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希望，最主要的来讲，可能取决于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第二个是社会层面的组织制度选择和对其符合时代发展的动态驾驭；第三个是外部对其的影响和塑造。
关于阿根廷的命运与选择，是值得展开来讨论的，因为这不仅仅是阿根廷自己的事情，还牵扯到世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具体而又深刻的变化。
四十年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但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件事，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具体的做法。
一
那时，正值拉美债务危机大爆发。
源于越南战争的超额支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宣布“违约”，不再承诺美元跟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美元跟黄金脱钩后开启了疯狂扩张，使得拉美国家持续的借入大量的低成本美元外债，用来维持消费经济。
而由于基建和实体投资不足（美国人又不去拉美搞具体建设），拉美国家自身产品和服务持续稀缺，导致拉美国家借入的美元，最后都用来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了，并没有在硬件和软件等层面沉淀为本国发展资源。
也就是说，美国用给拉美国家发（借出）美元的方式，刺激了拉美国家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这些借给拉美国家的美元最后变成了美国企业的营收和现金流，支撑了美国产业和美元体系的扩张，而留给拉美国家的，只有巨额债务。
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国通胀飙升到了超过15%，美联储将利率提高到了接近20%，这导致拉美国家一方面没有了低成本美元可借，负债消费经济难以维持，另一方面自身国内经济由于没有创造出内生的循环体系，就面临全面的崩溃。
到了1982年，墨西哥首先暂停偿还美元债务，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紧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智利都宣布没有能力再偿还美元债务。
这是人类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之后，第一次出现如此规模巨大的集体性主权信用“违约”，这也是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之后，缔造的周期循环对依附性经济体的第一次整体性冲击。到1986年的时候，拉美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已经飙升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积重难返。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紧接着，美国和其金融集团，利用拉美国家经济崩溃之际，迅速展开了“债务重组”谈判，要求这些国家出售国有资产，缩减政府开支，按期还本付息等。
拉美国家刚开始不同意，为了增加跟美国的谈判筹码，准备“组团”谈判，也就是所有拉美国家，组成一个谈判代表团，跟美国和其金融集团进行整体性谈判，如果美国对拉美国家不减免债务，拉美国家就要集体违约。
结果呢，美国拒绝跟拉美国家集体谈判，直接告诉拉美国家，美国只接受单独谈判，而且还抛出一个“诱惑”，就是谁先跟美国谈判，谁就能获得更早的救助和更低的救助条件，还会减免少许债务，美国评级机构甚至可以对其搞特殊，调高其主权信用评级，这样就可以再去借新债了。
这一下子就把拉美国家给分化了，墨西哥立马倒戈，选择单独跟美国谈判，紧接着阿根廷也倒戈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拉美国家都同意不再违约、按时还利息。
那最终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拉美国家经济一夜回到解放前，阿根廷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也出不来了，内部造血能力永久性丧失，而且由于政府得持续紧缩和接受美国金融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的监督和审计等，使得政府支出严重受限，在基建、教育、社会保障和安全等层面的投入急剧减少，整个社会进入了超低水平的躺平式发展模式，时至今日还都是烂摊子，阿根廷等原本是奔着发达国家去的，结果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也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遇到了拉美债务危机，使得中国在各类产业的具体开放策略等层面，有了一定的“节奏感”，从自身的土地建设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到引进加工贸易和各类制造业等，逐步走到今天，在进口、服务、消费和金融等领域持续的高水平开放，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完全是在非常主动的，“以我为主”的这样一个逻辑上实现的。
这使得中国可以较为平稳的走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等，而很多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的拉美，90年代之后的东南亚，以及2008年之后，尤其是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的欧盟（欧债危机加速了英国脱欧，如今又爆发了对欧盟影响巨大的俄乌冲突等等），都出现了地区经济和地缘政治趋势的巨大动荡。
如果回到当下，我们从阿根廷的身上，似乎又看到了四十年前的影子。
二
由于最近几年美国为了维持消费经济的规模和应对疫情冲击，以及确保在GDP总量上不被中国超越，持续增发美元，而后爆发了通货膨胀，从去年开始又不得不持续的加息（遏制通胀）。
从全球来看，美联储迅猛的加息步伐，又一次掀起了美元周期风暴，那些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以及自身经济条件较差的国家再次陷入危机，尤其是内循环体系没有做起来的国家，开始陷入新一轮的大危机。
就拿阿根廷来说，不到一年本币贬值了超过50%，为了满足美国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救助要求，阿根内部已经无计可施，国内严重依赖美元债务循环的整个运行体系变得异常紊乱。
新当选的米莱所发布的措施，其实跟当年拉美国家（也包括当时的阿根廷）解决债务危机的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用更加极端的“外化”方式（包括货币主权的出让），来解决内部问题。这是否符合阿根廷的利益目前还不好说，但确实完全符合美国的期待和要求。
关于阿根廷要做什么，米莱的一段话可以精准概括：“我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专攻经济增长主题，因此我知道如何让经济增长，知道如何创造高质量高薪的就业岗位，我知道如何结束贫穷落后，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如何一劳永逸的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同时我的搭档Victoria Villarruel 是国防安全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这对理想组合，可以解决阿根廷面临的诸多问题，阻止通胀和不安全感，大家最好要意识到，当前的一成不变是无法改变现状的，因为阿根廷需要改变。”
请注意，假设米莱真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以上问题当中的任何一项，比如贫穷、通胀、就业、安全等，我可以这样说，米莱不仅可以获得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十个和平奖，还会获得十个以上由联合国颁发的“人类发展奖”、“终身成就奖”、“科学创新奖”、“政策领导力奖”等等。
其实如果把这类说辞，看成是选举言论，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危机出现，大家总得有个希望才行，哪怕这个希望是假的，也值得一试，万一成真了呢。但问题是，任何美好的目标和想法，都需要具体措施去实现，那我们就来看看米莱目前所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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