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大家都对他很熟悉，毕竟同一人冠名两次错误路线，而且还是一左一右，他是独一份，很难不引人注目。
另一方面大家又对他很陌生，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长期的器重，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他的长处与错误之间有什么联系，历史书却语焉不详。
这篇文章就试着对他做一个客观的介绍，带大家了解真实的王明。
（本文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下篇陶叔正在抓紧时间写作，本周六上午发布，请大家届时来看，咱们不见不散~）
王明原名陈绍禹，出生于1904年。建党时他才17岁，当然无缘参与其中，是个小字辈。
但是就如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年轻人一样，他聪慧，富有激情。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积极参加游行示威，被推选为学生领袖。不久后，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按国共合作的约定，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继续支援中国革命，苏联政府决定：
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帮助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
中山大学第一期招生340人，湖北只分配到10个名额。王明积极争取，主动向组织递交了申请。
虽然顺利进入初选，可最终名单公布后，呼声很高的王明却榜上无名。
这对王明是不小的打击。但他不想放弃，心念一转，就跑到江西去申请。可惜晚了一步，江西的名单也已经公布。王明空手而归。
王明并不死心，又回头找湖北省党部。省党部见王明意志坚定、不辞奔波，破例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信，要求保送王明。
当时，保送生大都是国民党达官要员子弟。比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
但由于个人的不懈努力和组织的格外关照，出身寒门的王明幸运地成为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特批的第20名保送生。
王明对出国留学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主动放弃了这种机会，因为他认为留在国内研究实际问题更重要。
这并非是对当时出国留学的否定，只是相较而言，有的人善于抓住机会，而有的人却能自己创造机会。
当年10月，王明终于到达心中的圣地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刚一入校，王明就发挥出学霸本色，很短时间达成两大成就。
二是理论能力，很快对马列著作烂熟于心，讨论问题时引经据典，对原文信手拈来。
这两项本事正是当时中国革命者的普遍短板，王明自然脱颖而出，引起了学校师长的关注。
其中，中大副校长米夫更是对王明青眼有加，收为入室弟子，给了他很多崭露头角的机会。
从1925年到1929年，王明在苏联学习、工作了4年时间。4年里，他除了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建立与米夫等关键人物的关系外，还有两大收获。
一个是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留苏学生宗派，即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他们都自认最懂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彼此互相欣赏。
另一个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参加了多次政治斗争，斗争对象包括同学、学校老师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任团长瞿秋白）。
王明政治感觉敏锐，善斗好斗，而且从无败绩。当时同在苏联的张国焘、左权等人都吃过他的亏。
有了自己的人，又斗倒不少人，王明自然是信心爆棚。同时，他也悟出了自己的“革命经验”：干革命就得有苏联人的支持！
带着苏联师长们的嘉许，王明于1929年3月学成归国。
但是，任你在中山大学多风光，回国后还得从基层干起。他被分配到上海党组织，依旧是做宣传干事。
不久，王明参加一次会议时被捕入狱。他心急发出求救信息，差点导致我党秘密机关暴露。
因为这次严重违纪行为，在1930年2月被营救出来后，王明就被党内警告。
刚回国不到一年，就背上了处分，这位留苏精英在党内的前景迅速黯淡下来。
但是，党内一次激烈的变故，给了王明“起死回生”的机会。
在许多史料里，向忠发被描述成一个形象代言人，本人没有什么能力。只因他是工人出身，符合共产国际增加无产阶级成分的要求，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被指定为总书记。
其实，向是搞工运起家，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人队伍里威信是很高的。而且因为感受到国际的重视，上任后向忠发踌躇满志，很希望有一番作为。
同时，向忠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经验，但是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格局，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意见，特别是对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很认可。因此，在周恩来的辅佐下，中央的工作开展得有模有样，全国的革命力量有了稳步的发展。
但是不久后，中共中央却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向忠发亲自与远东局多次当面交流，却发生了激烈争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可远东局有先天优势，掌握着通信电台，时不时请来国际指示进行强压。
这就激起了向忠发的脾气，你告老师我也能，决定派周恩来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