展议题上，无法绕过的话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反美、土改、镇反三大运动(1951.1.19)，这三项无一不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1935.12.27《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因此，我们在讨论和认识国际问题时，必须牢记毛主席的基本观点，从阶级斗争理论入手，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一体性(1958.12.12、1961.1.23)，认识到美国的“自由、平等、和平”的阶级属性，比如说，他们的所谓核不扩散，仅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核技术封锁，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在其限制之内(1964.10.8)。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不要指望着美国会发善心，“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1949.8.14《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帝国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因形式上的退出而终结，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看待中美关系。70多年来，中美之间经历了很少来往——密切交流——若即若离的过程，这种“滚翻过山车”似的经历，深层次原因还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应。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限制，其最根本的动因就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动向，封锁是西方得心应手的手段，目的是迫使对方屈服，不屈服就会被贴上封闭的标签，而中国可以保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正是因为中国建立并坚持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2、通过其代理人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
帝国主义一直希望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并希望他们的代理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掌握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主导权。“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七大结论》)，中国是一块肥肉，物产丰富、人民勤劳，自从世界进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社会之后，多年来谁都想吃(1972.7.24)。相对后起的美帝国主义，起初反对任何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独占”中国，希望中国“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殖民地”(1934.4《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后来又企图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轨道，成为他们的半殖民地(《七大口头政治报告》)。
美国西方历来对中国采取的策略都是要建立一个代理人政府，从《辛丑条约》开始就是这个思路。美国一直在中国扶植亲美的半殖民地政府，也就是蒋宋政权，这里之所以不称其为蒋介石政权，是因为单靠蒋介石，中国政府还只是一个军阀政府，加上宋美龄才成为一个既可以控制中国人民，又可以“一切依赖美国”，维护美国利益的政权，忠实地履行“洋大人的账房”这一标本级的亲美半殖民地政权段职能(1923.8.29《纸烟税》)。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三年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八年抗战的继续，美国人支持蒋介石的根本目的在于试图把维系中国半殖民地的状态，“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做美国殖民地的奴隶”(1949.7.7《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蒋宋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将中国的利益出卖给美国，其中就有堪比《二十一条》的《中美商约》(1946.12.9)，使“中国将被拖进实际上的殖民地地位”(1945.7.8《评蒋介石七七演说》)。当这一老早定了的方针(《时局和方针》)，受到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的抵抗时，美国就支持蒋宋政府发动内战屠杀中国人民。
直到1949年初，当蒋宋政权在军事上已经崩溃的情况下，蒋宋政权一方面希冀于美国直接出兵干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方面试图通过谈判，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继续保持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1949.1.15)。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计划，当然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美国也只能“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1949.2.15《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即使是在蒋宋政权行将彻底垮台之际，艾奇逊还在通过《白皮书》夸耀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推销他们的西方唯心主义思维价值理念，他们企图继续依靠经济与意识形态两个轮子继续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希望用秩序、“法治”维持自己“西方中心论”的在中国的优势地位。
从1948年8月14日到9月16日，毛主席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系列文章(《反美五篇》)，从阶级斗争入手，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调。美国看到国民党的失败，就想制造一个新的代理人政府，“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使其合法化，继续进行“内部破坏”(1949.1.8《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以维持其在华利益。毛主席当然不会让这种妄想成为现实，于是美国就准备“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1948.12.4《对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谈话材料的批语》)，美国扶植的一批人，“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1948.12.30《将革命进行到底》)。按照艾奇逊的设想，这批人“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c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原因之一是这批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倡阶级斗争，“因此，必须推翻”(1949.8.14《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不要小看了美国的这一战略，从过往的历史上看，在前苏联得手之后，在中国也几乎就成功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美国的努力之外，还在于美国的计划在中国的确可以找到一些社会基础。这也是美国多年以来，不断对中国进行精神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必然结果(1949.8.30《“友谊”还是侵略》)，大批“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1949.9.16《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就是这种社会基础的中坚力量。艾奇逊们永远无法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履行马克思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1949.9.16《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有些人借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为由，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工作不重视经济发展，这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不仅很懂经济而且抓住了经济工作的核心问题。
1、建国前经济管理经历
在苏区时期，毛主席曾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集体，转为主管地方行政工作。毛主席对于新的岗位充满了热情，非常投入地进行各方面的工作，为我们了解和理解毛主席的行政特别是经济管理能力与思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毛主席管理行政、经济工作很细致很专业(1934.4.10《乡苏怎样工作？》)。经济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反复强调要动员群众搞好经济建设，在群众中造成经济建设的热烈空气，以此来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针对有些人不敢从事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劝说这些同志不要怕被人骂为“右倾”；他大胆地鼓励金融与商业活动，并有计划地搞好向白区出口商品，与白区互通有无，对于商业也组织政府积极参与，而不是让私营商人独占贸易；针对当时的形势，他提出了搞好经济，服务战争的相关口号(1933.8.12《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领导并参与了大生产等多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但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甚为紧迫，毛主席的这方面管理活动已经开始比较宏观了。毛主席对地方上的干部们说：“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1948.4.1)。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谈及外贸管制时，指出外贸管制政策是必须实施的，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以后，才可以放松这种管制(《七届二中报告》)。他指出，“只看财政不看经济”，没有严格的对外贸易管制是金融、贸易系统的两大根本错误(1947.7.21《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自身尚没有足够强大，特别是尚没有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严格的外贸管制是必须的，这不是封闭思维，而是为了更快更大的开放积蓄力量。在建国前夜，毛主席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必须重视“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适当的位置(《一九四八年的工作》)。
在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总是在考虑整体战略问题时，充分考量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且不论三大战役中，调动无数民工用小车推出胜利，就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军最为艰苦的阶段，毛主席的一些重大决策也都充分地考虑到经济因素，并且能够以经济弱者的地位，向经济强者发动经济战。熟悉解放战争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集团最终的政治崩溃，实际上是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叠加而成的，二者以军事失败为主但又紧密相连，此外，加上美国人对于蒋介石的经济算计，蒋介石集团的财政经济很快就垮台了。蒋介石的经济失败起源于刘伯承帅部挺进大别山，毛主席决心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以大量消耗蒋介石集团的财力物力，挺进大别山对于蒋介石集团最致命的打击，在经济层面甚至超过了军事层面。
2、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毛主席历来注重经济发展工作，当有人提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斗争的排序，是否应当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时，“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1963.5.11)，他认为“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1964.7.14《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主席非常清楚在帝国主义横行于世的世界，经济不发展，国家就很可怜，别人就瞧不起你(1960.3.25)，身处这个“实力政策、实力地位”的强权时代，没有实力就会被轻视，“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1960.4.13)。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他非常认同列宁说的“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死存亡问题的观点，一定要忍受牺牲，以确保“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1959.12.15)。
在国内发展思路上，毛主席要求要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1963.8.26)。即使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他也认为，经济建设是“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1940.9.25)，建国前夜，他主张进城之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它劳动群众，做好“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如果生产建设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我们就会要失败”(《七届二中报告》)。在建国初期，他认为“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1953.3.19)，一定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1953.2.20)。
在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反复提醒运动的步骤，“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1964.3.28)。在“文革”期间，他认为“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1966.8.8)，抽调工宣队“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1968.8.25)。他认为，“文革”“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1967.12.18)，非常强调“抓革命，促生产(1966.10.24)”，他一向认为，“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1963.5.8)。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1964.3.24)，在同苏联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1960.9.15)，一部分人负责管写文章，另一部分人管工业(1963.7.23)。毛主席关于生产与政治相互促进关系的观点，得到了党内的认同，建国初期，当毛主席讲过“以生产为中心，因为生产总是重要的”之后，邓小平同志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毛主席昨天晚上交代的要搞统购统销必须结合总路线来讲” (1953.10.13)。
3、政治与经济管理
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思路与方式，完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现在很多人熟悉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在经济管理依靠谁的帮助谁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上，他认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七届二中报告》) ，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才能避免各种“左”的和右的糊涂思想的错误，抓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核心的促进作用。
A、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在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发现他们并“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1959.12.21)。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其核心在于要改变个体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1956.1.25)。在中国还有一个变革封建所有制的问题，地主阶级“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西北野战军的讲话》)。毛主席在讲到斯大林关于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的重要性时，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斯大林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不容易达到的”(1958.11.10)。毛主席认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可以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在工农业方面，进入世界强国行列(1963.9.22)。
世间做任何事情，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心气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解决了军队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同时，注意解决农民为谁种地的问题，使得农民焕发出无穷的生产与支前的干劲(《富农问题》)。在和平年代，同样要这样做，工作者的“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1959.12.24-26)，只管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1964.3.24)，生产也搞不好，相反，“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1958.4.25)。整风反右、四清运动(1965.11.12)，都使“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的结果”(1958.9.5)。在“文革”期间，他也认为“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1966.7.21)。
毛主席在苏区的时候，就已经有明确的思路，如果不坚持正确的道路，人民得到的一切都可能会失去，所以，在稳固地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前，最重要的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动员贫农，保护新生的政权(《富农问题》)。生产力发展的脉络是先有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然后有了社会革命夺取新的政权，才能消灭旧的不合理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并保护合理的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1959.12.15)，建立“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1959.12.15)，“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1963.12.16)。
B、政治与经济管理的结合
抓阶级斗争就是要抓人的思想问题，1959年，毛主席担心钢铁指标定得过高，邓小平同志说有军令状，毛主席说：“军令状有时也靠不住。关云长立了军令状，结果华容道上曹操还是走掉了”(1959.3.29)。他曾批评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而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的这种脱节现象”(1955.11.22《对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在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之后，就是“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1958.2.18)，生产情绪低落造成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等问题所致(1957.2.24)。
毛主席对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拘一格，他欣赏列宁同志的说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1959.12.19)；也对劳动模范们讲，你们“是干部的后备军”，要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做“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1945.1.10《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还鼓励大家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措施，“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1962.9.25《关于改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毛主席非常厌恶那些碌碌无为的惰政闲官，批评他们“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当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1953.4.3)，期待那些敢作敢为，勇于承担责任的，搞工业的“秦始皇”(1959.3.26)。对待基层干部，毛主席也采用了即严格要求又适当宽松的策略。对于犯了多吃多占错误的干部，他认为应当退赔，但是，如果“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并需要进一步走群众路线，如果“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1963.4.9)。他举出屈原的例子，要干部们“接近社会生活”(1959.12.24-26)，做出一番大事业。
毛主席要求干部们关心群众的生活，并认为群众的衣食住用行安排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国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1959.7.2)，主张提倡增产节约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1952.8.3)。毛主席非常辩证地看待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强调人民公社基本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要执行按劳付酬的方针，物质刺激与精神教育需要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要以政治教育为主，物质奖励为辅。“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1959.2.27《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物质刺激是“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1959.12.24-26)，同样，精神鼓励过头了一样，也会造成向物质鼓励一样的个人主义(1959.12.24-26)。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偏废了哪一样，都“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1959.1.27)，必须在进行物质奖励的同时，提高人们的觉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1959.12.28)。
很多人常说“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把“发展”理解为物质发展就片面了，把“发展”仅仅看做是少数人的任务也错了。毛主席非常看重基层的积极性，如果领导层将经济发展看成是仅仅是自己的责任，而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结果将是上下交困”，“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1945.4.27《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要组织群众“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1944.1.10-11)。一个家庭养200多头猪，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是，就60年代的水平，这种情况绝对代表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方向，获得了毛主席的积极肯定，并认为“应当推广”(1960.1.26)，并提出了“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1960.12.24-1961.1.13)，以此鼓励养猪和其它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以及农村集市贸易的发展。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政府的经济组织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毛主席积极主张三线建设，这实际上就是开发西部，中国的工业历来布局在东部，特别是沿海一线。这样的布局既不合理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性和局限性，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开发西部是从孙中山就开始的梦想，而毛主席将其变为现实。毛主席鼓励各省都搞工业，“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1960.3.25)，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工业还是一张白纸，全面开花调动各地的积极性，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经之路，也是快捷之路。在科技方面，毛主席也主张党“可以通过计划来领导，把科学研究纳入整个计划”(1957.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