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寒冬，在《秘密报告》发表后不久，格鲁吉亚（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开始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
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
3月10日，苏军出动实弹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了枪，有数百人伤亡，超过200人被逮捕……
这是曾称作“红军”、“人民军队”的苏维埃武装，第一次将枪口对准苏联人民。
而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威信。
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党对意大利工人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
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但《秘密报告》公开后，已不足14％”。
在美国，美国共产党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
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世界范围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讨论、针对斯大林模式的激辩、针对《秘密报告》的反应，第一次爆发世界性影响的，就是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在史学界也被认为是美国方面受到的一次启迪：在军事力量无法撼动苏联、颠覆苏共执政的情况下（1949年苏联已成功爆炸原子弹），完全可以通过颜色革命、舆论煽动、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对红色阵营进行瓦解。
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通过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本。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共产主义世界的原子弹！
杜勒斯还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
1956年3月1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译本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这比许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党、群众看到报告全文还要早。
接着，法国的《世界报》也刊登了《纽约时报》所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法文译文，迅速传遍资本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而赫鲁晓夫本人，则成为了西方政客眼中的“美人”，他们对这位苏联新领袖垂涎不已，也为三年后臭名昭著的美苏戴维营会谈埋下了伏笔。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屁颠屁颠地飞往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美苏会谈。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能解决一切世界问题。
在玛丽莲梦露吹弹可破的肌肤诱惑下，伴着香气扑鼻的美国牛排，沉沦于纸醉金迷之中的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创造了“戴维营精神”，正式开始谋求“美苏G2共治”。
戴维营会谈被赫鲁晓夫视为其个人和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他似乎真诚地相信，一个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对美国而言，“戴维营精神”更多是缓解柏林危机的策略性举动，而非接受与苏联“平起平坐，共管世界”的战略承诺。
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这种美苏之间的公开“亲密”无异于一种“阴谋”，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赫鲁晓夫这种“G2”幻觉的顶峰，为此后中苏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问题埋下了伏笔，也预示着苏联革命事业破产的开始。
在我党方面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赫鲁晓夫的路线本质上是取消革命，向帝国主义投降。
对于赫鲁晓夫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的看似温和实则追求对美缓和所谓“和平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赫鲁晓夫同志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判断，张着獠牙血口的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与苏联做朋友的，敌人想的只有一件事：灭掉你！
访美半年多后的苏联五一大阅兵，美国派出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检阅台上的赫鲁晓夫无奈之下只能下令拦截击落。
通过审讯飞行员、招供出美军的对苏侦察战略，赫鲁晓夫一年前在美利坚满面春风地“对美交好”彻底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笑柄，也被各国共产党视作为“否定斯大林”的后遗症。
两年后，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赫鲁晓夫在美国人面前的怯懦又直接暴露了苏共修正主义集团的虚伪和政治幼稚。
正如毛主席就赫鲁晓夫在整个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所做出的精准评价：
前期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后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很难想象，如果斯大林在世，苏联、苏军会是如此风貌。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政府与苏联的接触始终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策略考量，而非战略上的伙伴关系构建。
缓和战略是为了管控风险、避免核战、分化共产主义阵营，而不是为了与苏联分享全球霸权。
当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后，艾森豪威尔可以轻易地中断巴黎峰会；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甚至更为强硬的表示“美方是可以按下核按钮的”。
赫鲁晓夫的“G2”倾向，不仅激怒了中国，也引起了东西方阵营其他国家的警惕。
在西方，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致力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人的欧洲”，坚决抵制美苏主宰的“雅尔塔体系”的延续；
在东方，中苏决裂后，阿尔巴尼亚等国公开站在中国一边，罗马尼亚等国也开始奉行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而赫鲁晓夫却依然沉醉在两极独大的旧梦里，如此落后于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思维，几乎注定了他的政治结局。
1956年时中国已完成三大改造、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但赫鲁晓夫对于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越来越感到害怕。
特别是，面对自己身为世界第一社会主义强国的首脑、但事实上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现实，赫鲁晓夫更加无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羽翼丰满”。
根据吴冷西的回忆介绍，1954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对阿登纳说：
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
接着，赫鲁晓夫讲了历史上成吉思汗是怎样从中国打到欧洲东部去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本人把中国当成“黄祸”的，在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的身上完全看不出一丁点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影子。
赫鲁晓夫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
赫鲁晓夫的“欧洲第一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极为根深蒂固，这也直接反应在后续他的一系列对华控制性举措：撤走苏联专家、妄图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妄图与中国搞所谓“联合舰队”、把我台湾问题国际化……
台湾问题是一个刺激国际局势的因素，应向世界舆论表明，中苏不会为台湾而打仗。
台湾现在不能解放，可索性，你们就像苏联内战时期(1920-1922)对“远东共和国”那处理。
赫鲁晓夫在这里实际上是要把我台湾省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台湾处于美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美国应该撤军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除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其时更为“用力”的就是加深对中国核武器研发的压制。
在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而没有搞成以后，次年6月，怀恨在心的赫鲁晓夫立刻公开宣布不再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也不再供应中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并且，还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1957年时能签署，也是拜毛主席当时同意出席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给赫鲁晓夫撑撑场面所赐）。
赫鲁晓夫撕毁1957协议，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且是在1959年他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
很显然，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发展，这是作为修正主义头子的赫鲁晓夫，彼时献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而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就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极其偏袒印度而责备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在西藏边境地带‘惹怒’印度、‘破坏地区和平’，中国应当接受麦克马洪线”……
访美结束之后，赫鲁晓夫马不停蹄来到中国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求我们放弃解放台湾，还要求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
在1959年10月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主席发生了一场大争吵，认为中国“不知收敛、对美过于强硬”……
从中国回去以后，赫鲁晓夫继续大骂我方“公鸡好斗”，说中国共产党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等等
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直接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