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最后的普鲁士人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讲的话题叫中央帝国的第一次统一，是偏历史模型的课题分享。对于秦统一的相关话题或者论述，我的解读视角不完全一样。
今天的中国成型之前，在当时运行的那一套模式，跟我们现在碰到的国际模型，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今天采用的模型，是从过往的历史模型中，来推导出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的公认的公理，但并不是说就一定能够推导出来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这些公理。
现代社会中有两大主流的派系，一派是从威尔逊总统那时候提出来的，靠共同价值观拉帮结伙，用这套来主导国际事务，它既是理念，也是斗争手段。另一派是以基辛格、米尔斯海默这些美国操盘手们提出的军事制衡。
但是军事制衡在过往的历史的长河中一定是生效的吗？并不是的。当下受核恐怖平衡约束，中美俄等主要核大国形成特殊力量格局，相互对峙竞争的同时又必须开展合作，但在过往的历史中并不是。我们在通过过往的历史去推导未来国际社会演变的时候，也可以得出一些其他的结论。
今天分享的话题，是中央之国第一次统一，它代表了在统一之前的一套国际社会模型，不会必然导出军事制衡的结论。
中国春秋战国的最终结局并不是孤例，同时代的欧洲，罗马最终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在近代英属东印度公司最终也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都是霸权压倒军事的最后结局。
我们这一次的切入口是整个中央帝国成型的历史，同样也是霸权最终压倒军事的结论。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么去推翻，至少是部分推翻，像基辛格、萨克斯、米尔斯海默那帮人之前那些结论的呢？
开篇可以从中国的战国时期讲起。整个春秋和战国，在中原大陆上，包括一些边缘板块的各个诸侯国长达数百年的反复较量，最终导出中华帝国为秦所统一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霸权逻辑和军事逻辑始终在互相之间不断地博弈，不断地进行互换。任何国家本身都有扩张的内在原动力。
扩张的原动力无非在于两条，其一在于它财政和经济实力上的扩充，形成正向的循环。在近代和现代形成循环的过程中它需要的是土地、高质量的人口、资源的注入、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爆发等等。
在古代也是类似的逻辑，国家的扩张本质首先第一点是需要满足自身的经济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一点是很少有人提到过的。扩张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人口承载力和土地产出之间的矛盾，古人讲“尽地力之教”，意思就是把土地的产出潜力挖到极致。
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人口也增加了，可土地和资源不够用，这时候国家就必然会产生向外扩张的需求，要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土地、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是第一个核心原动力。
第二个核心原动力是国家本身的不安全感。不光是国家，任何家庭、任何族群都有不安全感，放到国家层面自然也一样。所以当这个国家面对其他同样具有扩张本能的邻国时，必然会被挤压、被摩擦，国家之间的博弈就会因此产生。第一是本身的扩张的需求，第二是本身的安全的需求。
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可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央帝国最终成型，走到最后的是秦国，而不是魏国、齐国或者其他国家？我们既要去看每个国家的内在国情，也需要去理解国家在整个棋盘上博弈和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是否长远。
如果能够穿越到早期的战国，我们去告诉他们，最终战国的结局是秦国会统一天下，没有人会去相信，因为秦国在当时只是边缘国家，这个边缘国家一度在秦穆公称霸之后沉寂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在春秋中后期，晋国一直是挡在秦、楚、齐三个国家对外扩张的十字路口上。秦国想要向东拓展它的影响力，必然绕不开对晋国的撤整。楚国想要北上去争霸中原，它首要的对手就是晋国。齐国想要从山东半岛突围，他也不得不面临晋国的挤压。晋国还扶持吴国，用来牵制消耗楚国，形成长期的霸权制衡，各方势力相互拉扯博弈。
到了战国时期，晋国它本身有六卿制度，早期它是九卿，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之后，只剩下了中行、范氏、智氏、魏、韩、赵这六卿。这六卿最后又通过不断的内战，在晋阳之战之后智氏也最终退出了晋国的执政舞台，剩下的魏、韩、赵三个国家将晋国分得七零八落。魏、韩、赵这三家，后世称为三晋，再加上原来的秦、齐、楚、燕，就形成了后来的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之间的地缘斗争，也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平和，在漫长百年来的争霸过程中，其实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
战国早期，最先称霸的是魏国。先看内政，为什么最早称霸的是魏国？很多人忽略了一点：最早搞变法的，不是秦国，也不是咱们熟知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只是战国变法浪潮里最彻底的一个，最早的是魏国的李悝变法。
李悝变法是历史上第一次推动国家从奴隶制社会，逐步转向封建制、半中央集权体制的变革。它的核心主张是提升农业产量。对应的政策就是“尽地力之教”。土地本身存在土质差异，产出能力各不相同。“尽地力之教”，就是依靠国家政令指导，最大限度挖掘土地的粮食生产潜力。粮食产量提升，才能够供养更多人口。这套政策，主要从耕作技术、农业人力投入等层面着手落地。
同时它出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财政平衡的策略，叫平籴法。什么叫平籴法？我们以前的农业社会有丰年和灾年之说，丰年代表着粮食有盈余，有丰收。灾年比如说遇到黄河发大水，或者遇到雪灾、旱灾等等，这些情况下都会使得农业的产出大量减产，进而导致小农破产，或者人吃不上饭就会成为流民等问题。
平籴法的核心就是让政府成为整个农业生产的平衡器。在丰年的时候，政府会以平价收购粮食，在灾年的时候将粮食以平价转卖给老百姓，来实现打击地方豪强。因为地方豪强会在丰收大量低价收购，然后灾年大量高价售出。
灾年的粮食本身是大量歉收的，但是为了糊口，人会贱卖自己的劳动力，贱卖自己的资产来换取粮食。像地方豪强，不受监管的地主或者地方势力，他们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敛财，现代的说法叫抄底。
李悝变法要规避的就是地方豪强抄底套利的天然冲动。因此对于国家来说，私人经济发达，不代表国家经济繁荣，反过来，私人经济过于强势，有时候对国家反而是种灾难。李悝变法实际上指出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要想稳定，要想人口自然增长，要想国力进行充分的凝聚，就必须打压地方豪强，必须打击地方的分离势力。在这个过程中魏国和其他沿用春秋旧制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它有了基本的财政保障，同时又有了尽地力之教，扩大生产的动机，因此魏国的国力在战国的早期是独步领先的状态。
很少有学者会留意这样一点：在古代社会，除了粮食与土地这两大刚需，还有两样战略必需品，一个是盐，一个是铁。西汉桑弘羊主持朝堂大辩论，留下了《盐铁论》，这场争论，其实是战国盐铁产业发展之后，相关矛盾的延续。早在战国时期，盐铁行业就已经十分发达。像中原的三晋地区，出土了大量铁制兵器与农具。放到今天，石油、大豆、棉花这类属于大宗商品，而在当年，盐和铁就是古代的大宗物资。
盐、铁在魏国当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先说战国早中期魏国的疆域分布，魏国继承了晋国最核心的基本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山西，河东，黄河以东的地区，但是它是宽泛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今天山西的夏县，运城，整个运城盆地一块。当年这些地方的地名分别叫绛、曲沃、焦城这几个名字。这些地方是盐矿和铁矿重要分布的地方。魏国当时称它的盐池叫解池，不同于齐国盛产的海盐，它属于深井盐。
在古代，盐矿的挖掘通常分成三种，一种是刚才讲的河东地区的解池，深井盐；第二种是齐国在滨海地区的海盐，海盐蒸馏；第三种是秦国的陇西地区，在崖壁或者天然的岩石这些地方开采出来的，产量非常少。
早先魏国的发家就是依靠自己的盐和铁，还有表里山河的地理优势。核心根据地运城盆地物产丰厚，除此之外，它在河内一带还有大片优质农耕区。也就是说它粮食、盐、铁的产出都是不缺的，制盐产业十分兴旺，而且当年魏国和韩国的冶铁锻造技术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
李悝对于盐铁的专营虽说没有到达汉代那样，由官方专营的高度，但是他将经营权委托给当地豪强，以征收重税的方式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在他整个基层的征税网络，虽然仍然会有一些宗族或者豪强的封邑做他的阻碍，但是阻力是非常有限的。
有了这些基础，魏国成了战国早期经济上的先发强国，在军力上，吴起为魏国打造出赫赫有名的魏武卒。魏武卒是什么？它是一支脱产的职业化精锐重装部队。根据史料记载，魏武卒选拔标准极其严苛：士兵要身披三重铠甲，配备戈矛、强弩箭矢，腰佩短剑，还要携带够三天干粮。全副武装之后，要在半天之内行军百里，行军结束，还要立刻投入战斗。
魏武卒区别于春秋时代，春秋时代当兵只能是贵族或者有身份的自由民，但是魏武卒第一次把选拔范围扩大到平民和奴隶。也就是说只要有本事，能够练习骑射，李悝甚至说射箭射得好的人可以免罪，可以将功折罪，这大大地提升了魏国本土市民之间的尚武风气。
魏武卒也是最早的常备军和常备精锐部队，虽然不如秦国彻底，但是在这种变革之下，魏国早期的经济实力和战斗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魏文侯用这支部队，西向攻秦，南下攻楚，然后向北又收复了整个中山国，属于四面出击的态势。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地处中央，不可避免会存在四面八方到底以谁为邻，以谁为友，以谁为敌，应该
