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我们要守护我们自己，守护人类的未来，所以我们要守护他。
如果没有榜样，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同在一片天地的、爹生娘养的、有血有肉的人能够走多远，能够有多纯粹，能够有多高大。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处都是只考虑自身利益、一切从功利原理出发、不顾及他人感受和需要、缺乏同情心的利己主义者和“理性人”，我们大抵不会相信人可以去奉献，更不会相信人居然可以做到无私。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是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八面玲珑、明哲保身的职场高手、“聪明人”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大概不会相信人可以有担当，人可以去为民请命，更不会相信人居然可以有理想，更或为了理想舍身成仁。
如果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充斥着遇到些许挫折就怨天尤人、满腹牢骚、阴阳怪气、消极悲观的“丧”人和“废柴，我们大概不会相信人可以有乐观主义，更不会相信人居然可以那么的大无畏、那么的阳光。
人都是被自己的生活经历所教育和激励的。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必然造就什么样的认知，因此有人说，人要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当我们见到一个人宽广如大海，就会相信人的胸怀可以容纳万物；
当我们见到一个人深邃如星空时，就会相信人的智慧可以包藏宇宙之机。
因此，当我们见到这样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相信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可贵的人。这种相信本身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是足以激励并改变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正是一众虚拟偶像、超级英雄和神话人物所无法比拟的地方。
1919年，26岁的他还在“北漂”，生活困苦，地位低下，他自己这样说：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面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
“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到了1935年1月，红军在连续失败中艰难前行，但他却提笔写下：
这里的“漫道”指的是“不要说”，意思是不要说娄山关雄关如铁难以攻克，如今我们重整旗鼓再向前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亡国论”“失败论”甚嚣尘上，有些文人甚至鼓吹“抗日必亡”，要求对日妥协。还是他，以大智慧写下《论持久战》，不仅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还坚定地指出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1949年8月，面对美帝国主义的霸凌，他又提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其中有一句这样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每当见到这样的他，我们的内心总是能萌生一股力量，那生机勃勃的样子，即便是在数十载后、将近百年的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
大致是一九零几年，那年十多岁的他还在读私塾，跟我们一样爱读小说、爱看闲书。他自己曾这样说：
“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到了1912年，19岁的他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在图书馆的墙壁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很是感慨。后来的他回忆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绝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975年7月28日，那时，已经82岁高龄的他，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他戴上眼镜先是静静的读书，后来又小声低吟着什么，继而突然嚎啕大哭，哭得白发乱颤，哭声悲痛莫名。医生唐由之上前劝慰，才知道他看的原来是南宋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每次见到这样的他，我们的内心总是产生巨大的震撼和莫名的感动，直至泪流满面，我们知道，这是至善的力量在澎湃的奔涌。
当我们见到了他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见到了人的风华正茂、少年英姿；
见到了他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见到了人的潇洒；
见到了他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见到了人的与天奋斗；
见到了他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见到了人的志向可以如此的壮美。
也许，这些东西在别人身上也会看到，比如秦皇汉武的伟略，董生许慎的雄才，李白苏轼的文采，洪武永乐的功业，但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可以通过奋斗实现美好生活。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真的可以为了理想抛弃高官厚禄，躬身实践，虽九死其犹未悔。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真的可以做到率先垂范、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永葆赤子之心。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真的可以立功立德立言，在当下成就“三不朽”，而不仅仅是传说。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真的可以做到大公无私。还会相信人不是只有自私的一面，还有无私的一面，并且无私可以被激发和壮大。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人真的可以是理想主义者，还会相信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善的力量可以被集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可以也值得被依靠。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精神的力量，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心的力量。
因为见到了他，我们会相信走人间正道居然可以成功，尽管充满曲折和沧桑，但依然是那么的伟大。
大家常讲，他最大的功业是在最黑暗、最混乱、最艰难的时刻把深陷泥潭的中华民族拉了回来，并且为中华民族重回巅峰奠定坚实基础。
但事实上，他更大的功业是他自身成为了一个榜样，一个至公至大的榜样，一个足以照耀千古、为万世师的榜样。有了他，我们就会相信真、善、美真的存在，就会相信人世间可以被改造的充满温暖和光明。
他是乱世的烽火，是盛世的明灯，他昭昭如日月，照耀着中国，也照亮人类的前路。
——仅以此微小的文章，纪念先生诞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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